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共官员的自杀

 作者:张杰(法学博士)

8月16日晚间,年仅58岁的中国铁道设建筑集团董事长陈奋健坠楼身亡。知情人士指,陈奋健是从北京德胜门附近的新桥饭店17楼跳下身亡的。

 中铁建在2020年《财富》“世界500大”中,排名第54位,在2019年“全球250家最大承包商”,中铁建排名第3位。陈奋健2018年7月调至中铁建任职前,他是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总经理。中交建集团2019年在央企中排名第18。

 中国铁建官网上,关于陈奋健的最后的一条工作动态,是8月13日他赴雄安新区会见河北省相关官员。

6月24日至8月15日,国资委党委第二巡视组入驻中铁建。陈奋健是在巡视组结束工作的第二天跳楼的。在6月24日的巡视动员会上,陈奋健还作了报告,他说:“要主动配合服务,加强沟通衔接,坚决服从巡视安排,全力保障巡视工作顺利开展。要严守纪律规矩,坚持以上率下,真实反映情况,自觉接受巡视监督”。

知情人士称,8月13日巡视结论已经做出,完全没有涉及陈奋健的问题。

 据统计,自2012-2019年7年间,中共就有超过260位政商高官非自然死亡。

 2014年1月4日,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白中仁在家中坠亡。2015年至2016年,多名中共证券业老总与地方国企董事长以坠楼等方式自杀,包括国信证券执行长陈鸿桥、长江证券董事长杨泽柱,以及“东北特钢”集团董事长杨华等。2018年7月,海航集团董事长王健,在赴法国进行公务考察期间,离奇地从14公尺高墙跌落坠亡。2018年10月20日,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在其澳门住所堕楼身亡。11月6日,官媒《人民日报》附属刊物《新闻战线》前总编辑胡欣被发现于报社36号大楼堕楼身亡。随后在同年12月,国企“中海发展航运有限公司”总经理贾利宾,在台北王朝大酒店跳楼身亡。2019年8月25日,深圳市水务局办公室主任操敬德堕楼身亡。2020年7月,湖北荆门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廖明国在老市委大院坠楼身亡。

 有段子说,现在老百姓都不敢在政府大院附近行走,因为说不定市长、书记大人就会呼啸而下。这些官员平时胡吃海喝,大都肥胖,身体沉重,砸到谁谁亡。你想行人大都升斗小民也没贪腐,却要与贪官携手走完生命旅程,这事谁愿意干啊。

 为什么中共官员自杀成风,视死如归呢?当今中共的官员少有因贪腐而被判处死刑,那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官员选择自杀呢?评论人士谭刚强认为,中国的贪污是制度现象,只要这种制度存在,贪污就不会终结,而自杀只让案件无法追查。如果真的调查,像陈奋健这样级别的官员,没有一个是清白的。首先是制度的问题,这个制度对每一个有权力者来说,都可以腐败。没有约束力,所以任何人坐到那一个位置,都可以贪污。但这话也不绝对,个别官员自杀就很悲壮,很有正义感,如四川省万源市原市委书记王成军在跳楼前就赋诗一首《别万源》:“挥手别万源,步履多蹒跚。回首望乡亲,未语泪满眼。山高地瘠薄,成事何其艰。诸君力拼尽,事倍乃成半。莫道十年苦,为民苦也甘。从今夜夜思,梦里是巴山。”这哪里是自杀,简直就是从容就义。

 有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中共官员自杀的行为,如经济学家汪丁丁认为“自杀的成本是继续生命所值的全部;活得太痛苦就会想到自杀。”也就是说,自杀行为的产生,是因为行为人觉得继续活着的成本太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认为,官员自杀是一种出于理性的选择。贪官自杀的收益至少包括三方面:一,消除罪证,保护同僚;二,保护家属的部分既得利益;三,免受刑讯逼供或被他人栽赃被迫认罪。

 我对中国贪官自杀现象也曾进行过思考,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绝望。根据中共的潜规则,一旦查处,政治生命终结,以前的努力和业绩都化为青烟。中共没有公正的司法,不可能通过司法维护权利。绝望导致官员万念俱空,如其苟活不如一死百了。

 二是刑讯逼供和被羞辱。中纪委、监察委高效办案的真经就是刑讯逼供。2013年,原湖北黄梅县地震局长钱国良因经济问题于4月8日被黄梅县纪委“双规”,6月19日死亡。官方报道中,他的死因是呼吸衰竭,然而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死者图片显示,钱身体枯瘦,身上布满了擦伤和割伤。原河南三门峡市法院官员贾九翔被“双规”11天后死亡,官方说法是心脏病突发,但其家人称贾的尸体肿胀瘀紫。除了刑讯逼供外,中共对贪腐官员还采取电视认罪的方式羞辱。中共的潜规则就是,官员在位时纵容其腐败,一旦查处就下死手,置于死地而后快。落马官员的命运比普通民众悲惨得多。

 三是保护同伙和利益相关人的既得利益。自杀导致证据链断裂,案件调查终止。对于尚未落马的官员无异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你保护同伙也就变相地保护了利益相关人的既得利益。不自杀,只可能鸡飞蛋打。

 四是中共变相鼓励官员自杀。中共本身就是一个黑社会,既然入伙,就要守道上规矩。对于一些涉及高层官员的贪腐,办案人员会暗示被审查官员最好自我了结。

 现在,我们还是回到陈奋健死因上。既然巡视组报告根本没有涉及到陈奋健,他为什么要自杀呢?有人说,曾经有中纪委官员就中交建集团的事找陈奋健谈过话,但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有大的贪腐问题。为什么他还要自杀呢?中国官员自杀除了贪腐和抑郁症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没有被社会关注,那就是恐惧而产生的心理变态,即被迫害妄想。举个例子吧。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童书业,1955年肃反运动时,被父亲的妾诬告“一夜之间杀了一千个共产党员”。这本来就是很荒唐的控告,但在那个风声鹤唳的时代,童书业很恐惧,以致出现了神经症状。他一度向学校递交请求书,承认自己为反革命,要求将自己管制起来。后来,他听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又忧心如焚,无法自制,找到校领导说:“他们来了,首先要抓住我,用枪口对准我的胸口,要我带他们去搜捕共产党员。你知道我是胆小的、怕死的,我不能不带他们来抓你。但我和你约好,当我到你窗口时我拼命咳嗽,你听到咳嗽声,马上躲起来就是了。”被迫害妄想症不是抑郁症,而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

在习近平以反腐清洗政治对手的形势下,没有一个官员是安全的,他们长期处于恐惧之中,不知道哪天会祸从天降。现今中国已经演变为一个法西斯警察国家。中纪委、监察委官员被赋予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官员进行监听、监视、恐吓、逮捕、暗杀。官员们会因为种种意想不到的原因,被列入了黑名单,灾难随时都有可能降临。每个官员都无法肯定早上走出家门,晚上是否还能平安回来,所有人都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天长日久,恐惧就变成了被迫害妄想。这个现象在斯大林时代很普遍。

斯大林大清洗时期是苏联历史上最恐怖的一个时代,也是最恐惧的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风声鹤唳,官员人人自危,对汽车声、门铃声、电梯声和楼梯声充满了近乎病态的恐惧。许多住在高楼上的官员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在二战时曾任驻美大使、后任外交部副部长的苏联外交家季维诺夫,从1937年起直到1952年病故前,“经常把左轮手枪放在床边的小桌上,如果深夜听到铃响,他就不再等待以后的事了……” 肖斯塔科维奇是苏联最负盛名的音乐家,晚年他曾对友人伏尔科夫说:“等待枪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

今天中国官员几乎都因恐惧而精神高度紧张,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在长期的政治高压下,官员的心理会出现变异,即使没有贪腐,也会认为自己十恶不赦。我认为,陈奋健很有可能是因恐惧而被吓死的,演绎了一起极权政治下的乌龙事件。现在我们推演一下:

国资委的巡视和中纪委的约谈使陈奋健魂飞魄散,惶惶不可终日。他觉得官场无常,朝为人上人,暮为阶下囚。陈奋健在中共体制内混迹多年,受贿行贿的事也没少干,抱怨习近平和中央的话也没少说。巡视组的到来和中纪委约谈使一直高度紧张的陈奋健顿时精神崩溃,认为老大果然动手了。他一想到可能遭遇的刑讯逼供和电视认罪,不觉万念俱空,如其声败名裂,不如一死百了。于是,他想起年轻时看过的日本电影《追捕》中的杜邱的片段:你看,多么蓝的天啊。一直走下去,别往两边看,你就会融化在蓝天里。于是,陈奋健也就融化在蓝天里了,从此远离了那个令他彻夜难眠的黑帮,再也没有恐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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