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龙: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一本不仅仅是亵渎了圣徒的书(上)

最早知道英国传教士柏格理,知道“中国石门坎”,还是得益于原毕节师专副教授,现重庆山峡学院教授东人达翻译的《柏格理日记》。后来,在看到东人达和他大女儿翻译的《在未知的中国》之后,我对东人达,这个多次不辞辛劳,来到条件万分艰难的石门坎,从而使得石门坎许多就要被掩没史实得见天日的学者,心里充满了敬意。后来还听说,他对每一个去到石门坎,肯为石门坎动笔的人的评价,都是两个字:伟大!

我不认为,这一评价是虚以委蛇,虚情假意的,恰恰相反,我倒是从这样的评价里,看到了一个老农般淳厚、朴实,甚至带着童真的教授。

这样的敬意,后来打了折扣,打了大折扣。折扣,是因为看了他的《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前提和结论两张皮,牵强附会,生搬硬套,充满马恩毛垃圾“论述”,文革思维、文革语言随处可见,令人不忍卒读。

让我们来翻开这本书,看看《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是怎样亵渎了欧洲十大传教士之一,有着基督的圣徒的柏格理,同时怎样亵渎了作者自己的。

作者在“绪论”里就说,他研究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这一课题,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立体方法”展开研究。在第二章“殖民侵略背景与社会下层出身的传教士”里,作者说,他是“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论述的深入学习”,这才得出了书里有关结论。除了在书里大段引用共产党早都弃之如敝履的马恩论述,甚至是毛语录外,在第七章“滇黔川边基督教运动中的主体作用”里,竟然有这样两个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小标题“最终的归宿——唯物主义”和“最终的归宿——马克思主义”。

在前一个小标题之下,有着这样的文字:“在基督教新教传入滇黔川边后不久,……中国共产党随之诞生,……这一带中国地下党组织成立,……解放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思想广泛传播。这一切都促使各族群众认清基督教的本质,在不同程度上,或自发地与教会拉开距离,或自觉地走上唯物主义道路。”

作者所提到的这“主义”,那“主义”,路人皆知,中共7000万党徒,相信者微乎其微,中共之所以还祭起所谓马列、唯物法器,只不过是用作麻痹群众的,真正的精神鸦片而已。东人达,他是在很大程度和范围相信连中共高层,连党魁们都根本不信的玩意,并且还真把马恩论述,毛语录,甚至把那些“主义”当成搞研究、做学问的法宝了,还是捏着鼻子哄眼睛?“自发地与教会拉开距离”,“自觉地走上唯物主义道路”,不如此,在你们的铁蹄枪炮之下,还有活路?

《圣经》预言在先: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 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诗篇115,4—8)。作者拾人牙慧,生搬硬套的这一套法宝与他所得出的结论,却是“驴则付汝,姜还树生”似的,其所列论据与其论点,不仅仅是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好多地方,甚至是恰恰相反的问题。

苗族人的救星,这是贵州和云南苗族人对柏格理的“加冕”,或曰认可。共产党占领大陆后,正如文革期间中共自己歌颂自己所唱的那样:救星就是毛主席,救星就是共产党。想以救星说来达到使人们对其感恩戴德,以便于自己奴役的毛共来说,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因此,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承认柏格理,这个来自英帝国主义国家,还有着基督教传教士身份的人在自己的自留地上当什么“苗族救星”。明明是中共急欲去取柏格理,急欲取基督救星地位而代之,可是,在《滇黔川》第二章第二节小标题“所谓救星说”里,东人达却如此写道:对于所谓的“救星说”,不要说中国人无法同意,就是柏格理本人在九泉之下,也恐怕不会接受。

这话出自对石门坎传教士,对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很有研究的东人达笔下,真是叫人费解。柏格理被称为苗族救星,这本来就是中国人,就是苗族人喊出来的。莫非,东人达发现了,这是好事的第三者加冕到柏格理头上的?抑或,那时的苗族人还不算是中国人?再说,柏格理九泉之下会否承认自己是苗族救星,值得在此如此郑重其事地拿出来说吗?柏格理生前最厌恶汉族人那又黑又丑的棺材和有碍观瞻而又占用耕地的隆起坟墓,东人达等等怎么不见站出来帮着柏格理说句话?将救星说当成苗族人对柏格理好处怀念的一种方式,不就行了。中共历来就这样,鸡肠鼠肚,非要贬低别人,以达到抬高自己的目的,真是小人心理。

在紧接着的“马克思的万应的原则”小标题下面,有着这样的文字:对这些错综复杂的事件进行探讨与分析的时候,都无法离开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殖民侵略的大背景。即便柏格理等传教士,想为当地下层民众带来一些生活的改善和人身的自由,但是,也摆脱不了历史大背景的局限。

显然,这样的蛮不讲理的说法,就是在预设了结论的情况之下,再来寻找对自己的结论有利的“论据”。这与先枪毙后审判一样,是在有罪推定,甚至就是在欲加之罪的阴暗心理之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陷害。柏格理等传教士“想为当地下层民众带来一些生活的改善和人身的自由”的目的,已经初步达到了。如果不是有了1949年的政权更迭,如果不是有了心胸及其褊狭的中共,这样的目的,应该已经完全达到, “局限说”,我只能用无稽之谈来形容。

“虽然远在十多个世纪之前,《新约.马可福音》中的耶稣即号召信徒们:‘要到世界各地去,向全人类传播福音。’但是,若没有1840年大英帝国对中国的炮声,耶稣的这些使徒绝不会跑到满清王朝境内云南的昆明、昭通,又登上四川的凉山,再跋涉到贵州的石门坎。即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这是一个遭受西方列强蹂躏的屈辱时代,也是一个奋起抗争的觉醒时代。例如,仅19世纪下半叶,在滇黔川基督教循道公会的中心昭通府,就爆发过多起,群众自发的反洋教斗争。”这是在第二章第二节“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里的一段文字。依照这样的逻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若没有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的枪声,中国共产党的党徒们绝不会跑到东北、山东等“解放区”,以后更不会把那面旗子插到贵州,跑到威宁石门坎来?还是依照这样的逻辑,不久前的伊春空难,责任是不是要追究到飞机的发明者莱特兄弟身上?佛教传到中国的时间,更比基督教还早,佛教也是在印度殖民主义者的枪炮声中进入中国的?玄奘也是在大唐的枪炮开道之后,才去日本传教的,他的目的,也是配合大唐殖民政策,想把日本变成大唐殖民地?显然,作为一个读死书,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东人达这一说法,是从中学教课书,尤其是那该诅咒的政治教科书上死记硬背来的标准答案。只要很得党心,与主旋律很合拍就行了,与事实出入与否,那是小数点以后的事,可以忽略不计。反正,在中国说这样的话,做出这样的结论,不仅安全,还名利双收的。

接下来,东人达列举了三个较大的“反洋教案”。第一个反洋教案,是,1863年的昭通教案,是昭通总兵之子带领官军和兵丁数十人“闯入法国传教士田希嘉住宅,捣毁家具什物。”这哪是什么“群众自发的反洋教斗争”,用时下的话来说,这是一次太子党发起的典型的打砸抢群体性事件。按照中共现行法律和做法,这是要坐牢,要杀头的。

第二个是1892年昭通教案:光绪十八年(1892),昭通县城内传言,天主教教堂的育婴堂残害中国婴儿幼童。这一消息激起了县城内民众的愤慨,他们纷纷涌向天主教堂,要求查明事实,惩办凶犯。

第三个是1899年反教会群众斗争。起因,竟然是因为一个黑人在昭通街上经过,“黑妖怪的故事迅速且活灵活现地传遍乡野,整个城镇沸沸扬扬,善良的过客被吓得乱作一团。有人说他是一个吃人的妖怪,专门吃婴儿和孩童,传教士就经常绑架小孩去喂养这个恶魔。”(《柏格理日记》)

我们现在知道,有关天主教堂,基督福音堂残害婴儿的事情,纯属子虚乌有,完全是在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无知民众一犬吠形百犬吠声。少儿时代,我曾经拥有的一本连环画,上面就是说,义和团攻占天津某教堂后,从地下室解救出了许多被传教士养着,准备杀吃的婴儿。这是中共无良党史专家故意将当年民间的误传当作真实事件来记载,以达到别有用心的目的。共产党是靠着叛乱、暴力起家的,往传教士身上泼污水,其用意不外给邪教义和团找到一个烧杀抢掠合法借口,从而使得自己的烧杀抢掠行径也合法化,以避免遭受人们质疑,影响稳定。

封闭的中国,无知的中国;无心无肝的党棍官僚,无胆无识的御用文人,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提及此事,你们不但不知道反省,感到惭愧,却被当作值得炫耀、值得自豪的事件,不是用心不良,怎会做出如此结论。

紧接着,为了证明“昭通民众反洋教情绪在此就已经高涨起来”,东人达从柏格理1899年1至4月的日记里摘抄了威胁、殴打、暗杀传教士等五个事例。这些事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不是恐怖威胁,就是直接的恐怖行为,发生在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会受到审判、惩罚。可是,东人达却将这样的恐怖事件作为“可歌可泣”的英雄行为来记载。在今天,反计生,反拆迁,反恶警等等事件此起彼落,群众情绪早都沸反盈天,不知在东人达笔下,将作何褒贬?

最典型的“东人达逻辑”,反映在在接下来的借用马克思“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做小标题的文字里。东人达列举了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为》和恩格斯《波斯和中国》的“论述”,以便说明:马克思、恩格斯以大无畏的精神,雄辩地指明了近代西方列强殖民战争的非正义性,并肯定中国方面的反抗,是一场“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

我就不明白了,那个年代,马恩在德国对中国的事情进行“论述”,中国那时候还没有建立国安、国保制度,难道,马恩还有被中方国安、国保请喝茶,跨国追捕的危险,没有一点“大无畏精神”的人,是不敢写这样的文章,出版这样的书籍的?

而东人达所引用的马恩著作里的英人暴行,没有一桩与天主教,与基督教,与传教士有关啊?难道走笔至此,东人达忘记自己的书名是叫“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是一种东人达似的连坐法,即英国人在中国犯下种种暴行,传教士是英国人,所以,传教士理当连坐,难辞其咎?

接下来,东人达就提到那个被他冠以“民族意识十分强烈”、“旗帜鲜明地反对洋教”的彝族土目老七了。

土目,也即彝族地主。让我们先翻开1905年的《柏格理日记》,先了解了解老七是个什么东西。

3月8日。 今天,我们完全离开正道,骑马行了70里。如果没有苗族人带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直到该怎么走。我们从昭通和威宁之间的一座大山旁边穿过,最后到达了一个叫老七的诺苏地主的要塞。

我们受到他的热情接待,也就在那里过夜。不过,他倒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贵族。他直率地告诉我们,他宁可掉脑袋,也决不皈依基督教。他拒绝了所有作为礼品的书,对我们所有的话都提出质疑,并且否定了我们想争取他的任何尝试。他强烈地为自己的宗教而辩护,怀着巨大热情捍卫偶像崇拜。遇上这样一个人,倒是件难得的乐事。他只有33岁,一天到晚拿着个小酒瓶饮酒。又是吸又是吞食鸦片。他有三个汉人妻子。他的妻子们坐在他的脚下,在为其准备鸦片。他嘲笑了某位妇女以自杀来威胁她家庭的念头。他说:如果是他,就要把她千刀万剐。这样,家中就不会再发生此类胡闹的事情。当我给埃玛写了一封信,请他派人帮着送去的时候,他竟奚落我,一个男子汉怎么要去讨好一个女人?后来,又当我把埃玛所写的小册子送给他的时候,他则说:“如果我有一位这么能干的老婆,我也会像你一样尊重她。”

3月9日。 第二天上午,老七召集了所有的苗族人来听我传教。我们来到外边,当我讲话时,他就坐在我旁边的一把椅子上,他时常打断我,并向我所说的提出抗议。事先他就请求我,在宣讲时不要提反对神像。他像让外人看起来他支持其他人成为基督徒,只是他自己坚决拒绝。

这里所有的佃户都惧怕老七。他也无法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遭到袭击。因此,他手下所有的人都接受了作战训练。甚至他的妻子们都学会了为他往步枪里装子弹。在他的住处,放着大量枪支弹药。

3月10日。 次日是阴历初一。是日,老七斋戒,不吃肉和野味。他向为我搞些肉吃,但我却要求他,让我同享他的素食。马鞍山。

他共有七个老婆,已经死了四个。

3月11日。 我们想要离去,但他却不让我们走。他说已经为我们杀了一头猪,要我们一定吃了才行。我试图动身,他却说:如果我们硬要走,他就永远不会再接待我们。

当天稍晚的时候,我们就对于他土地上的苗族人,即他的农奴和我么的会众,如何行使他和我们的权威问题进行了一场长时间的争论。我们唇枪舌剑,辩论很久。最后,双方还是签订了一项简短的盟约。

“我们的权威是互有区别的——在我们各自的范围内。”
“我们将不干涉另一方的事务。”

“根据我们的指导准则,我们同意进行合作。”

“不要狡诈,相互尊重。”

在我们最终分手时,他说:“朋友——对,我们将是朋友;药品——对,我将会买你们的药品;基督教——一文不值。”

3月27日。 夏先生和我离开昭通,去访问姓安的地主,以落实他给我们地皮建教堂的许诺。第一天晚上,我就听到一些关于老七残酷处置苗族人的坏消息。在我们离开他的地盘后的礼拜日,苗族人集合起来做礼拜。他听到此事,就逮捕了两位苗族首领,把他们捆起来严加拷问。第一位苗族人被捆着一只手吊在屋顶,而他悬离地面的脚上又拴着块大石头。第二位则被施以一种特别残忍的折磨“坐椅子”有时他还找到苗族人,故意要他们请求耶稣前来拯救他们。那些可怜的人们真是恐惧万分。

柏格理的《在未知的中国》里,也有关于老七的记载:

在停留于这位土目家中的那几天里,我自然是从始至终不断地试图劝说他接受基督教。他几乎每次都立即回复我,他宁肯掉脑袋也不加入教会。他说,就是中国皇帝接受了基督教,并且发布诏书命令全国臣民追随他的榜样,有违反者以死刑论处,他仍将是拒不从命者。“如果到那时候,”他说,“官府抓到我,押解行刑,在往刑场的路上我会走一步就诅咒你们的耶稣一声。”

如果说“外人”的记载不可靠,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中国人阿信写的《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里的老七,又是个什么货色:

3月8日,由王道元带路,柏格理一行骑马跋涉在乌蒙山高高隆起的背脊上。跨越昭通和威宁交界的马鞍山,赶了70里山路,夜色中他们来到牛棚子大土目禄祯祥家。

禄祯祥是这一带最为残忍的土目之一。当地人叫他老七。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在老七的领地里有许多苗族人相信了耶稣。这些基督徒希望在自己的家乡修建一座小教堂,这样他们可以经常做礼拜。但老七对他佃户的这一想法强烈反对,以残酷的刑罚迫害那些敢于和外国人接触的苗族人。

就是这个曾经斩钉截铁地宣称“宁肯掉脑袋也不加入教会”的,被东人达、中共某些官僚等等称赞有加,恨不能介绍他入党的流氓无赖老七,当他被官府诱捕入狱后,他的“信仰”,却发生了180度的变化。请看1911年4月23日的柏格理日记:老七,一位暴君式的土目,已经被政府逮捕,关进牢房。我再次送信给他:要求一块地皮建教堂。他回答说:如果我能设法让他出来,他将既建教堂,又加入教会。

就这样一个凶残暴虐、见利忘义、愚顽不化的东西,在东人达的笔下,却成了了不得的民族英雄:自从基督教在滇黔川边开始传播,就有一位一直与传教士和教会唱对台戏的彝族土目老七,他的民族意识十分强烈。从阶级归属而言,老七自然是剥削与压迫农奴、奴隶的封建领主;但是,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洋教,言辞与勇气同内地的义和团何其相似。

自相矛盾而又令人费解的是,后来,东人达又对老七颇有微词:“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就连坚决反对洋教的土目老七,在被官府关进监狱的时候,也曾写信给柏格理,以加入教会为条件,要求传教士通过官府把他营救出来。”

什么民族意识,什么反对洋教,明明是认为传教士的传教、办学等启迪了民智,觉醒后的苗族人不那么听话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了侵害,这才蛮横无理地与柏格理等传教士故意作对。这与中共的所谓宗教政策初衷,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1907年4月8日晚上,在云南省永善县大坪子,柏格理被当地一个蓄谋已久的“恶霸地主”抓住毒打,不是一个汉族男子最后关头挺身护住,柏格理将被打死。但是,这样的残暴事件到了东人达笔下,却是合理合法的了:“从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对立统一的万应原则出发,无论老七,还是那些地方首领的反洋教言论与行动,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都可以发现其中的合理成分。”

这是怎样的一个“对立统一的万应原则”,简直是典型的强盗逻辑。依照这样的逻辑,在中共统治之下,那些受到迫害奋而反抗,打死城管,打死计生干部,杀死法官、公安的人,东人达是不是也可以从中发现“合理成分”?敢不敢从中发现“合理成分”?

最早看见对恶棍老七的称赞,是在“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印的《柏格理日记》编后记的后记里,执笔者为陈长友和马昌达。这二位对老七的称赞,与东人达如出一辙:“当柏格理进入威宁马鞍山下的长海子传教时,就受到土目老七的极力抵制。……抵制柏格理传播精神鸦片的并非1905年3月11日一时和长海子一地及老七一人……这说明当时的土目老七,更加能看穿柏格理的宗教外衣。”

开中国男女同校、双语教学先河,发明老苗文,培养出苗族有史以来第一二个博士,22岁来中国传教、办学,51岁为抢救中国伤寒病患者死在石门坎……,一百年后却被威宁走出来的人说成“穿着宗教外衣”“传播精神鸦片”,这绝对不是误解,而是卑劣的造谣、歪曲。这样的心理是阴暗的,龌龊的。

共产党及其刀笔吏、师爷们从来就没有做人、为文的底线,没有始终如一、合乎人类普世价值的标准。因此,老七这样的土目、地主,在一些人看来,革命、共产,必欲取而代之的时候,他就是阶级敌人。江山到手,交椅坐稳的了,活到土改时期的老七,肯定是共产党枪毙的对象。显然,在为反洋教而反洋教,或者说,在反洋教对自己有利的背景之下,暴虐的土目、地主,党棍,以及邪教之间,暂时找到了共同语言。

老七等仇视传教士,仇视基督的这伙人,他们极力想将柏格理等传教士置于死地或撵出石门坎,撵出威宁,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但是,1949年,他们的这一目的,由共产党来帮他们达到了,而且远比老七他们预期的还好:所有的外国传教士,不仅被赶出了石门坎,赶出了威宁,赶出了贵州,还被赶出了所有中国大地,并且,至今还不能回来,还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来!

《滇黔川》一书,还有如下内容:“二万五千里长征见证的第二个外国人——曾偶然为红军翻译了一张急需的贵州地图的黄平县瑞士传教士鲁道夫.波萨哈特,被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将军称之为朋友。”

王震称博萨哈特为“朋友”,真是令人瞠目结舌、义愤填膺。让我们来看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里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载。出版这本“美帝国主义”公民写的书的目的,不外乎借外国人的笔,对治下百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从而使得老百姓对其军队感恩戴德。可是,我却从这本书里发现了许多令人发指的,绑架本国人,包括昂家外国人的,一点也不“三大纪律”的事情。

博萨哈特,他就是在肖克等逃窜到贵州黄平时,被红军绑架的传教士。让我们看看《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里面记载的,这位被东人达称作王震“朋友”的人当年落入红军之手后,都经历了些什么:

有时,俘虏们被绑起来。博萨哈特和海曼被一根绳子拴在一起,或者一个卫兵走在他们中间,手里拿着绳子,像牵狗一样牵着他们走。俘虏们被带来审问,假如他们被当成探子,就要挨一顿打.然后拉出去由手持大刀的十几岁的年青人处死。清晨,他常看到那些被处死者的尸体躺在路边。每个尸体上都别着一张纸,上面写明死者的罪状。
……
博萨哈特和另一个传教士阿诺利斯•海曼跟肖克在一起待了很长时间,一起参加了长征。海曼待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共四百一十三天,博萨哈特到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二日复活节,共五百六十天,与他们一起被俘的还有他们的妻子和海曼的孩子,
……
博萨哈特认为,和他一起行进的俘虏被扣着不放,大都是因为红军要从他们身上索取赎金来资助长征。向传教团索要的赎金是七十万美元。结果,为海曼付了一万块银元,博萨哈特则一文未付。但是,从那些被俘的中国人身上的确榨出了不少所谓“罚金”。有些人被扣了一年多时间,这期间他们的亲属有时交些钱来。根据博萨哈特的印象,这种以索取罚金为目的而俘虏的人有几百甚至几千名。红军逼近时,地主一般都闻风而逃了,但常常留下了一个上了年纪纳亲戚或信得过的仆人在家照看财产。红军就把这些人逮起来,直到地主交了一笔适当的罚金才放人。如果不交罚金,人质有时就会被处死。如果人质年纪太大,或病弱跟不上长征的队伍,他们也会被杀掉。
……
博萨哈待认为,他和海曼之所以被如留这么长时间,都是由于一九三四年圣诞节一次草率的逃跑行动。有些传教士的命运比他们坏得多。一九三四年九月六日,长老会教徒约翰•斯塔姆和 贝蒂•斯塔姆这两位美国人连同他们三个月的女儿一起在安徽被俘。斯塔姆夫妇被处死,孩子被丢在一边,无人照管,二十四小时以后才被人发现。报上把这孩子叫作“奇迹婴儿”。共产党人拒绝为此事承担责任。在博萨哈特被俘的同时,中国内地教会一位名叫福开森的老传教士也被俘,后来,就毫无音讯了。
……
“偶然为红军翻译了一张急需的贵州地图”,这里的“偶然”二字,用得十分的技巧而轻巧。如果不是有了“长征”这本书,我还真不知道,“偶然”这两个为尊者讳的字所隐藏着的,竟然是“偶然”被绑架,“偶然”被勒索,“偶然”挨冻受饿、提心吊胆,“偶然”跟着绑匪560天……而博萨哈特的结局,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他最后确实万分偶然、万分幸运地“草率”逃跑成功了。而其他外国传教士,则因为赎金不到手,不是“偶然”被处死,就是“偶然”毫无音讯了。哈哈,是的,的确是“偶然”为红军翻译了地图——多么要命,多么残暴的,多么令人不寒而栗的“偶然”,多么无聊,多么无耻的“‘偶然”!

也许,是东人达将肖克误为王震了。肖克、贺龙将自己当年的绑架对象称为“朋友”,这是沐猴而冠之后为遮蔽自己当年的绑匪行径。不知东人达看过《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没有,如果看过的,还要将博萨哈特称为王震的朋友,那就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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