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企业是怎样被消灭的?

作者:张杰

1949年以前,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民营企业消亡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原因,如经营不善,严重亏损,倒闭破产。1949年后,中国改朝换代,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民营企业被消灭的原因主要是政治原因。毛泽东要搞公有制,要灭私有制,自然民营企业无法生存。于是,中国就出现了第一次消灭民营企业的运动,这就是五十年代的公私合营。

据统计,1949年中国私营工业企业有12.3万家,生产总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3%。从1953年开始,中国开始在一些民营企业中强行入股,就是加入“公共股份”,并且派出干部以官方代表的身份管理企业。1954年9月2日,政务院通过了《公私合营暂行条例》,1955年下半年,大中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趋势。1956年初,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公私合营”采取所谓赎买的方式,后又改成“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资本家除享有定息外,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1966年9月,政府停止发放定息,公私合营企业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1950年6月,红色资本家中国船王卢作孚曾率100多条船从香港回归大陆,满怀激情要建设“新中国”,并与政府签订了公私合营协议。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其养子在大庭广众下“检举揭发”卢如何“拉拢腐蚀国家干部”的“犯罪行为”。卢作孚于1952年2月8日悲愤自杀。“大康药房”老板、年仅29岁的王康年被以虚假的“贩卖假药、骗取志愿军购药巨款”罪名枪决。上海“冠生园”品牌创立者冼冠生跳楼身亡。当年上海市长陈毅每晚都要听取秘书汇报,总要悠闲地问上一句:“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啊?”意思是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了。至此,中国民营企业就被消灭干净。

1976年9月9日,将中国人折腾得九死一生的毛泽东终于死了。劫后余生的中国人开始了自救,他们要活下去,吃饱饭。中国人的求生直接催生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被斩草除根的民营企业又开始死灰复燃。从个体户,到万元户,再到民营企业。与此同时,中国的红二代开始在中国跑马圈地。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在优厚的招商引资下,大量境外资本涌入,或独资、或合资,以不同的形式投资于许多经济领域,一时民营企业遍布全国。数亿家徒四壁的贫困农民进城务工,成了血汗工厂和建筑工地的廉价劳动力,支撑起私有经济的基础。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民营企业已占据整个经济的75%,也积蓄了大量的财富。据官媒报道,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至少50%的GDP,60%的税收,70%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而占有超过70%资源的国企,创造了不到30%的GDP。

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搭上了经济全球化的便车,通过低人权、低福利和高污染成为世界工厂。2010年中国经济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开始富裕起来,也开始膨胀起来。

红二代再也受不了江泽民、胡锦涛这样的外人瞎折腾,他们身上流着红色血液,要保护他们父辈打下的江山,世世代代享用中国这座金山银山。2012年一个正宗的红二代、政治强人习近平登上了历史舞台。

习近平要保住红色江山,大多数中国人希望中国走向宪政民主,但宪政民主的核心是民主、法治和人权。这样矛盾就变得不可调和了。在习近平眼里,民营企业无疑是危险的,因为他们掌握着中国的经济命脉,也会成为支持宪政民主的重要力量。要保政权就必须限制民营企业,将它们牢牢控制起来。于是,毛泽东时代强行入股民营企业和派出官方代表进驻企业的做法复活了,但它的名称换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随着第二次公私合营运动的到来,中国民营企业又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2013年,政府发布《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5年发布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

香港首富李嘉诚不愧为商界侠客,习近平刚被选为储君,他感觉到了危机,于是在他人灯红酒绿、莺歌燕舞时已开始布局并实施了“大撤退”,不停抛售旗下产业,赶在新一轮“公私合营”的“打土豪、分田地”之前,顺利完成了名下资产的战略转移。但他的行为触怒了习近平。不是李嘉诚不该撤资,而是他看破了习近平的棋局。

新一轮的“公私合营”在本质上与五十年代的“公私合营”没有区别,都是巧立名目的非法掠夺。夺取民间财富是一场革命,虽然看不见硝烟,刀不血刃,往往伴随的是家破人亡。中国民营企业家开始焦虑与恐慌。焦虑,只是感受到了压力,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整体还可掌控,仍可作为。恐慌则不然,恐慌是根本无能为力,要么徒劳挣扎,静候时运的摆布,要么逃亡。

民营企业开始向海外倒腾资产,进行垂死挣扎。海航势头较猛,2016年前十大海外并购交易中,海航系占据了3席,海航累计海外投资高达2880亿人民币。万达也紧随其后,王健林海外投资已超2500亿人民币。安邦人寿海外保险资产高达9000多亿人民币,占总资产比例超60%。2017年6月,银监会对他们出手了,切断了他们的资金流,责令他们处置海外资产。面对中共高层的警告,吴小晖自持有邓小平家族背景,不予理睬,结果安邦集团被强制接管,吴小晖入狱18年。海航立即改弦更张,但作为操盘手的海航董事长王健,2017年7月3日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意外身亡。万达的王健林急忙资产大甩卖,并宣布彻底告别房地产,但已伤痕累累,一蹶不振了。中国规模最大的民间企业明天控股集团(明天系)旗下的天安财险、华夏人寿、天安人寿、易安财险、新时代信托、新华信托、新时代、国盛证券和国盛期货等九家公司被银监会、证监会实施接管。这九家企业的全部资产在2019年年底超过了1.2万亿元人民币。

2018年初,吴小平的《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一文,立即点爆了民营企业家这只惊恐不安的汽油桶,但他们已经是政府案板上的鱼了。

截至2016年底,中国273万家私人企业中有67.9%建立党组织,10.6万家外商投资企业中已有70%的在华外企建立了党组织,达到7.5万家,并且参与公司的决策权。

中国要壮大国有企业,它们即使亏损也照样可以得到银行的贷款和财政补贴,但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下行的环境下,要么在国有银行和非金融机构借高利贷,最终关闭破产,要么投靠国有企业,被收编。2019年7月31日,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郝鹏会见了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在此之前,他还会见了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阿里巴巴和腾讯都是中国联通的战略投资者。2017年10月,联通和阿里巴巴宣布将相互开放云计算资源,在公共云、专有云、混合云三个方面深度合作。2018年6月,腾讯和吉利控股两家企业组成的联合体斥资30.49亿元,购买了中国铁路总公司旗下动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49%股权。国资委秘书长彭华岗在2019年5月向媒体透露,目前中央企业混改的占比已达到70%。2013年到2018年,中央企业通过产权市场吸引的社会资本超过2600亿。

中国强硬的外交战策、南海的军力扩张、维吾尔集中营、对香港反送中运动的镇压以及新冠疫情的扩散使西方国家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他们突然发现自己被中国智慧耍了,开始明白“韬光养晦”的深意。一个经济和军事巨人已经出现在世界面前,它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强大,并毫不掩饰地宣称要用中国智慧终结世界民主自由。美国政治学者福山在苏联崩溃后曾乐观预测历史的终结,但他忽略了东方,这个集马列主义和皇权专制于一体的巨人。川普总统上台后迅速调整了国家战略,中美贸易战随之爆发,并逐步演变为中美全方位对抗。在西方文明世界的围追堵截下,在中国政府的逼迫下,腹背受敌的中国民营企业正在走向灭亡的终点。

中国发生的两次“公私合营”运动,其本质都是财富消灭运动。如果说第一次是毛泽东的土匪式强取,第二次则是习近平乘人之危的巧取。两次公私合营目的不同,手段相似。毛泽东的目的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习近平的目的是要保住红色江山,保证特权阶层可以世世代代掌权。如果说毛泽东还带有一点理想主义,而习近平则是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毛泽东的手段是入股、赎买和归零;习近平的手段是交叉持股,将民营企业牢牢控制起来,断绝他们参与社会变革的可能。无论毛泽东还是习近平都不可能信任民营企业,看看新疆集中营,我们就会明白什么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看看香港,就会明白什么“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和“基本法”,都只是权宜之计。

文渊先生在《公私合营,中国私企之殇和宿命》一文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中华民族的历史,几千年来就总是在这样重复着裹足不前。一个甲子前的那场公私合营的血腥历史还没有从国人心中抹去,第二次公私合营又呼啸而至。没有来得及跑路者中,会有多少人“举身赴清池”,会有多少人“自挂东南枝”,又会有多少人成了当年陈毅口中的“空降兵”?第二次“公私合营”是民营企业躲不过的劫难,并终将遭灭顶之灾,这就是中国民营企业之殇和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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