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体制恰是科技创新的障碍

作者:张杰

从9月15日零时起,美国对华为的制裁令正式生效。截至目前,华为高度依赖的日本、韩国、台湾大型半导体厂商已相继宣布从即日起停止向华为供货。根据美国商务部8月份发布的最新制裁令,外国企业如果使用美国的技术和设备,在向华为供货之前必须取得美国的许可。美国频频对中国高科技华为公司“卡脖子”,中国竟无能为力,一筹莫展。在一枚小小的芯片面前,“厉害国”可谓丢尽了脸。

9月16日,在国家新闻办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称,中科院实施“率先行动”计划科技攻关,2018年启动了超算系统、网络安全、潜航器3个专项,2019年启动了处理器芯片与基础软件、电磁测量、仿生合成橡胶、高端轴承、多语音多语种技术5个专项。未来十年,中科院将按照美国的高科技“卡脖子”的清单设立科研目标,与承担重大任务的科研单位和个人签署军令状。

习近平在最新一期党刊“求是”发表文章说,重大科技成果是国之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集中力量展开核心技术的攻关。中科院院长白春礼显然是积极响应习近平科技攻关号召。通过举国体制来实现高科技创新,突破美国的科技封锁。举国体制我们不陌生,无非就是全国一盘棋,设立目标,层层落实,最终与具体科研人员签订军令状,限期完成。举国体制,习近平很熟悉,也符合他的性格。他有句名言:这事不干也得干,干不好提头来见。但问题是举国体制统治老百姓可以,用于科技创新管用吗?

有朋友说,前苏联不就是举国体制,一样宇航员登上了月球;毛泽东时代不也整出了原子弹和氢弹吗?这话不假,但就科研的整体实力而言,当时的苏联和中国与美国都有很大的距离,并最终苏联解体,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习近平再次祭出举国体制管用吗?我的答案也很简单,就是三个字“瞎折腾”。何以见得,各位且听我细细道来。

第一,为什么中国出不了马斯克?

清华大学的胡鞍钢教授是中国的一个活宝。原因不是因为这哥们有什么绝活,而是胆子大,敢吹。胡教授宣称: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已经分别于2013年,2015年和2012年,“完成了对美国的超越”;“到2016年,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分别相当于美国的1.15倍、1.31倍和1.36倍,居世界第一。厉害国真的如此强大吗?结果大家都知道,否则白春礼院长也不需要面对美国“卡脖子”立军令状了。荣剑先生指出:在士风日下、学林腐朽的当下,并非是个别教授在大肆作伪,大学里附炎趋势之徒比比皆是,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广泛出现?除了教授们的人品、学识和道德需要追问之外,是不是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病态的人格,残缺的精神,迷乱的思想,需要做社会病理学分析,胡教授可以作为一个标本。

美国科技奇人马斯克也爱吹牛,但吹一个成一个。2020年5月30日,人类历史上首个商业载人航天飞船——SpaceXDM-2龙飞船,在美国弗洛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成功。2019年5月24日,SpaceX第一次利用一个航天火箭一次性把60颗卫星发射升空。马斯克此前在推特上披露,这次载荷达18.5吨。2018年马斯克将一辆红色特斯拉敞篷跑车送入太空,它以每小时10.7万公里的车速,飞驰在长达9.4亿公里的环型跑道上,旅程将长达10亿年。

中国的举国体制能够产生马斯克吗?我们先了解一下马斯克就清楚了。第一,马斯克是一个不按规矩出牌的人。他出生于南非,从小痴迷科学编程,后来移民美国,24岁从斯坦福大学辍学创业。第二,马斯克生活作风不太好,有过二任妻子,5个孩子。第三,马斯克疯狂、爱折腾。马斯克干过四个行业,包括金融、能源、汽车以及航空航天,这些领域完全不搭界。第四,马斯克不切实际,爱夸夸其谈。第五,马斯克屡败屡战。2006年3月,马斯克的“猎鹰1号”发射失败。一年后,第二次发射,再次失败。2008年8月,SpaceX进行第三次发射,再次失败了。到第四次终于成功了。

马斯克的前妻对马斯克看的很准,她说:极致的成功需要极致的个性。这些人常常是怪胎或者与社会格格不入,他们总是强迫自己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去体验这个世界。他们的思维方式不同常人,他们总能以全新的角度看待事物,找到具有洞见的创意。但是,人们常常认为他们是疯子。

马斯克在中国是活不下去的,因为他独特、狂傲的个性不会被社会包容;他的科技开发得不到政府和金融界的支持;SpaceX是民营企业,不可能进入高度垄断的航空业;马斯克也根本不会去讨好官员或去行贿找靠山;更不可能去学习什么习近平思想和服从党的领导。像马斯克这样桀骜不驯和有生活作风问题的人,在扫黑除恶运动中可能就会有麻烦,一个地区完不成扫黑指标,说不定就拿马斯克凑数,结果马斯克还没发射火箭,就提前玩玩了。中国的企业家从来都不缺雄心,也不缺想象力和行动力,缺的只是自由、法治和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当然有很多在智商、个性、创新力方面强过马斯克的,但他们就像种子一样,可惜落到了一个缺少自由和宽容的土壤上。

胡鞍钢的吹牛学术,科学家钱学森也干过,并且牛吹得也很响亮。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的浮夸报道,并将之称为“放出第一颗亩产卫星”。6月12日又放出第二颗卫星,声称实现小麦亩产 3520斤。这样的产量是明显违背常识的,但四天之后,钱学森就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科普文章为“亩产卫星”提供了“科学依据”:文章说“土地所能供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经过1958年的农业实践,“亩产万斤粮”的梦幻基本破灭,到1959年初春,大跃进的势头已有所减弱。钱学森仍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1959年第5期)重申高产量的理论可能性。“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钱学森的牛皮连农民出身的毛泽东都信了,天天睡不着,担心粮食多了没地方放。结果1959年-1961年三年大饥荒饿死了3600万人。马斯克吹牛成了英雄,钱学森吹牛成了泰斗,胡鞍钢吹牛成了标本,同人不同命啊。

第二,极权制度扼杀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

中国举国体制的基础是极权主义制度,它的特征是一个政党(共产党)、一个领袖(习近平)和一个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它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容忍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

去年以来,中国大学纷纷改修章程,将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内容删除,添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文字。如复旦大学原章程序言规定:学校的办学理念是其校歌所传颂的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强调学术的价值在于探究真理,守护文明,正谊明道,不计其功。在修改后的章程序言中,思想自由被删除,学术独立也被模糊化。章程序言第三段被修改为:学校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始终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失去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中国大学已经沦为中共党校。

百年前,蔡元培先生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陈寅恪先生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现如今已沦落为党校的中国大学,如何还能实现思想自由、人格独立和兼容并包?在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民主制度的大学校园里,智慧的光辉不再闪烁,我们所感受到的只不过是万马齐喑和一潭死水。为什么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大学,但却没有对世界文明作出卓越贡献的学者?其原因不就是中国大学的行政化、官僚化,再加上党化教育,导致大学失去了灵魂吗?没有独立精神和学术自由,如何培养优秀人才?不取消中共的意识形态控制,中国就不会有创新能力,不会有希望。有学者指出,大学本是学生人格成熟、价值观完善、发掘兴趣、增强判断力的阶段。这样一个成长阶段,与一个百家争鸣、可以自由交流思想理性辩论的环境应该鱼水相容。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大学应该是将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深深植入人们心中,培养出以后可以用思维和言论推动社会进步人才的场所。但今天的中国正在走向一条与世界文明截然相反的道路。中国大学已死,中国科学院作为科学研究机构有如何能幸免于难呢?连登陆西方科学网站都需要翻墙的科研人员又如何能创新呢?

历史学者章立凡先生曾说,大学要办成党校,不如干脆取消。大学精神本来来自西方,包括马克思主义现象也源于大学精神,就是创造、批评和社会关怀精神。中世纪以来,大学就是不受干预的、是自治的。大学的批判精神就是批判不科学性和建立科学体系。党化干预与大学精神和宗旨背道而驰。中共恐惧失去政权,失去青年,所以从大学入手。它一方面强调几个自信一方面却强调西方渗透,其实就是在不自信中制造敌人,陷入病态的“敌对势力”思维;对于世界上没人信的共产主义,中共仍然坚持。这种精卫填海式的傻鸟做法只能说“精神可嘉”。思想的一元化就是不允许独立思考,党永远代表“伟光正”,其结果是制造精神分裂和双重人格,让被统治者明知不对却必须为了利益而表面服从;同时也制造庸才、奴才和蠢材。

现在,我们简要总结一下。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科技封锁,中国正确的做法是抛弃极权主义路线,实施宪政民主,融入世界现代文明,消除西方国家的顾虑。为什么美国不断军售高科技武器给台湾,为什么高科技不卡台湾的脖子?即使中国要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也应该鼓励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开放互联网。举国体制不是不可能进行科技创新,但这是饮鸩止渴式的科技创造,不可能持续。军令状对科技人员的巨大压力不可能压出科技创新,只能将科技人员逼成骗子,制造出假创新,或者逼成抑郁症患者。举国体制对于统治人民威力强大,但对于高科技创新就是胡闹和瞎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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