王沪宁的人生成败

作者:张杰(法学博士)

王沪宁的人生成功吗?有人说,当然成功,不仅成功,而且是非常成功。他作为三代帝王师进入了中共政治局常委,位居中共领导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不就是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吗?多少知识分子希望达到王沪宁的地位,他们挂着什么学会会长、副会长的头衔,招收官员当弟子,希望谋得一次给政治局常委讲课的机会,最终有一天得到最高领导人的赏识,成为帝王师。但他们都没做到,只有王沪宁做到了。

但也有人说王沪宁是失败的人生,而且未来命运很悲惨。因为习近平执政以来,通过反腐败、军队整编和设立各种政府领导小组集中了军权和政府权力,成为了中共建政以来名义上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但十九大后,中共政局迅速衰败,国内经济凋敝、民生艰难,失业潮蜂拥而至。港版国安法威吓下的香港,“一国两制”名存实亡,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摇摇欲坠。台湾已成为中国民主灯塔,新冠疫情防治领先世界。8月4日,白宫宣布将派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率团到访台湾。这是1979年台美断交以来访台的最高层级官员。中国国际关系恶化,中美全面对抗,新冷战已箭在弦上。可以说,目前是八九六四以来内政外交全面告急的时期。王沪宁为习近平量身定做的红色帝国正在走向破产。一旦习近平的楼塌了,王沪宁也难逃被清算的命运。王沪宁的人生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下面,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王沪宁在后极权主义时代取得了成功

王沪宁1955年10月出生于上海,祖籍山东掖县。王勤奋好学。1978年,王沪宁作为首批参与高考复考生,以优异成绩跳过了本科学习,直接被复旦大学录取为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名师陈其人教授。

王沪宁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年仅30多岁的王沪宁,先后成为国际政治系系主任及法学院院长。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王沪宁带领的复旦大学辩论队,赢得一系列国际辩论赛事。这些比赛获国内电视播出,上百万观众收看,令王本已十分可观的名声再下一城,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上值得关注的知识分子之一。

随着王沪宁的名声不断提升,他获得上海主要领导人吴邦国和曾庆红的青睐。他们将王沪宁介绍给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1995年40岁的王沪宁进入政界。王被调到北京的第一个职位是中共党内智库机构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后升任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后被提拔进入党内掌握重权的中央书记处,为胡锦涛服务十年,中共十八大后,王沪宁转而效忠于习近平。2017年10月,王沪宁在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以在新一届七常委中排名第五出场。王随后接替刘云山,掌管中共意识形态、宣传等。

王沪宁在中南海为三代领导人编制治国方略,如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的中国梦。王沪宁的成功在于他能为当权者出谋划策,并会用把控得到位的语言,为当权者精心包装。王沪宁为人谨言慎行,行事低调,察言观色、揣度上意,不张狂,只出主意,不拿主意。王沪宁三朝不倒,他虽出自江派,但并不执着于派系。从王沪宁三代帝王师的经历来看,我们不得不说他是一个政治奇迹。

第二,王沪宁的新权威思想独占鳌头

王沪宁与当今众多犬儒知识分子不同,他的确有一套自己的治国理政思路。20世纪80年代末,王沪宁因为倡导“新威权主义”而获得了关注。他认为,像中国这样又大又穷的国家,需要一个铁腕来推动现代化发展,然后才能考虑转变成一个民主国家。王沪宁在1988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一个开明的独裁政府能“高效分配社会资源”,“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复旦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王沪宁曾经的学生任晓说:“他支持现代化,认为中国需要强大的政治领导力。”

早在萧功秦以及吴稼祥等人新权威主义代表人物为人所知之前,王沪宁针对邓小平对新加坡威权模式的欣赏,随即写出一份内部报告,力陈“新权威”对中国改革的重要性。过后不久,邓小平曾经对香港客人讲过“我是欣赏新权威的,新加坡搞得不错。”之类的话,不少人都认为邓小平“显然是受了王沪宁文章的蛊惑”。

1991年王沪宁在《美国反对美国》一书中指出:“美国的体制,总体来说建筑在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基础上,但它正明显地输给一个集体主义、忘我主义和权威主义的体制。”他似乎毫不怀疑地认为,中国的集体权威体制将战胜美国民主体制。从王沪宁的学术思想,我们看到了孟德斯鸠的“环境、气候和地缘决定论”、布丹的“国家君主绝对主权思想”、孔德的“秩序和进步”以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对他的影响。

可以说,王沪宁的成功并没有超出时势造英雄的模式,没有中共后极权主义时代也就没有王沪宁新权威主义的用武之地。

第三,王沪宁正在走向失败

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是后极权主义时代,其特征上与权威主义具有较多相似性,王沪宁的新权威主义是能够游刃有余的。而后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在统治的方式上有所不同。这就决定了王沪宁的政治主张仍有用武之地。但有一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新权威主义是拥护宪政民主的,只是实现的路径上主张强人政治而已。但极权主义是反对宪政民主,是反人类、反文明和反法治的。这就决定了王沪宁要么出局,要么输诚,由新权威主义升级换代为极权主义。习近平八年的政治经历表明,王沪宁已经成为了习近平极权主义的理论设计师。

我们透过王沪宁为习近平编制的美好和雄心勃勃的话语,结合中共执政70年的历史以及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政策就能看懂习近平的新时代。习近平的中国梦就是要既实现国家富强,同时又保持一党长期排他性执政的混合梦,就是要在建党100年时画圆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一个完美圆圈。为实现这个超级中国梦,它大力宣扬反宪政反普世价值,重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旋律”,打通毛泽东统治的三十年、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三十年。简单说,习近平的新时代就是一个党(中共)、一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核心(核心)、一个思想(习近平思想)、一个统治(党领导一切)和一个目的(确保红色江山),所以习近平的新时代实质就是新极权主义时代。因为它符合极权主义的内在逻辑和基本特征,即乌托邦意识形态;领袖崇拜;党国一体,全面控制;恐怖;持续的政治运动;反文明、反制度和反人性。

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与毛泽东的极权主义同样是想挽救中共,同样有引领世界的雄心,但习近平并非要消灭私有制,也不愿打碎现有的官僚体制,更不敢动员底层群众造反,而是通过反腐的名义,以斯大林党内清洗的方式清除异己。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是中国历经四十年改革开放后最严重的政治倒退,它不仅违背中国人民的意愿而且会严重背离世界政治文明的潮流。中国人民要进入的新时代是另一个新时代,即民主宪政时代,也要划一个完美的圈,那就是实现中国百年未圆的民主共和梦。正如《零八宪章》所言:“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

王沪宁未来的命运会如何呢?陈伯达的命运或许就是王沪宁未来的宿命。王沪宁和陈伯达同为上海人,同为政治理论家,但就个人的成就而言,两人各有千秋。王沪宁为三代帝王师,陈伯达是中共理论造诣最高的理论家。1943年,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陶希圣代为起草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花了三天三夜,写出了《评蒋介石先生〈中国之命运〉》一文。全文对《中国之命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中共建政后他又写下了《论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参与起草了《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论十大关系》。周恩来评价说:陈伯达是“我们党的最好的理论家”。1966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毛泽东让他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毛泽东、林彪之后,位于康生之前。1970年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他失势并失去人身自由。1972年7月,陈伯达被打倒。文革结束后,1981年,陈伯达被中共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王沪宁本是一位有才华的政治学者,希望用自己的学术贡献国家,从而成就自己的功名。他为江泽民、胡锦涛打造了后极权主义时代的政治理论,奠定了自己帝王师的地位。但习近平时代是从后极权主义向极权主义回归的时代,王沪宁如果能够及时退出江湖,尚可明哲保身。但王沪宁无法控制自己对权力、地位的追逐,他义无反顾地登上了习近平极权主义战车,将自己与习近平红色帝国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他为习近平编织了中国梦、两个一百年、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产党绝对领导等新极权主义理论,并营造习近平个人崇拜氛围,打击自由言论和宗教自由,成为了中共红色帝国的戈培尔。但习近平的红色帝国注定是走不通的,因为它背离了历史潮流和中国人民的意愿。事实上,尽管王沪宁编织的“厉害国”花环夺人眼目,但中国人并不接受。王沪宁的命运已经注定,他将是习近平极权主义的替罪羊,陈伯达的命运正在不远将来等待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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