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工宣队进驻复旦大学

作者:周义澄

【编者按】文革时期毛泽东派遣工宣队表面是为了平息校园里的派系武斗,更深层则是愚民化的“教育革命”。本文作者亲历了工宣队进驻复旦的过程,揭露了工宣队蔑视知识、侮辱知识分子的文革风气,同时从普通学生眼中来看他们不过是一群没有文化的朴实工人,而非乱打乱杀的暴民。其实工宣队因其文化素质低,不过是毛泽东实行个人独裁的趁手工具。

        1968年,是我们复旦大学新闻系1963年入学同学在校的最后一年,这是一个多事之年。1月各派大联合学校革委会成立;4月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硝烟弥漫;之后清理阶级队伍,揪出校革会召集人“反革命变色龙”胡守钧,未料“孙悟空”七十二变竟然逃出五指山;8月工宣队进驻校园,旧貌换新颜。此时同学中派别斗争动力消失,革命意志衰退。保守派同学文革开始就站错队,犯下路线错误不可逆转;造反派同学不幸两次陷入炮打中央文革的陷阱,失足成千古恨。全班同学没有一个屁股是干净的。在南下温州西进重庆建立新功以后,大家都只想早点毕业,日夜盼望“4850部队”(当时大学毕业上海地区的月工资是48.50元,姚文元在一次座谈会上专门提到4850)。年底我们毕业离开母校。

工宣队大军压境

        在全国大多数省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后,伟大领袖展示了新的战略部署:向大学派驻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长期武斗的清华大学首当其冲,7月26日,来自六十多个工厂的三万工人大军压境,浩浩荡荡开进清华园,以五死七百伤的代价接管了学校。一个月后,工宣队分头进驻上海二十八所高校。由上钢一厂,江南造船厂等九大工厂一千多名工人组成的工宣队开进复旦。工宣队参照军队编制,学校称团,各系为连,进驻新闻系的工人来自因8月4日文攻武卫而名扬全国的上海柴油机厂。上海师院对工宣队公开抵制,复旦却笑脸相迎,工宣队张扣发团长,军宣团方耀华政委,校革会召集人赵基会在欢迎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九五抄家革命行动

        复旦没有枪支弹药大刀长矛,看不到武斗工事,但是有两次“炮打”的历史旧账。工宣队进驻后的第一项革命行动就是搜查黑材料。9月4日上海师院工宣队首开对学生宿舍强力搜查,果然搜出炮打遗留的传单及武斗工具。

        第二天市革会文教系统负责人王秀珍坐镇复旦。各系各年级同学在宿舍楼走廊排队集合,工宣队宣布行动目标纪律,要求同学将武器黑材料主动交出。那时我们住七号楼,八个同学居住一寝室,每人有一个书桌抽屉和一个靠墙柜子。同学把各自的柜子抽屉打开,凡是日记笔记之类都要让工宣队员一一翻阅。好在同学都是经历多年风雨的“老运动员”了,没有傻瓜把敏感文字留在集体宿舍之内。

        我喜欢照相。四一二“炮打”那天带了一架135相机,在“南京路”偷拍了整整一胶卷。事后风云突变,胶卷一直不敢冲洗出来,最后不得不忍痛毁掉。还有就是与朋友一起翻拍印制过伟大领袖和江青的生活照,有几张不乏韵味,对此中央明令严禁复制以“防扩散”,好在工宣队进驻前我们已经将这些危险品处理掉了。

        那时复课闹革命断断续续,摄影课深受欢迎。大家拍拍照片,进进暗房,悠哉悠哉。我是班级摄影课代表,负责保管出借照相机,分发胶卷、印相放大纸等。我还跟着摄影老师郑北渭先生做过彩色照片。九五行动那天在工宣队员的监督下我很不情愿地打开了柜子,里面竟然有三架照相机:康泰克斯120,莱卡135,基辅大后开盖135。两位年轻工宣队员眼睛顿时发亮,命我将相机缴出,对他们说来这一重大战果似乎从天而降。我说这些贵重物品是公家财产,本人负责保管,系里登记在册,不能说缴就缴。相持之下叫来工宣连长曹正权。曹师傅面和目善,让经手人清楚写下从摄影课代表手中收到教学使用的照相机什么型号多少架之收条,签字移交。第二天,上海其余二十六所高校工宣队对学生宿舍统一搜查,据说展览会成果辉煌。

张团长读白字

        校园的广播喇叭经常彻夜不休,时时传出团长张扣发的激昂声音。军宣队方政委比较低调。一天凌晨又传来特大喜讯,伟大导师接见工人代表。张团长满怀激情转播实况,说英明领袖神采栾栾满脸红光,工人高呼万岁热泪盈眶。他把“神采奕奕”读成了“神采栾栾”。那个年代读白字一点也不稀奇。前面提到的王秀珍原是国棉三十厂技术员,工总司造反女将,王洪文的亲密战友,后来官至市革会副主任、市委副书记,人大常委及中央委员。此人曾经在全市大会上把“因陋就简”读成“因丙就简”。中国汉字结构复杂,读其一半推及全体是识字捷径之一。张团长读错也不无道理,他肯定对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耳熟能详,栾平栾副官的栾字记得太牢,而且“栾”与“奕”字的面孔长得也实在太像。

抗大学习班与曹先生之死

        那时在新闻系,工人阶级成了批判修正主义新闻路线的主力军,学生老师跟在后面起哄。我们新三年级还成立过”砸烂新闻系”行动队。新四年级“立新功”战斗队全力批判反动学生的反动小说“天涯归来”。十月初,本年级别开生面的“抗大学习班”开学,全班同学卷起铺盖搬到200号楼上打地铺。我一直不懂为什么睡地板就成了“抗大”,还向工宣队建议说最好在校园内挖一排窑洞。学习班听上去很搞笑,其实挺悲惨,因为它造成了曹亨闻教授的冤死。复旦有一批学术上有名气的教授,依据高贵者最愚蠢的逻辑,工宣队将他们当作大批判的活靶子。当时校园流行的说法是数学系苏步青、谷超豪“狗屁不通”,历史系周谷城“高官显爵”,经济系蒋学模是“骗子经济学”,生物系谈家桢遗传学“大出洋相”,哲学系严北溟窃据讲台,新闻系曹亨闻则是“草包”一个。曹先生被勒令参加抗大学习班,实际上是隔离审查,没几天,先生“悬梁自尽”,终年五十八岁。呜呼,退一万步说,就算先生真是草包,也罪不至死呀。新闻系虽小,冤魂倒有好几条,包括被迫致死的陶凤姣老师和伍必熙老师。

罗店战三秋  见识“臭老九”

        在历年来铺天盖地的宣传中,在工宣队员的先入之见中,大学生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修正主义苗子。这一年10月底至11月初,在工宣队带领下,复旦师生开赴宝山县罗店公社战三秋。刚进复旦时我们班级曾经在这里参加过四清运动,这次重返故地,没有回到当年所在的天平大队,而是到离罗店镇较近的金星大队参加劳动。几天下来,工宣队员对我们这帮子同学刮目相看。我班三十名同学来自全国八省一市,不少人本是农村出身,不畏劳苦,熟悉农活;即便像我这种在上海长大,家庭出身灰不溜秋的,也参加过罗店龙华两轮四清,与贫下中农一起在风霜雨雪饥寒交迫中摸爬滚打。相比之下,那些城市工人对农民农村农业却很陌生,在扁担面前出尽洋相。几位年轻力壮的工宣队员曾经是奔赴淮南煤矿抓革命促生产的英雄,在矿井底下单手可以举起几十公斤重的风镐,满身肌肉就是肩膀不敢碰扁担,挑担时试图用双手支撑扁担,缩头缩脑样子好笑。

        工宣队员大多心地善良朴素真诚,相信眼见为实。看到我们这些学生挑着担子与农民一样行走在田间陌上,他们终于认清了这一代大学生的真实面貌。曹师傅和王雅芝女师傅私下对我们说,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批大学生做农活这么像样。外号“小老虎”的青年工宣队员胡文虎,路子粗,讲义气,不买账,有点吊儿郎当的典型的上海青工,竖起大拇指对我说“小胖,把摊子讲(上海俚语,意思是老实说),服贴。”

毕业分配:一碗水端平

        这一年最后一件大事是落实毕业分配方案,系里三结合毕业分配领导小组实际上由工宣队主事。来自上海柴油机厂的师傅们对本厂“东方红”与“联司”两派的历史恩怨刻骨铭心,他们说对保守造反两派同学要“一碗水端平”。从办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学习班,到毕业鉴定直至公布分配方案,整个流程中没有派别歧视。我们班级同学虽然在文革中分成两派,有时剑拔弩张,但无论河东河西,城头变幻,都没有弄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关键时刻还惺惺相惜。毕业分配结果大致公平,造反派一人去内蒙,保守派一人赴新疆。据说原本是要把我发配去新疆的,朱华布主动向工宣队提出要求去新疆,于是我被换下留上海;我们两人一生的轨迹就此全部改变,留下一个永远铭记在心的故事。

      几个月朝夕相处,原本各怀戒心的工人师傅与同学之间多了几分真情,有的还成了好朋友。老师傅对学生像家长对子女一样关切。我们班级有五个同学分配到崇明农村插队劳动,整个复旦奔赴崇明的有好几十个。此年年底,工宣队专门派人伴送我们到崇明岛,刚刚跨出校门面对黄土一片迷茫的我们,心中掠过一丝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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