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村茶话》系列之十五


说明:退休之后住进老年公寓,交了两位大陆来的新朋友。张文友来自广州,原为高级工程师;李孟先来自上海,退休公务员,都是来美投靠子女的新移民。因属同代人,我们有许多共同经历跟共同语言。虽然有时观点有异,但心胸豁达,不伤和气。从春节开始,我们约好每周去当地粤菜馆茶叙一次,就国是说三道四。记得文革之初,邓拓先生因撰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杂文系列丢命。到文革中,台湾对大陆开播《自由中国之声》,其中就有一个“三家村夜话”节目,模拟江青、王洪文、田家英等人对谈高层动态,尽管田早已自杀身亡。如今我们三个退休老人,也组成“三家村”,对谈中国动态,不是夜话,而是茶话。现把记录编成《三家村茶话》系列,不定期刊发,以抛砖引玉, 激发更多讨论。


                              ---- 作者 谨识




阴霾治理,真需要“革命”吗?


程惕洁



李:上次咱们谈阴霾,觉得过瘾,回去跟老伴儿一说,她不认同,说咱们吃饱撑的,不如在家看会儿电视剧。加州湾区有的是蓝天白云,好好享受得了,扯中国的事儿干嘛,你们说2017年有大变化,那是一厢情愿!到2018年还这么糟呢,你咋办?


张:李嫂说的也对,咱中国人别本事的没有,唯独不缺耐心。这不,新年刚开头,春节马上到。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可人们对上半年谈论不多,对下半年要开十九大兴趣更浓,好像天上要掉个馅饼似的。我就不关心谁上谁下,就跟我不关心谁当美国总统一样,我看呀,只要体制不变,谁上台都一样。



阴霾治理说从头  外国经验可参考


程:我说张兄,你跟李嫂的话有一半对,另一半未必对。美国总统谁上谁下,的确关系不大,因为法制架构稳定,川普想随意晃动,没那么容易。想当年尼克松不就是偷听了一下反对党嘛,在中国不算个事,可在美国就得弹劾下台。中国的国情不一样,现行权力架构,属于老邓垂帘听政的遗产。到老江垂帘时,为架空小胡,常委扩权,尾大不掉。御用学者吹嘘是“集体总统制”,说“比美国总统制优越”,纯属胡扯。其实寡头专政,不但效率低,而且易腐败,看周永康把政法系统闹成啥样就知道。现在习核心有改制迹象,我乐观其成。但究竟往好改,还是往坏改,尚待观察。再说这阴霾治理,李嫂没说错,我搬来加州,就图这蓝天千金难买。可是,蓝天白云也非一成不变,几十年前,南加州也有过严重阴霾,要不是治理及时,恐怕也没有如今的蓝天白云,是不是?


张:这我同意,中外不能简单类比。战后日本也有过阴霾之害,人家用民主法制的办法解决,最终成为世界少有的清洁之邦。每次回国,我都喜欢在移居日本的一位同事家小住,日本人的细微精致,真没得说。在外面转一天,皮鞋不沾一丝尘土。而在国内,街上走个把钟头,就灰头土脸,两地空气质量,实在有天壤之别。


李:那好,今天接着说阴霾,我多收集弹药,回家好跟老伴辩论。《中国纵览》昨天有篇文章《人算不如天算,雾霾革命来临》,是大陆留学生写的。你们说,这阴霾治理,真需要革命吗?


张:这得看怎么说。先说日本的例子,日本战后一度很穷,还饿死过几十万人。随着韩战爆发,日本经济崛起,煤和油的能耗在1950-1965年的15年中增加5倍,导致空气严重污染。60年代的东京,白昼不见太阳,空气质量比今天的北京还糟,儿童、中老年呼吸道发病率不断攀升。但日本政府和垄断寡头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迟迟不愿意解决,直到各地市民发起反公害、反开发运动,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迫使日本政府和企业才不得不正视空气污染,开始阴霾治理。最终通过严格立法,技术创新,节能减排。从日本经验看,一但民众集体觉悟,起而行动,政府不能刻意打压,虽然也有利益集团阻挠抵制,终究阻力不大,不需激烈的革命手段。


程:加州的情况也类似,污染“归功于”战后经济腾飞。到1949年,洛杉矶仅次于底特律,成为第二大汽车制造中心。纺织、轮胎、家具工业也迅猛发展,空气污染日趋严重,太阳也变得模糊难辨,每个人眼睛红肿、喉咙嘶哑,脸上灼烧刺痛,因呼吸衰竭而死亡的老年人急剧增加。居民开始恐慌,许多人搬离加州。洛杉矶市长宣称4个月内一定永久消除阴霾,先关闭了一家化工厂,又禁止在后院焚烧垃圾。然而,阴霾依然没有减少。从而激发了社会运动,先是好莱坞演员们想出主意,制成“阴霾罐头”公开售卖,也有人引发“阴霾明信片”,引起社会注意;接着,几十名孩子妈妈,组织成“驱阴霾”小组,类似文革中的“联络站”和“战斗队”,到处开会演讲,示威抗议,组织滚雪球般壮大。在社会舆论影响下,加州理工大学的荷兰籍化学教授哈根.施密特经研究发现,空气污染源来自汽车尾气,与阳光发生光化学反应,产生臭氧以及其他剧毒物质。从1951年开始,毒空气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哈根阴霾(Hagen Smog)”,成为英文“SMOG阴霾”一词的来源。


李:哇,看来还是科学家的研究伟大,总算找到了阴霾的病根!那往下怎么样呢?施密特教授应该获奖才对。


张:事情没那么容易呀,李兄。哈根.施密特教授不但没有获奖,还受到冷淡和围攻,成为学校不受欢迎的人。你想想看,他把阴霾归罪于汽车排放,而汽车是洛杉矶的经济支柱,那不得罪金主和政府吗?另外,人人都开车,那不等于承认大家都是阴霾的罪魁祸首?所以,人人都恨这个荷兰教授。可恨归恨,科学是科学,谁也没法推翻他的结论。后来有人发明了减少尾气排放的“催化转换器”,将尾气混合物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等无害物质。虽然加州最先通过严格的“加州标准”,但因为成本提高,许多汽车公司还是消极抵制。倒是日本人头脑灵活,率先在日本车安装转换器,以符合加州标准,大量进口到美国。最后,为了争夺市场,美国汽车也只好乖乖就范。同样为了市场,美国炼油厂也只好伏法,相继提高汽油标号,这样才最后实现了沿用至今的汽车无铅和低碳排放标准。



中外国情大不同  简单照搬行不通

李:如此说来,美国的经验也证明,治理阴霾这件事,虽然涉及到利益冲突,但毕竟人人要呼吸,共同利益大于矛盾冲突,所以,阻力不会太大。只要政府拍板决议,命令企业节能减排,再给予适当赔偿补贴,重度污染企业关停并转,或者改营他业,应该不难做到。由此推理,“留台陆生”所说的“雾霾革命”论,我看可以休矣。


程:李兄且慢,我原来也持你的观点,可是看到环保部长陈吉宁一月六号的公开表态之后,大失所望。他是环保专家,内行当官,讲话比较有分寸。据BBC一月六号报道,他首先对重度阴霾向民众道歉,公开承认冬季情况最糟,治理没有效果。“在被问到北京阴霾治理时间表时,陈吉宁表示很难给出时间表。他说,珠三角地区2015年空气质量整体达标,是因为广东大概在2000年前后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用了十几年时间才取得今天的进步。”我对陈部长的说法有两点疑问:第一,且不说珠三角今天的“达标”有没有水分,因为港澳地区的空气质量也是时好时坏,大家都抱怨珠三角的工业排放。就算珠三角经过15年治理,真的达标,那是否意味着北京要想达标,也得需要15年时间?第二,陈部长说,珠三角从2000年才开始考虑治理问题,请问华北地区的污染治理是什么时候开始考虑的?记得我2000年回河北探亲,已经感觉空气污浊,天空灰蒙蒙,难道那个时候,北京还没有考虑治理?那么现在如何?开始考虑治理了没有?上次咱们讨论,我还有点乐观,觉得2017年能有转机,大约三五年内能看到变化。听陈部长这一说,可能起码要等15年,看来,咱们这一辈子恐怕是看不到了。再反过来看看“阴霾革命论”,反倒觉得它有几分道理。


张:说来说去,还得归结到国情不同。美日能做到的事,在中国未必能。有个词叫“路径依赖”,是说某条路走熟了,尝到甜头了,不肯轻易放弃。这阴霾也如此,有些人因污染行业而吃香喝辣,升官发财,虽说每年上百万人丧命,那也不见得轮到我头上,对不对?这么大的钢铁企业,好不容易建起来,凭什么要我马上放弃?当然,路径依赖美日也有,要不怎么阻挡压制科研和社会运动呢。不过,路径依赖架不住社会运动的冲击。人家不会抓人、封网、禁言、不许待口罩什么的。孩子妈示威抗议,不必担心警察干扰。声音大了政府就得听,比方1970年4月22日,2000万民众在全美各地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呼吁环保。呼声震动国会山,立法机构终于意识到环保的迫切性。后来这一天被美国政府定为“地球日”。有了新法,企业就得服软。也就是说,言论自由保障说话权,民主法治保证改革跟进。这在咱们中国,行吗?


李:我看不行。既然权力是上级给的,官员不在乎民间压力,可以用维稳大棒随意打压。连戴口罩散步都禁止,更别说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了。因此,高层永远不会听到基层诉求,即使听到,也会认为是个别坏人捣乱,是镇压不够的结果。阻断信息流通,消灭“动乱苗头”,就可永保天下太平。党国不需要服从民意,因为民意和宝座之间,没有选票这层纽带连接,这就属于制度性障碍了。



路径依赖好克服  制度缺陷难解决


程:张兄谈到的“路径依赖”说,值得深挖。它的英文叫Path-Dependency, 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之一,美国教授诺思为此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奖。但是,要用它解释中国阴霾,还需要引申。为什么同样都有路径依赖,但美日容易克服,而在中国就很难?所以,还要区分路径依赖的不同程度和不同性质。美日两国的路径依赖,主要在于惯性或惰性,一旦民众抗争达到临界点,制度转型并不难。但中国除了惯性,还形成两种相对固化的体制性缺陷:第一个缺陷是制度残缺,比方李兄提到的缺乏选票纽带;第二个缺陷不妨叫做 “中心依赖症”,跟大政府小社会的历史传统有关。表面看,国家政策并没有相关设计,起码在法律条文中没有。但在现实生活中,一切资源都按行政级别高低(或者官本位大小)来划分和流动。结果造成明显的资源梯度分割。行政中心对周边的资源掠夺,呈单向流动,既不是等价交换,更不向周边让渡或辐射利益,结果造成“富中心”和“穷边缘”之间的明显差距。


李:程兄说的这个现象,我们自己都有切身体会,比方北上广户口壁垒对周边形成的不公平掠夺。可是,这跟雾霾的成因与治理有关系吗?


张:我看很有关系。据《倍可亲》网站转贴“冰川思想库”的一篇文章,(题目“醒醒吧,北方雾霾要害在‘京城利益集团’”),京津冀三地同样缺水,但河北却要供应北京81%的水,天津93%的水。官厅水库汇水面积主要分布在河北,和北京市共同修建,水源由京冀共享。但从1980年代开始,北京用水吃紧,河北几乎无偿放弃了每年9亿立方米的用水权。后果之一,导致河北农地过于干旱,一经风吹,土壤微小颗粒会大规模扩散到空中,成为沙尘暴的来源之一。此外,北京还从周边地区吸纳资金、人才、科研成果和优秀企业,而把污染企业转移出去,通过所谓百家央企进河北战略,造成环京津地区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过度集中,包括钢铁148家,粗钢产能近三亿吨,还有电力、热力、石化、炼焦等行业,90%以上以煤炭为燃料,当然使河北成为阴霾重灾区。资源倾斜的结果,造成环京津贫困带,跨越河北、山西、内蒙古三省区,贫困人口过千万。他们除了被动接受人家淘汰的污染工业,没有其它选择。但吊诡的是,空气不服从行政管理,被污染的空气可以随风反扑,让京津两市也吃够苦头。作者悲观地说,华北阴霾难以解决,很可能要逼迫中央放弃北京,把首都迁往外地。应该说,这是对“中心依赖症”的一直惩罚和报应。


程:如果把制度残缺和中心依赖症合到一起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日两国的社会舆论,能推动政府摆脱“路径依赖”,走向制度创新,而中国就不能。这就可以回到我们讨论的题目,究竟阴霾治理,是否需要革命。我的结论是,在民主社会不需要,但在专制社会也许需要,端赖党国是否有能力克服上述病症。从最近环保部长和卫计委主任对阴霾治理的谈话态度看,我比较悲观。


李:根据余晓发表在《看中国》的文章(雾霾当前,中外治理有何不同),中外两国有四个不同:第一,国外有敢于揭露阴霾真相的良心媒体和科学家;在中国不是没有,而是被消灭了。第二,对雾霾的态度也不一样,美国人认为,改变阴霾是汽车厂和炼油厂的事情,能否改好是他们的责任,我买了车交了税,你就无权不让我开车?而中国卖给你车,又嫌你排放,限制单号双号,老百姓也就认了。第三,在美国,为阴霾买单的是汽车厂和炼油厂,提高罚款,逼迫他们改进;而在中国,受害老百姓买单,自费买口罩、装净化器,没有地方索赔;第四,美国老百姓决不接受牺牲自己这代人的观念,一定会向政府施压。而中国老百姓能忍,让等多少年就等多少年。他说的这些现象,还真是这么回事。如果中国人也向美、日、德等西方国家的百姓学习,那结果,很可能就是一场阴霾革命。


张:好了,两次谈论阴霾治理,好像话也说的差不多了。下次轮我请客,题目谈什么好,回去想想再说。台湾总统蔡英文的“过境外交”要在湾区停留,如果有什么戏剧性插曲,我们也可以侃侃。如果没有,咱们再选更有意思的话题,好不好?


李、程:好,咱们留意事态发展吧,再见!


(2017年1月16日,星期一 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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