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龙: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一本不仅仅是亵渎了圣徒的书(下)

吴性纯,出生于石门坎,在石门坎教会光华学校读书,后来又是在教会资助下到四川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深造,最终成为苗族历史上的第一个博士。这样的经历和成就,吴性纯应该视教会,视传教士为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啊?可是,在东人达书里,吴性纯却成了一个“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党”的小人:吴性纯具有强烈的民族气节,他常说:洋人不是救苗家。有肉有米自己吃,何必崇拜高鼻子的洋菩萨,凡事要靠自己努力。

洋人不是救苗家,有米有肉自己吃,柏格理吃包谷饭,穿草鞋,你不知道?你吴性纯怎样成为博士,怎样成为“受到党和政府信任”的昭通政协委员的,你忘记了?所以,我认为,吴性纯要是真说过这样的混账话,那么,他就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再就是,这是“新政权”逼迫他表的与传教士划清界限的态。

但是,这句话最大的可能,是有人为迎合中共口味而编的。因为,这句话不是出自吴性纯手笔,而是出自1987年贵州宗教志编写办公室《贵州宗教史料选集第二期》王兴中、王明光写的回忆文章《威宁石门坎光华小学校史梗概》。或者,这是在编辑的“启发”下,甚至是要求之下编撰的,或者,是这二位知道党最需要、最喜欢听什么而杜撰的:这样一个苗族德高望重的人都说传教士不是东西,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说!

吴性纯实在传教士王树德直接资助下到成都读书,并获得博士学位。可是,在一些人的文章里,功成名就回到石门坎的吴性纯却对王树德很不礼貌,对此对王树德进行顶撞。不知道,这是当年为了保护吴性纯,或吴性纯为了自保,不得已而说的话,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吴性纯这样的人如果说了这样的话,绝对是不值得称道的。中共不是自称“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吗,如果领受过党恩的人也说“共产党不是救中国人民,有车有飞机自己坐,何必崇拜高高在上的党棍官僚,凡是要靠自己努力”,东人达等等会对这样的言行称赞有加吗?不敢,还好些,怕的,就是不会。

而东人达只提吴性纯在“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受到党和政府”信任,却一个字不提吴性纯反右和文革期间如何受到党和政府残酷迫害的事情。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

对于张斐然,这个被东人达称为“直接信奉唯物主义的代表”,东人达对其反右和文革中受到的迫害,只是一笔带过,而对于张斐然如何“反抗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及张对中共有利的言行,却大书特书。而且,东人达所用语言,充斥着中国到了今天也很少使用的“改革开放”前,尤其是文革期间的阶级斗争概念,如阶级社会,剥削阶级,有产阶级,资产阶级,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等等。不仅如此,书中还充斥着中共文革时期政治教科书的垃圾概念和语言:“1948年,革命力量由宣传发动转为武装斗争”,“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使现代无产阶级有了本阶级的科学理论,有了锐利的战斗武器”,“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其态势就如毛泽东所形容的: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已经看到了基督教的虚伪,也知道了指导自己在此岸世界求得解放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威宁游击团政治部主任的张斐然为首的一批先进分子,冲破了封建牢笼的束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杨荣新,朱焕章,张文明,王志明等等“解放”前辉煌无比,“求得解放”、“冲破了封建牢笼”后的苗族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什么?抓进监狱整死,调进省城被迫自杀,交代罪行被批斗,暴打,关押,枪毙前用刺刀将舌头搅碎……

在引用了传教士甘铎理《柏格理日记后记》里一位对基督教颇有微词而又说,“我们将永远保持对上帝的忠诚”的苗族人的话以后,东人达让人颇感突兀地来了这样一句:“这位虔诚的苗族基督徒,也首选了共产党。”

这位苗族基督徒那番话,是1951年说的。1951年,那是什么年代,有着怎样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时代背景?这位苗族人,他在当时的那个大环境之下,能有所“选择”,能不、敢不“首选”共产党?东人达是不知道,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还是为刽子手漂白开脱?

该书第四章第三节有这样一个小标题:“教会无法再现往日辉煌的原因分析”。紧接着的内容:至于再也不能出现20世纪初年那样的迅猛扩展,是由中国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后的多种因素造就的,其大背景已经与近代基督教传入中国西南时截然不同。此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中国人民日益觉醒。在中国,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的时代已经来临。

这简直是满纸荒唐言。根据甘铎理所著《在云的那一边——柏格理传记》所载,1915年的时候,石门坎教区仅有受洗基督徒4800人和5000名“接受考验者”。而到了四十年代中期,仅整个石门坎教区,“教会大约有二万名正式会员,另外还有好几千正在盼望着为正式加入教会的培训和教育机会。”东人达自己也在书里说,这个数字“大约为30年前柏格理去世时教会人数的3倍。”

显然,东人达这句话和后面“教会无法再现往日辉煌”是相互矛盾的,因为,这组数字已经说明,即使是在柏格理去世后,基督教在石门坎等地的发展,完全是在柏格理欣喜的情形下进行。包括后来麻风病院、孤儿院的建立,苗族历史上第一、二个博士的诞生,无不是发生在柏格理去世之后的三四十年代。难道,在东人达眼里,这还不算“辉煌”?还有一个常识问题,那就是,当相当一部分当地人都加入教会之后,加入教会人数的增加随之减缓,这是必然的。因为,人口总数是有限的,而想皈依基督的人,已经基本受洗了。中共党员在四九年后的一段时间内发展很快,到了一定时间内,还不是缓慢下来。到了近年来,更是在一定数字内徘徊,甚至,有不少人还退党呢。难道,这也是“大背景截然不同”,是什么主义又在与中国的什么运动相结合,是“中国人民日益觉醒”了?

“现实的幸福的时代”来临之后,是什么样的情形?教会,尤其是教育的大倒退,再也没有出现一个硕士,更不要说再有苗族博士出现。石门坎,这个四九年前的西南文化圣地,倒退了上百年,又成了文化的沙漠地带。

当年,天主教徒德兰修女如果不是去印度的加尔各答传教、救助穷人,最后寿终正寝于加尔各答,而是像柏格理那样,来的是中国石门坎,并逝世于石门坎,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遭遇?与柏格理一样:文革时期被掘坟鞭尸,今天在东人达笔下,是随着殖民侵略的炮声,怀着别有用心的目的来到中国,来到石门坎的。

老苗文,也叫波拉德文字,这是柏格理为了向苗族人传播基督福音,为了苗族人学习文化知识而参照拉丁字母创制的。这本是无可争议,没有文章可作的事实,可是,深知怎样说更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东人达,却偏偏能从没有酒的空瓶子里喝出酒来,偏偏能从无缝、未经孵化的鸡蛋里挑出骨头来。

在第六章“滇黔川老苗文的创制及历史作用”里,老苗文的创制成了这样一回事:“英籍传教士柏格理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老苗文的产生是柏格理与苗族、汉族人士协作努力的集体成果,而它进一步的改进与完善,则完全由苗族知识分子承担。”

这是一段妙文、奇文,加奇闻。“老苗文的产生是柏格理与苗族、汉族人士协作努力的集体成果”,不说这“集体成果”是有多虚伪的党话了。作者的画外音:看看,你柏格理孤家寡人一个,我们苗族、汉族的“协作”者,数个几十个,不成问题的。羚羊挂角,了无痕迹,在无声无息当中,老苗文发明的专利,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划归中华民族了。再加上一句“进一步的改进与完善,则完全由苗族知识分子承担”,更是成了板上钉钉的不刊之论,叫你洋人作声不得,我的地盘我做主。可是,在你们的地盘上,还有个叫做沈红的,她的《结构与主体:激荡的文化社区石门坎》第五章“主题推动结构:苗文故事”“指出了”东人达这一论断的错误:1949年英国传教士张继乔和杨荣新、王明基等一批苗族教师再次改革苗文。

正如沈红的书里所说的那样,“老苗文简明、易接受,应用广,上得教堂,进得学堂,下得草房”,这样的文字,如果是肖克他们经过贵州的时候创制的红色苗文,那真是再好不过。但是,最气人的是,解放后在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领导下“发明”的新苗文,它怎么也起不到发明者的初衷:取代有着抹不去的讨厌洋教背景的老苗文。所以,文革期间大量焚毁老苗文书籍,石门坎街头甚至出现了“打倒老苗文”的标语。

不能完全焚毁、打倒老苗文,只好拼命淡化老苗文的传教士和非红色背景。在这样的阴暗心理驱动之下,极力淡化老苗文的洋教色彩,就成了新中国专家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所谓的民族学者岑家梧在其《嵩明花苗调查》里面煞有介事地引用了一个叫做杨立行的说法:晚近关于边事杂志刊物登载苗人文字问题的,都异口同声地说,现在石门坎流行着一种符号,其字母来历是由英人柏格理氏创制的,这类的话是未免太武断了。原来苗人文字的创造者,不是英人,也不是汉人,而是苗人的先进张岳汉先生。笔者以前曾受教于他,他将他的花衣花裙的花纹及日用生活用具指给我看,并且讲明了这种花纹的类别。“杨说:这些花纹,就是苗人昔时所用以记载事物的文字,不过字体过于简单,仅用以描写物形,不容易用以记事达理,我因为感到此种缺点,及终日孜孜研术,欲另觅他法以补此缺。昔有基督教传入我们苗家区域,有英人牧师柏格理氏,及汉人李武先生者,来吾乡传道,余乃询问中英文字之结构及音读法,李、柏二氏并将用英文字之拼音结构方法,制成新字。”

  这一段乡村老迂夫子欲咬文嚼字却又咬嚼得不地道的文字,其不顾事实,其牵强附会,唯知迎合党棍胃口的动机,昭然若揭。把这段文字引用到自己书里后,东人达也觉得“有偏颇之处”。但是,其驴则付汝、姜还树生的“执着”劲又上来了,说老苗文的创制是“中西人士协作,中西文化交融而产生的成果。”还不罢休,在稍后又说:“可见,老苗文的创制,是柏格理与苗族、汉族知识分子共同完成的。”

似想,老苗文如果是与肖克、贺龙有关的“红色文字”,东人达还敢、还会一再说这是肖克他们与苗族知识分子“共同完成”的“集体成果”,让苗族知识分子来染指这一了不得的成就吗?

老苗文“结束了苗族人结绳刻木记事、代代以口相传历史的蒙昧时代,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自信心”,不能完全把老苗文从人世间蒸发掉,必要的时候就和老苗文套套近乎,叫老苗文为伟光正添砖加瓦。正是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之下,东人达笔下才有了如下文字:“1951年,苗文学者杨荣新、张有伦受命于西南军政委员会,前往重庆,将具有新中国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翻译成苗文。这是老苗文诞生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被用以表述国家的重要文件,此举使它的发展历程达到了一个光辉的顶点。”

这一说法,简直是在迫不及待地讨好现政权。因为,谁都知道,老苗文如果有“光辉的顶点”,那就是它被用以翻译了《圣经》。老苗文在新中国遭遇的其他记录,东人达怎么挂一漏万了呢?比如,老苗文是第一个被标语口号直呼打倒的文字;老苗文遭遇焚毁、赶出双语教学课堂,真是最倒霉的文字;新苗文无法取代老苗文,老苗文是最反党,最反动的文字;老苗文既是一个成就杨荣新成为专家、学者的好文字,也是一个害得杨荣新成为囚徒,成为冤死狱中的坏文字。成也苗文,败也苗文,老苗文在晦气文字行列,也可谓登峰造极了……

接下来的第七章,标题叫“滇黔川边基督教运动中的主体作用”。一开始的两段,东人达是这样说的:

以往,国内外都有人把基督教新教在滇黔川边民族地区传播、办学、社会改良运动,笼统归之于外国传教士的作用,形成了救星说,外力论。

而通过对中外文字资料的发掘、历史原型的复原,笔者认为:它的外因,是在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侵略中,来华的出身于英国社会下层的柏格理等传教士。但发挥决定性主体作用的是中国西南各族群众。没有他们,就没有这场在国内外影响深远的宗教与社会改良运动。可以说,造就这段史实的关键还在于内力。

根据东人达奉为圭臬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内因是决定因素,外因只是重要因素。所以,一定要把当年的办学、社会改良运动的攻击归功“内因”而排斥“外因”。只不过,我想请教东博士:1949年之后,滇黔川边,尤其是石门坎的办学,社会改良运动远远不如1949年之前了。全都是自家人,全都是“内因”在起作用了,怎么成就却大倒退了?是唯物主义的罪过,还是其他原因?东博士的唯物主义哲学是学好了,还是没学好?

“历史法则的无情之处,就在于实际上他们无法割断同列强殖民侵略大背景的密切关系。”“尽管并不情愿,这些英国下层社会出身的基督教传教士,照样被打上了强权色彩的时代烙印。”能否割断,在中国,由党及其帮闲文人说了算,其他人,再有事实作为依据,不仅不能说了算,甚至不让你说。硬要说,就是反革命,轻则坐牢,重则杀头。至于“强权色彩”的烙印,这刑讯逼供的大烙铁,1949年以后都收归党的专政工具掌握,用以对付异己分子反革命;印把子,也从1949年后都掌握在党的手里了,所以,这“烙印”,当然只能是党及其师爷来烙,来打上。

实质上,《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与党棍、官僚的观点毫无二致。1991年由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撰的《伯格理日记》序言是一个当过威宁县长、当过毕节地区行署副专员的苗族官员写的。没有伯格理等传教士,就没有这个能够当副专员的杨姓官员。可是,在杨官员笔下,柏格理等传教士在石门坎的作为却都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柏格理“工作和行动的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扩张活动的组成部分”,“无论他的一切活动效果如何,都是在为殖民侵略的大前提和终极目的服务”。

在陈、马二官员的“编后记”里,如此这般霸道、蛮横的话语再次出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时期,基督教在中国的活动与殖民主义铁蹄紧密配合,许多传教士打着‘纯粹传教’的旗号,扮演列强从政治、军事、文化上侵华的特殊角色。”列举了在贵州安顺传教的英国传教士党居仁被雷击身亡和贵州水城苗族传教士杨雅各一家因伤寒死亡13人的“见证”后,编后记竟然得出如此的结论:“这些事实进一步说明,柏格理同其他外国传教士一样,进入我国传教主观上实为侵华,目的是想把中国沦为殖民地。”这些强词夺理、蛮横无理的话语一是说明,官僚毕竟没有博士的理论水平,连逻辑联系和常识也顾不得;二是说明,东博士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与党棍、官僚,也即与我们耳熟能详的“党中央”保持着高度一致。

《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之所以写得如此逻辑混乱,前提和结论相互矛盾,违背事实和常识,很可能有其他比较特殊的原因。那么,是不是,东人达为了解决职称问题,不得不违心地写这样一本很合乎主旋律的,驴则付汝、姜还树生的“学术著作”?在看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就这样猜想。果然,东人达在此书“后记”第一行,就提到了写作此书的根本意图:将《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作为“博士学位研论文”来写作。

此书写成这般不伦不类模样,东人达的导师很可能也“功不可没”。请看“后记”里的一段话:“在开始博士研究生的学业后,导师胡绍华先生就一直鼓励我把这个课题进行下去,要求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综合运用社会科学的多学科方法,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恢复历史原型,探索其中的规律。”

这位中央民族大学的博导胡绍华先生,在《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前面还有个序。序里有这样一段话:“在对课题的近代中国历史大背景、滇黔川边的民族与阶级情况……等问题的总结与分析上,作者能够深刻领会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始终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

东人达是怎样在这本书里“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回复历史原型”,是怎样“深刻领会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的”,最有说服力的,也许是该书第350页有关苗族基督徒,石门坎教育家朱焕章的内容。东人达在小标题里称朱焕章“献身与(于)民族教育事业”,可是,在提到朱焕章的“归宿”的时候,却是如此叙述的:“解放后,专职从事教学工作,1953年任威宁自治县筹备委员,童年调贵州省教育厅中教科任副科长,后任民族教育科副科长,1956年11月辞世。”

解放后“专职从事教学工作”的后面,其实就是朱焕章被剥夺了除了教学以外的“传教”,国大代表,校长等工作。关于“调”任副科长,在石门坎,谁都知道,当年,蒋委员长两次请朱焕章到成都,到南京任国民政府教育官员,朱焕章都没答应。难道,朱焕章在“新社会”,却对芝麻官都谈不上的副科长倒有了兴趣?非也。委员长,答不答应为我的政府服务,悉听尊便;毛主席,我叫你来,你就得来,不来不行。正因为如此,以及后来被作为历史反革命调查,被逼着揭发上级反革命罪行的情况下,1956年12月12日,朱焕章避开监视人员,来到贵阳黔灵山,在一棵树上上吊自杀。朱焕章“辞世”的时间弄成了1956年11月,无关宏旨,但是“辞世”二字,对得起“实事求是的态度,恢复历史原型”这13个字吗?这就是“深刻领会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吗,是马恩论述邪恶,还是东人达在吉他马恩论述?

看了这些内容,我在想,怪不得《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一书充斥着实质上早被中国抛弃了的马列主义残渣余孽,充斥着文革语言和文革思维,整半天,这本书就是在一个马列粉丝、文革遗老的指导下研究面世的啊。仅仅是指导?我看,学生东人达的马恩列斯毛的理论道行,远没导师胡绍华那样到家吧?那些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说法,那些有关马恩“论述”的引用,只怕是由导师“润色”,乃至代庖的成果吧?

方法和程序,乃至基本观点都有问题了,难怪结论如此荒诞不经。但是,不按照这样的导师的指导写作论文,尤其是论文基本观点与马恩毛,与“历史唯物主义”,与“恢复历史原型”的言下之意相违背了,那是肯定戴不上博士帽子的。东人达因为翻译《在未知的中国》,曾经被贵州国安到重庆“了解情况”。我想,对于一个有自尊而又有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的学者,不会对这样的行径无动于衷的。所以,行文至此,我曾想过:也许,东人达是在导师无可争辩的“指导”下,写出了这本完全背离学术道德、令人不忍卒读的书的。

可是,一想起东人达,这个1982年加入中共,当过什么支部书记,校党委委员,还被冠以什么“优秀党务工作者”的人,我又困惑了:由此看来,他是一个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读死书的人。甚至,将他这本书里的内容和他的这些党棍头衔当做一个有机整体来看,他更像一个体制内套话谎话鬼话连篇的体制内既得利益者。真是这样,如此在党内也会被称为顽固左派的人,实质上根本没有信仰的人,文如其人,他写出这样令人作呕,甚至会令人“下气如雷”的书来,这才是“正常”的。这就如《圣经》所说:恶人一出母胎、就与 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诗篇58,3)

《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用无神论教主的歪论邪述拿来解读蒙受基督福音的石门坎,解读在滇黔川边传播福音的基督徒的言行,这就犹如用魔鬼的尺度来衡量上帝的作为,用谬误老解释真理,其得出的结论,必然是违背事实,违背真理,谬误百出的。因此,《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对上帝的人马,对圣徒般的柏格理是有所亵渎的。而且,被这本书所亵渎了的,不仅仅是圣徒柏格理。

作为曾经的西南文化圣地,在反右和文革期间,石门坎就被强加上了在那个时代具有鲜明、深重负面意义的,足以令人生不如死的“小台湾”,“小香港”,“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前哨兼后卫”等罪名。而东人达的侵略说,历史大背景说,以及对跟着魔鬼跑的老七等的大加称赞,更是再一次亵渎了石门坎,这个过去和现在,都令人向往不已,怀念不已的圣地。

向太阳吐唾沫的人,只能弄脏自己的脸。

如果说,自己的导师胡绍华的的“鼓励”和“要求”只是一句套话,而非毛主席“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最高指示,那么,东人达就是个死脑筋,只会囫囵吞枣,不会融会贯通的书呆子。如此,这本书还有可能亵渎了自己的导师,以及导师头上的教授、博导。如果说,写作此书的时候,东人达眼里心里,都只有博士桂冠,只有职称、职务,只有名利,根本就顾不得什么学术良知,为文底线,那么,本亵渎了的,当然也就包含那个后来戴到自己头上的博士帽子,以及帽子下面的东人达自己。

我不能不说,被亵渎了的,还包含那厚厚的441页纸张。柏格理的尸骨,不管还在不在坟墓里,但是,还在石门坎,这是没有疑义的。化用“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的对联,就是“青山有幸埋忠骨,白纸无辜栽谬文。”引用《聊斋志异》里的话,对于《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这本充斥着党八股套话,谎话,鬼话的书来说,用“以金盆玉碗贮狗屎”来形容,真是再恰当不过。

如果说,马恩“论述”本来是好玩意,只不过是被导师和自己故意曲解了,被自己断章取义了,那么被亵渎的,还包含自己应该敬若神明的教主马克思,恩格斯,还有自己顶礼膜拜的伟大领袖和导师还有毛泽东呢。

《圣经》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马太福音7.16-19)

看看吧,什么树上结什么果,《圣经》早都给写上了。因此,真想“还原历史真相”,真想做个博学之士,还是早点抛弃那使得你误入歧途、谬误百出的马恩“论述”以及唯物主义,回归到由神牧养的羊群中来吧: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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