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铁军:六四国殇日,悼念苏绍智老师




 

敬爱的苏老师,于国殇日前夕(五月27日23点)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96岁。作为他的学生和多年朋友,本想在第一时间,告知陈奎德先生及普林斯顿学社诸友,但是,为免有人节外生枝,搅乱葬礼,重复李锐先生不久前的遭遇,所以,不得不强压悲痛,等到老师入土为安之后,才发表这篇本该早写的纪念文字。

 

勇闯思想禁区,改革功莫大焉

 

苏老1923年生于北平满洲皇族世家,后考入上海交大,1949年初获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1949-1963年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1963-1979年历任人民日报编辑、理论部主任。1979年任马列所(全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研究员,1982年升任马列所所长,直到1989年流亡海外。

 

我跟苏绍智的师生缘,始于1979年,我在社科院世经所理论专业读研的时候。当时社科院没校舍,我们借助在北师大西南楼,上课地点在教三楼。苏老给我们讲授《科学社会主义》,从此成为他的学生,经常向他请教疑难问题。后来得知,我在世经所的一位导师,五十年代曾经是苏老师在复旦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因此从辈份上说,苏老算我师爷。尽管他是全国公认的马列权威,但非常平易近人,没有丝毫如今常见的学阀派头,喜欢跟学生平等而直率地讨论问题,包括后来被列为理论禁区的许多敏感问题。

 

苏老在中国理论界的学术地位很高,特别在80年代,共发表上百篇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章,并出版7本中文书(书名略), 3本英文书(《中国的民主与社会主义Democracy and socialism in China》,《民主与改革Democratization and reform》,《马克思主义在中国Marxism in China》) ,同时,还担任学术期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总编辑。

 

那时的社科院,刚组建不久,包括苏老师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是劫后余生,重返讲坛,自然有痛定思痛、重新认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术冲动。老邓本人复出不久,虽然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但极左思潮仍然禁锢着朝野上下。要想推动社会变革,必须解放思想,勇闯理论禁区。于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胡耀邦、李先念、彭真、周扬等一帮务实派领导人支持下,中央专门召开一系列理论务虚会,与会者包括苏绍智、王若水、李洪林、严家琪、于浩成、胡绩伟、廖盖隆等人,内容包括“真理标准问题”(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革命的人道主义”等等。其中“初级阶段论”就是苏老师首先提出来,后获官方和民间普遍认同的。

 

在这批理论旗手的推动下,学术界获得空前自由,从党媒到西单民主墙,均有不同程度呼吁民主、自由、人权和法制的言论出现。

 

尽管老邓很快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紧箍咒,但也没禁止李洪林发表他的四篇长文,题目分别是:“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 “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 “坚持什么样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字里行间,透露出跟老邓商榷的味道。

 

苏老师在课堂上说过,虽然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但不能视为金科玉律,更不能成为给人戴帽子打棍子的工具。真正科学的态度,是继承马恩的批判精神,学习欧洲马克思学派的一贯传统,允许自由讨论,实事求是地修正过时的观点,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健康发展。时任中组部长的胡耀邦,正受命负责平反昭雪工作,可见当时的政治气氛,是上下同心,相互配合,因而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可惜改革开放好景不长。随着推行老邓“经济放开” 与“政治管死”的矛盾政策,胡乔木、邓力群等左派学阀开始发威,到处煽风点火,发动“反自由化”运动,让刚刚有点改革起色的思想理论界,重新陷入噤若寒蝉状况。随着价格双轨制、官倒腐败、闯物价关失败等一系列问题发生,导致八老逼宫,强迫胡耀邦下台,使胡身心受到重创,郁闷而终,继而触发八九民运和六四屠城。

 

当时,我在宾汉顿纽约州立大学社会系写博士论文,从胡、赵先后下台到六四枪声响起起这段时间,我跟许多同学一样,难以静心写作,天天守在电视机旁,看国际媒体从北京播发实况(感谢当时有限的新闻自由),许多时间花在联名抗议和游行示威上。记得北京知识界声援学生大游行那天,镜头上闪过社科院的队伍,数百名专家和研究生,手持标语,高呼口号,从建国门往天安门进发,领头的一位老人,正是苏绍智老师。

 

然而,大游行并未阻止戒严令的实施,最终发生流血惨剧。正当我们为群众安危忧心忡忡的时候,大约6月中旬,突接苏老师从北京来的电话,说他第二天要直飞纽约,并转机到上州的锡拉邱斯,希望我能接机,送他去康奈尔大学,他要在那里当半年访问学者。

 

第二天中午,我按时赶到机场出口,跟手拉行李的苏老见面。年近古稀的苏老,头发灰白,神色凝重,向我讲述了北京屠城后的情况。据他了解的情况,老邓高调慰问戒严部队之后,清查镇压即将向全国铺开。因为他带头抗议,被官方点名,内定为清查对象,家人和朋友劝他,趁还有行动自由,“走为上策”。康奈尔大学这头,早在半年前就请他讲学,他早已办好护照签证,并收到往返机票。但迫于国内形势,他无法脱身,多次延期,如今流血已成事实,他个人也凶多吉少,只好匆忙动身,等于“逃过一劫”。

 

当天晚上,康奈尔大学的中外朋友聚会,为苏老师接风。依稀记得出席者当中,有诗人北岛、作家张新欣、博士生王绍光、贾庆国等人。大家讨论最多的问题,是大屠杀之后“中国往何处去”。

 

流亡不改初衷,重新定位马列

 

康奈尔大学的访问结束后,又有几所美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相继聘请苏老。我在美国接待过的国内学者,许多人英语表达有困难,需要借助别人翻译,或照本宣科,逐句念稿。比较而言,苏绍智是少有的一位能用英语沟通,可以离开讲稿自由表达的学者。他说,这跟他四十年代在上海交大、重大学跟南开读书时的英语功底有关,虽然后来荒废多年,但捡起来相对容易。

 

后来,在大搜捕浪潮中,能逃的人选择逃亡,不少人从港澳地下通道出走,流亡在欧美等地;不想跑或跑不了的,则被抓捕判刑,销声匿迹多年。白色恐怖持续两年多,江泽民宣称,要让资本家“倾家荡产”。虽然92年邓南巡以后,经济上继续放开,加速走资,但政治上继续高压,迫害改革派知识分子变本加厉。刘宾雁、苏绍智、严家琪、王若望、王若水、戈扬、陈一谘、万润南等人,均遭双开(即开除党籍和公职),迫使他们长期流亡海外。后来,王若水、王若望、戈扬、刘宾雁、陈一谘等人,先后在海外去世,未能实现回国愿望。

 

作为社科院马列所的前所长,许多海外学者,认可苏老师在中国理论界的权威地位,又能用英语授课,所以教学和研究机会很多,美国、欧洲和以色列等地,都有学府聘请他。但毕竟因年龄关系,没有固定的终身教职,都是短期合同,长则一年半载,短则两三个月。如此以来,经常漂忽不定,直到最后担任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定居新泽西州,才买了房子,有了固定居所。

 

苏老曾参与发起成立“民主中国阵线”倡议书,强调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继续推动中国的民主运动,还担任过《中国人权》,《北京之春杂志》,《当代中国研究》等刊物的编辑顾问,为海外民运贡献良多。不过,在私下谈话中,他对海外民运长期存在的管理混乱和派系纷争感到失望,不想介入内斗,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学问方面。在流亡岁月中,他依然笔耕不断,发表过上百篇政论和八本专著。由于有机会游学世界各地,与众多学派探讨交流,眼界大开,有助于他在后来的著作中形成许多新观点。

 

此处,我不打算全面总结苏老晚年对马列理论的再思考,这方面已经有人做过尝试,相信还会有人从事更多研究,这里只想把我感受最深的三点观察,奉献给读者。

 

第一,他紧密联系中国现实,对后邓时代的体制演变,做出尖锐而独到的分析判断。例如2001年7月,江泽民宣布允许资本家入党,苏绍智称之为由“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向“法西斯政权的转化”。这一判断,显示他有预感,后邓体制的恶性膨胀,最终将导致跟世界市场与欧美民主体制,发生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

 

第二,苏老认为,从理论上说,苏中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与欧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本质区别:前者堕落为党国极权体制和国家垄断经济的遮羞布,后者才保持了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开放性与生命力。他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在任何著作中设想过一党专政的制度,也没有赞成过赋予一党专政体制以压迫反对者的政治权力”。一党专政的始作俑者是列宁,后被斯大林、毛泽东等独裁领袖进一步发展,以高度强调领袖的作用,使一党专政发展成领袖专政,最终导致个人独裁。

 

第三,苏老强调,马恩晚年思想,特别是两篇《导言》(即马克思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与恩格斯写的《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是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文献。这两篇晚年著作,对他们青年时代写作的《共产党宣言》,有重大修正。而党国宣传机构,对两篇《导言》的翻译出版和正确解读,设置障碍,刻意刁难。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即从抽象到具体、历史考察与逻辑分析的一致性,做了首次说明。马克思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存冲突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苏老认为,从当代世界经济的现实看,以欧美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找到的最不坏的社会形态,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远远没有全部发挥出来。而号称社会主义的党国体制和权贵经济(毛泽东说是秦始皇加马克思,苏绍智说是秦始皇加斯大林),根本没有与之竞争的优越性,遑论长期抗衡和取而代之。

 

在《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恩格斯发表了更多对早期思想的反思,特别是对《共产党宣言》的反思。恩格斯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948年的斗争方法(即武装起义),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 恩格斯还表示:“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

 

总之,我认为以上三点新思维,是苏老晚年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之一,它们对马列主义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重新定位,具有不容低估的意义。

 

回国不失尊严,终生追求民主

   

六四流亡精英,对于中国的局势演变,曾经有过盲目乐观,其中以刘宾雁先生为代表。他曾面对电视镜头,断言数周、数日,甚至若干小时之内,邓李杨铁血政权就会倒台。但历史证明,中国的事没那么简单。在铁腕镇压和国际绥靖协助之下,邓小平强硬派稳住了阵脚,并用南巡讲话强推疯狂走资,居然带动了江胡两朝的快速经济起飞,令世界大跌眼镜。一批中外御用学者吹捧起来的“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论,一度甚嚣尘上。

   

面对迷茫的形势,部分六四精英和流亡人士,开始在丧失自我。有的转换跑道,回国发财;有的改变调门,助纣为虐,或暗地为大外宣服务。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流亡老人,虽然没有改变立场,但迫于年事已高,在海外养老有诸多不便,也开始寻求“有尊严回国”的途径。上文提到的王若水、王若望、戈扬、刘宾雁、陈一谘等人,都曾有不同程度的努力,但都因使领馆要求写“悔过书”而做罢。据我所知,能成功保持尊严回国定居的,只有于浩成和苏绍智两位。有些不了解情况的朋友,误以为他们有特殊管道,或者跟当局有勾兑(写过悔过书?),所以才能顺利回国,其实不然。

 

我跟他们两位比较熟悉,无论在海外还是国内,都多有交往,所以知道一些情况,不妨顺便说说。于老有中国护照和美国绿卡,可称为“于浩成模式”。他跟许多其他流亡者一样,开始都想跟中国领事预先沟通,答复都是要写“悔过书”,于是做罢。后来家人建议,干脆不理领馆,就拿护照买机票,直接闯关回国,万一在机场出事,就把矛盾上交给当局,看他们如何处理。

 

于是,夫妻俩人分开行动。太太前一天顺利回国,于老乘第二天的航班。到北京入关的时候,被要求补充一份“检疫表”,耽搁一段时间。急得子女们团团转,以为出了状况,开始准备向媒体曝光。关键时刻,终于看见于老,满悠悠走出通道,这才通知洛杉矶的女儿于军,立即办理托运几十箱书籍行李。因为于老原单位属于公安部,所以托运物品都没有经过严格检查,所有海外书刊毫发无损。

 

苏老情况有别,太太是中国护照,自己是美国护照,我称它为“苏绍智模式”。开始的时候,苏老去申请中国签证不成功,领馆也是要求写“悔过书”,被苏老拒绝。半年以后,苏老跟太太一同参加团体游,由旅行社代办,居然顺利拿到签证。于是随团回国旅游,旅游结束后,回到北京家中。待签证到期需要续签的时候,苏的个案申请自然上报到高层,苏老的续签居然顺利获准。当局还承诺,今后可以无限延期,也不需要自己到场,可以让孩子们代办。我分析这种特殊安排,是基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苏老毕竟是改革开放的理论功臣,当局不可能不考虑到他的巨大影响;第二,他在海内外的行为都公开透明,非常理性,不会对当局构成直接挑战;第三,年事已高,双目近乎失明,若刁难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需要要承担的道德成本实在太高。总之,两位老人能成功落叶归根的一个共同经验,就是不必跟下层事务官员罗嗦纠缠,直接采取行动,把难题推给对方,让上层去决定。当然,他们每人都有独特的条件和具体情况,别人是否能成功模仿,是另一回事。

 

苏老回中国定居以后,记得又来美国看望过女儿两次。近七八年视力更加恶化,只能在北京家中的小花园中散步。不能读书看报,让苏老失望着急,我劝他 “眼不见,心不烦”,放宽心休养,用耳朵听听新闻就可以了。他说,拜托现代通讯手段,通过收听,他依然能做到“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苏老对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充满信心。他说,从他学生们的口中可以知道,绝大多数有理性和良知的知识分子,无论在朝在野,都支持深化改革开放,让中国向普世价格靠拢,最终走上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康庄大道。

 

苏老的辞世,代表中国理论界另一颗巨星的陨落。但我确信,他留下的正义良知和精神财富,犹如在天际画下耀眼的光芒,必将照亮中国民主化的前进征途。

 

2019年 6月初于旧金山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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