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马不两立,正邪不同流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明之相通、合一》点评

作 者:东海一枭

题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明之相通、合一》一文原是某智库内参报告,友人去年3月让我点评。而今时过境迁,文章观点早已公开,没有保密的必要了。故隐作者之名,将其文章一部分和我的的批语发表。是非曲直,公诸天下;认同反对,欢迎直言。

东海2020-10-3南宁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明之相通、合一》(核心观点摘要)一文,常识错误多多,基本立论皆错。点评如下。

原作者:

本报告旨在回答以下两大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何以为中国人广泛接受、以至于内在于中国文明中?第二,在中国文明复兴进程中,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将居何地位?

本报告基本结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在诸多根本预设和命题上有相通之处。此为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广泛接受、且得以中国化之内在理据。

中国人借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有别于西方正统之现代化方案,补上中国自身相对于近世西方所欠缺之工业化和强国家两大基本要素,得以实现富强,并转进于中国文明之伟大复兴事业。

消化、吸纳了西方现代工业和强国家的新生的中国文明,正是马克思主义之最终归宿。

东海评论:

本报告基本结论错误。其一、中国传统思想以儒佛道三家为主,包括诸子百家。

马克思主义与秦法家在一些根本预设和命题上有相通之处,与儒佛道尤其是儒家格格不入,故“打倒孔家店”才是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广泛接受的前提,是五四掀起的反孔反儒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扫清了文化障碍,又是五四掀起的民主主义、平等主义等民粹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最好的配合。

其二、马克思主义集古今中西极权主义、民粹主义之大成,既与儒家文化格格不入,也与西方现代文明背道而驰,所提供的根本不是什么“有别于西方正统之现代化方案”,而是极权化加民粹化,恰恰是文明化、现代化最大的思想障碍。

关于工业化,有两种政治性质、制度模式截然不同的工业化:一是西式的自由主义工业化,一是马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前者不无可取,后者一无可取。毛时代的工业化即马式工业化,其本质、性质、宗旨、模式和指导思想统统不堪,其中没有丝毫人道主义的思考和关怀,让人民和国家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人民奴隶化,国家监狱化,社会地狱化。

因为有人本、人道原则在,西式工业化相对正常,然弊端也不少。我相信,若是以儒立国以儒治国,在现代化方面一定会比西方做得更好。例如,一、可以更好地处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不会为了现代化而牺牲传统;二、可以更好地处理工业和其它行业的关系,不会为了工业化而影响农业和其它;三、可以为现代化和工业化提供更好的文化引导、道德关怀和制度规范。

现在的富强毫无根基而代价惨重,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可能“实现富强,并转进于中国文明之伟大复兴事业。”相反,马克思主义是“实现富强并转进于中国文明之伟大复兴事业”的意识形态拦路虎。

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文明有所吸纳,是架空、虚置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但这种吸纳非常表层和局部,因为马克思主义依然占据宪位。名不正则言不顺,马克思主义在上,要吸纳西方精华,那是千难万难;要吸纳西方糟粕,倒是变本加厉。

原作者:

报告分八个部分。

一、分析框架:中、西两大文明类型对峙中的马克思主义

人类文明有两大基本类型:中国,中国以西即广义西方。

西方文明以崇拜唯一真神为中心;中国文明以敬天为根本。天与唯一真神的存有形态完全不同,从而塑造了两种大不相同的文明样态。

发源于西方的神教传入中国,常与中国主流文明形成直接冲突。佛教却是显著例外,完成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原因或许在于,佛教在西方文化内部本属批判者,故与中国文化有内在相通之处,比如,两者均强调人的自觉。

由此可提炼出中西文明互通交流之通则:人类心智没有无限的多样性,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构成人类文明两大基本类型,非此即彼。一种思想、观念、宗教,若反乎西方,必入乎中国;反之亦然。

本报告还指出,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把中国经典翻译介绍到欧洲,其中与西方完全异质的思想,助推巴黎和德国的启蒙运动,从而间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据此可以说,中国传统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重要理论资源。

东海评论:

如果将人类文明分为中国、中国以西即广义西方两大基本类型,那么,中国文明即儒家文明,仁本主义文明。西方文明则有三种模式:一是西方中世纪的耶教文明,神本主义文明;二是西方现代文明,民主自由,人本主义文明;三是亚西方的马家文明,物本主义文明。其中耶教文明和马家文明,只是作为一种政治模式称谓之,神本主义和物本主义皆反人道,各有相当程度的野蛮性。

“中国传统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重要理论资源”的论点不成立。两家的哲学和政治学原则截然不同,三观和辩证法都截然不同,矛盾不可调和。

原作者: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之相通处

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构成人类两大基本文明类型,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明的内部批判者,则必与中国文明有内在相通之处。择要列举如下:

1、世界只有一个,首先是物质的。 西方正统神教和哲学相信,神、本体等构成的另一世界更为真实。中国思想以为,神妙莫测、生生不已的万物之全体即是天。 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与中国思想相通。

东海评论:

如果说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有内在相通之处,这个西方文明只能是人本主义文明而不是物本主义文明。仁本主义可与人本主义相通,仁本主义与物本主义是真理与邪说、文明与野蛮之别,焉能相通哉。

仁本主义认为,太极是世界的本源,物质和意识都是派生的。太极是本体即本质,生生不息地变易出宇宙万物,但太极本身是恒常不易的。物质和意识都是现象,本质所现之象,宇宙万物包括肉体身、意识心都属于现象。世界统一于太极。详见东海《仁本主义世界观》。

唯物主义(物本主义)不明天道,不识太极,误以物质为第一性,根本上就错。

原作者:

2、否定人格神。西方正统神教崇拜人格化神灵。中国人所敬之天不是人格神,而有强烈物质性。基于其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者。

东海评论:

西方文化有两个系统: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两者本质上是相互否定的。

仁本主义、人本主义和物本主义都否定创世造人的人格神存在,但各自立场观点大不同。物本主义是无神论,不承认鬼神的存在;神本主义是神本论,赋予神以创世造人的大能;仁本主义是有神论,承认鬼神的存在,但只是视之为“造化之迹”,宇宙中一种特异现象。

中国人所敬之天即太极,当然不是神本主义那种人格神,但不能说“有强烈物质性”。太极可以现物质和意识之象来,但太极本身没有物质性。太极具有超越性,超越宇宙万物;同时又有潜在性,潜在万物之中,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

原作者:

3、世界是普遍运动的。西方正统神教和哲学普遍厌恶运动、变化。中国圣贤断定世界始终是动的,且变易之驱动力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万物处在持续运动、变化之中。

东海评论:

世界和物质是运动、变化、发展的,这当然没错。但易有三义:简易、变易、不易。变易就是指运动、变化、发展。而变易之驱动力是内在的,也没错。但内在的驱动力是什么,“不易”又是什么,非马克思主义所能知也。

原作者:

4、肯定人的主体地位。

西方人普遍信仰人格神,人必须绝对服从之。中国文明则高扬人的主体性,强调人的自觉、自主、自立、自强。马克思同样肯定人。

东海评论:

马克思不识性与天道,不识宇宙生命本质,对人的肯定缺乏内在依据。其物质第一性的世界观,必然逻辑地导出物质第一位的价值观和肉体第一性的生命观,这就必然导致信奉学习者物化和异化。

唯中华文化,深知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本性天所命,天人合一,这才能真正地高扬人的主体性,觉悟天命之性,欲不自主、自立、自强不息都不行。

原作者:

5、没有实体化的灵魂,不存在脱离肉体的意识。

西方正统神教和哲学相信灵魂是实体化的,理性寄存在灵魂中。

中国人相信身心一体。

马克思主义与此相通,断定意识、精神不能脱离其肉体而单独存在。

东海评论:

身心一体,身指肉体身,心指意识心,身心都是现象,同归于本性。马克思主义以物质现象为第一性,对人之本性一无所知。西方神教和哲学于人之本性、天之本体亦无真知正见。佛道有所见而不全。唯有儒家,彻悟圆证,洞察全体。

原作者:

6、反对个人主义,认定人在社会关系之中。

  西方神教和哲学通常是个人主义的。

  中国思想肯定人是人伦的存生者。

  马克思主义断定人是各种社会关系之总和,与中国思想相通。

东海评论:

儒家对个人主义,既不完全认同,也不完全反对。作为政治哲学,以人为本的个人主义,与集体本位的集体主义相反,与以神为本的上帝主义亦大不同,有其相当的正确性正义性,只是不如民本主义优越,因为集体精神精神有所不足。而儒家仁民亲民、敬天保民的民,是个体性和集体性的统一。

人类本质上是“天之子”而非“各种社会关系之总和”。“各种社会关系之总和”只是人之习性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把习性的一部分视为人的本质,何其肤浅乃尔。物眼看人,终究有限也。

原作者:

7、重要的问题是实践而非认识。

  西方哲学和神教把认识另一个世界视为人生第一大要务。中国思想专注于行。马克思主义重视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实践,通过实践改造世界,与中国思想相通。

东海评论:

没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论,何来正确的实践。儒家强调知行合一,言行一致。《大学》八条目,最先列格物致知;《中庸》把“笃行之”放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之后,三达德把“知”放在第一位,都是强调知识的基础性、智慧的道德性,强调正确的认识和理论对于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的重要意义。

原作者:

8、最重要的实践是生产。西方正统神教和哲学普遍主张禁欲主义,排斥财富,厌恶生产活动。

中国思想主张节制欲望,重视生产。马克思主义把实践落实为劳动生产,与中国思想相通。

东海评论:

生产实践固然重要,但必须道德挂帅。《尚书·大禹谟》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其中“水、火、金、木、土、谷惟修”、“利用”“厚生”都属于生产实践,“正德”则属于道德实践,节制欲望、重视民生就是一种道德要求。“德惟善政”就是强调政治实践的道德化。这些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能明白和做到的。

原作者:

9、反对法律迷信,反对政体迷信,重视先知先觉者的引领作用。

西方正统思想均迷信法律,迷信政体设计。

中国人相信以人治人,以德治人,重视士君子的示范引领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队观念与此相通。

东海评论:

儒家制度是礼制,非法治,但非常重视法律建设。礼制礼乐刑政兼备,其中刑即刑法、法律。儒家更重视政体建设,虽然承认家天下君主制的历史合法性,但以“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为最高政治理想和最佳政体追求。

礼门义路、归本于仁的儒家士君子,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能培养。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必然道德败坏。真是无产阶级,民无恒产则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这种人一旦拥有权利,必然贪婪无度,变成资产阶级,更加放辟邪侈。

原作者:

10、人类社会是历史地发展变化的。

西方神教、哲学有厌恶历史的倾向,有“历史终结论”情结。

中国人相信个人和社会都是历史的,因而重视历史。

马克思主义则有社会的历史发展理论。

东海评论:

人类社会当然是历史地发展变化的,但唯物史观是错误的,关于社会存在与文化意识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社会发展趋势等等观点统统错误。儒家仁本主义历史观(唯仁史观)与之大不同。关于社会发展总趋势,唯仁史观认为,社会历史发展是螺旋式的,发展的过程是曲折的,善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圣贤和豪杰是历史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原作者:

11、向往属人的普遍幸福状态。

西方神教和哲学所想象的永恒幸福不在此世而在来世。

中国思想所追求的幸福则完全是属人的。

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人类的幸福是物质的极大丰富。

东海评论:

儒家和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幸福都属人,但性质大不同,追求的途径、方向和理想的内容都大不同。共产主义把物质和“共产”放在首位,大同理想首先是同仁,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详见东海《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等文章。

原作者:

12、反抗霸道的世界秩序。

  西方神教和世俗国家均偏好武力。

  中国人以“修文德以来之”维护天下秩序。

  马克思主义所构想的共产主义是无国界的,倡导“国际主义”。

东海评论:

目前的国际秩序由美国主导和维持。不错,美国霸道,远逊于“修文德以来之”的王道秩序,但比起各种极权主义和极端主义政治,却优秀、文明、伟大得多,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全体人类的根本利益。假如没有美国,不知各种“两极”势力会猖獗到何等地步,人类苦难将更加深重,前途将更加堪忧。美苏相争,假设取胜的是苏联,现在全球已地狱化。好在邪不胜正。中华王道不出,美国无以伦比。

原作者:

三、马、中最大相通处:反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思想最大、最明显的相通之处在于共同反对资本主义。

  中、西文明构成人类两大基本文明类型,其经济模式上大不相同,大体可以资本主义、厚生主义分别概括之。

  自文明突破以来的西方经济模式大体是资本主义的,这包括古代奴隶制庄园和工业革命后的生产型资本主义,犹太人所代表的金融型资本主义。

  中国文明的正统经济模式为厚生主义,禹明确提出“厚生”:“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厚生主义肯定家是基本社会组织单元和基本经济活动单元,财产安排是“家户所有制”;重视生产,奉行“崇本抑末”政策;要求国家承担养民之责,为民众生产活动创造良好条件,必要时主动生产某些民生所需重要产品。

浸淫于厚生主义传统中,近世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人物,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几乎一致持反对态度;偏爱西方反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及广义的社会主义。

  这一点构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快速传播的有利思想、政治土壤。

东海评论:

儒家中道文化、王道政治、礼乐制度之品质,当然优于资本主义,但在经济上,儒家的制度模式和历史实践,与市场经济和私有制颇为接近。因此,儒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有所异议,是争取优化和超越。这与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党主制、公有制而反资本主义,性质完全不同。

原作者: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进入收官阶段

  马列主义与中国文明内在相通,由于这一点,中国人有意愿、也有能力使之中国化。

  自成立起,中共内部始终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教条主义,另一条则是中国化。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决定中共事业的成败:教条主义占上风时,革命和建设必遭挫折;中国化占上风时,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三个重要节点:

  第一次,毛泽东领导中共完成民族自觉,实现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中国化。

  第二次,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中共完成国家自觉,实现马列主义建设理论的中国化。

  第三次,习近平领导中共完成文明自觉,既清理苏式教条主义遗迹,也摆脱西化教条主义干扰,全面肯定中国思想和文明传统。

  至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进入收官阶级,接近完成。

东海评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能法家化,不可能儒家化。

毛时代是马法结合,马克思主义法家化,马家左道,原教旨。邓江时代是马家右道,修正主义,略倾西方;习时代是马家中道,不左不右,倾向传统,兼取西方。可称为马门杂家。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儒与马两家的思想矛盾具有不可调和性。儒家哲学仁本位,政治民本位,制度民有制;马家哲学物本位,政治党本位,制度公有制。仁本主义与物本主义两大体系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历史观,两家之道德标准、政治追求和制度模式,皆格格不入。

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就必须儒家化;要儒家化,就必须大动干戈地根本其五观,改变其道德、政治原则和标准,那样一来,也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当然,从马时代到儒时代,不可能一蹴而就,必有一个艰难而杂乱的过程,以杂时代为转型期。儒马并尊就是杂时代的一大特色。我说习近平思想适合现中国,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杂时代需要杂思想故。

毛家的左马固太反动,邓家的右马也已落后,自由派严重缺乏传统根基,而儒家又太超前,毫无政治社会基础。唯习思想将马学、国学及西学烩成一锅,与这个杂时代最为配套。其对传统文化一定程度尊重,也为儒家复兴提供了便利和机会。

原作者:

五、马列主义造就中国为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国家

  借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构建了不同于西方正统的、非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

  马克思主义反资本主义,但不反现代,是“反思性现代社会理论体系”,致力于探寻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种现代性。

  因此,中国人依照马克思主义展开其革命和建设,实现了工业化、初步实现现代化;其相应的社会政治架构却完全不同于西方,其经济是非资本主义的,其政治是非自由民主的。

  于是,当今世界形成两种类型的现代国家和社会,引发中国和西方的道路之争。

东海评论:

马列主义造就的现中国,不是现代国家,而是国家资本主义、极权资本主义国家。

或以为,称极左时期为极权主义没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就不是极权主义了。殊不知,中国至今仍是极权主义。

改革开放,从阶级斗争为纲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改为特权市场经济,从全面公有经济改为公有经济为主、私有经济为辅,从煽动暴民造反改为防范民众抗暴,确实有所进步。而今文化层面从反儒改为容儒,更是重大进步。但是极权主义的本质未改。政治制度仍是党主制,经济制度仍是公有制,意识形态,马学仍居宪位。

当然,改革开放之后,政治的暴虐性有所降低,社会的自由度有所提升,称为后极权时期,也未尝不可。后极权也属于极权主义范畴。

现中国和美西的道路之争,政治上是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自由主义民主政治远逊于仁本主义王道政治,但在面对马列主义极权政治,却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包括道义优势、理论优势、制度优势、经济优势、科技优势和军事优势。马列模式毫无取胜的机会。中国要改变自己弱势地位,要赶上和超越美西,非彻底去马尊儒不可,非走仁本主义道路不可!

原作者:

六、马列主义现代化作为中国文明复兴之中间环节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西方的批判者,中共依靠马列主义建成非西方的现代国家,反而与中国传统社会保持了隐秘的连续性:

  第一,中国避免了神教化,得以保持甚至强化了国家的人文属性。

  第二,中国避免了权力分立的西方特色政治制度,得以建立讲道德的精英主导、民众参与的高效率政治架构。

  第三,中国避免了基于私有财产所有制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厚生主义传统。

  第四,中国避免了个人主义,得以有效地凝聚国民。

  第五,中国避免了放弃教化、所谓价值中立的自由主义文化立场。

  总之,马克思主义版本的现代化方案,有利于中国转向自身文明的复兴。台湾、香港甚至韩国的现代化进程都表明,若采用西方正统现代化方案,是难以转向中国文明复兴的。

东海评论:

马列主义是中国现代化的大障碍,更是中国文明复兴最大的拦路虎。中华文明复兴有三大拦路虎:既得利益集团,马列知识群体,反儒派。马列是拦路虎之母。

作者赐给马克思主义的五个“避免”都不成立。

一中道文化本非宗教,孔子开始彻底去宗教化,何须马克思主义“避免神教化”哉。

二,权力分立的西方特色政治制度,自有其文明性正义性可取性,马列政治完全不配称为“讲道德的精英主导、民众参与的高效率政治架构。”

三,所谓的全民所有制或公有制,恰恰是有违经济民有制和厚生主义传统的。

四,作为政治哲学,个人主义离外王学近,集体主义既与个人主义对立,亦与仁本主义背道而驰。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导致人民苦难深重和社会原子化。

五,背弃了仁本主义又避免了自由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这是人民和国家最大的不幸。

原作者:

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后一步:人伦化

  今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完成于其人伦化。

  肯定人伦,还是否定人伦,是中、西文明之根本区别所在,因为其涉及对人的存在状态之基本判断,从而决定一切价值和制度之基本取向。

  西方文明因崇拜神灵而否定人伦,从而走向存在论的个人主义,其主流思想和制度是消解人伦的。

  中国圣贤肯定人是人伦的存生者,肯定家、族、国乃至天下皆为人伦的共同体。

  当中国传统政教体系在西方冲击下七零八落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帮助中国人组织起来,这为人伦化奠定了基础。

  同时,中共虽信奉马列主义,却对接人伦观念,其组织形态带有明显人伦化色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完成,当继续发育、扩展这一人伦取向,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人伦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至此圆满,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肯定人伦,致力于建立人伦社会,可建立一系列超越西式治理之制度,成就一种非西方而良好的文明形态。

  马克思主义人伦化是其自身理论逻辑之必然归宿。肯定人伦是克服人之物化的唯一出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人伦的马克思主义。

  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成熟状态是“人伦马克思主义”,这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大方向。

东海评论:

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人伦化。人伦化,神本主义基本不可能,人本主义不完全可能,局部可能,物本主义是完全不可能。唯儒家文化才能实现真正的人伦化。人伦是礼制所规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唯儒家文化才能建设礼乐制度。

哲学物本位、政治党本位、经济公有本位的马克思主义,必然全方位地导致人的物化、恶化和非人化,必然上变天性,下夺人伦。这种文化制度框架内,正人正常人都罕见,讲人伦太奢侈!

原作者:

八、马克思主义将归宿于中国文明

  得马克思主义之力而实现复兴的中国文明,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归宿。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至于人伦化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即告成熟。中国马克思主义将克服马克思主义固有的偏颇之处,实现其从批判性向建设性的转换,从而具有构建完整的美善生活之能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批判性的,其建设性方案则历史地落实为消化、吸纳了西方现代生产力,由此而新生转进、依然保持其人伦中心、人道属性的中国文明。

  在中国文明复兴进程中,马克思主义还可发挥作用,即批判资本主义。

  至于可普遍于人类之马克思主义,只能是完成了中国化、也即人伦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它融汇人类迄今所知可超越资本主义、以至西方文明的两大主要力量,既有批判的武器,又有建设美善生活之道。

东海评论:

综上所述可知,欲让马克思主义从批判性转换为建设性,完成中国化、人伦化而归宿于中国文化和文明,纯属书生梦话。

马克思主义根本没有能力和资格批判资本主义,其批判既不如理也不如实,而是上纲上线,是非混淆。

马主义与其说富有批判性,不如说充满破坏性。其破坏性至高无上,建设性一无所有。破坏很行,建设不行;捣乱很行,导善不行;致贫很行,致富不行;害民很行,救国不行,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原则规定。它原则性地反人性、反人伦、反人权、反人道、反人类,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就无法建设良制良法良秩良序,也无力对抗西方文化和文明的挑战。

借此机会澄清一个持久而巨大的误会。很多人误以为,资本主义以资为本,一切为了钱;社会主义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

资本主义是资本为个人所拥有的经济制度,即私有制。这是资本主义最主要的内容,没有私有制就不能称为资本主义。其政治制度是民主制,政治学是自由主义,哲学背景是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是资本为社会所拥有的经济制度,即公有制。这是社会主义最主要的内容,没有公有制就不能称为社会主义。其政治制度是党主制,政治学是集体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

在党主制下,所谓社会所有、全民所有、国有、公有云云,无非党有,党有即权有,权力私有。故公有制下,公有制最方便特权阶级。不仅方便特权阶级贪污腐败巧取豪夺而已,各种资源、资产、生产资料,国人劳动所得和经济发展成果的大头,都为特权阶级合法占有。这种制度性的剥削压迫才是最沉重的。

社会主义哲学以物为本,政治以党为本,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无论如何导不出人本精神来。所谓社会主义一切为了人,纯属自欺欺人、欺世盗名的巧言。即使有个别领导和官员真诚地以人为本,也只能是空话,没有实质意义,无法落实故,落不到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各种制度的实处,落不到各种政策方针措施的实处。

认为个人主义不好,集体主义好,也是一个持久而巨大的误会。个人主义作为政治哲学,其对立面是集体主义;作为哲学,与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近义或同义,同样以人为本,与之相对的是神本主义、物本主义,与之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是仁本主义。故个人主义固然不如仁本主义,但远远优于神本主义、物本主义和集体主义。

摆在现中国面前有三条道路:马路已经走绝,理论上破绽百出,实践中罪恶累累;西路也不易走通,纵然勉强走通,也中正不足,流弊多多,而且永远落在美国和西方后面。唯有仁本主义,才能汲取传统中华文明和西方现代文明而超越之。要治本,要真正赶超美西,唯有复兴儒家,重建中华,重启仁本主义文明新一轮。

仁本主义道路是中国也是全世界最好的光明大道。

2019-4-15

余东海

作者简介

余东海,儒者,本名余樟法,男,属龙,西历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丽水遂昌县,现居广西。失业。曾用笔名萧瑶、东海一枭。出版过旧诗、新诗十余册,学术著作有:《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大良知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儒家大智慧》(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东海先生丛书》(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仁本主义论集》(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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