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严”进京限行令下的众生相

作者:金仲兵

 

北京市交通委在去年年中发布了将于今年11月1日实行的升级版限行令,被各界称作“史上最严的外地车限行政策”。经过一年多压力测试后,几无反对声音,如今就要靴子落地了。

这个“史上最严”限行令可谓如即将到来的寒冬一般严酷无情,简单总结即“一年十二次,一次七天”。除了限制进京次数,让人难堪的是每次必须七天连用,否则“余额”不能像有些手机流量那样结转下次,而是全部作废。

受政策最终影响最大的,最苦逼的其实还是能买车用车、但没有更上层楼能量的居京、环京下层本外群体。可以说,相当于“废掉”了有大量进京需求的环京外地车的进京权利。其中,开外地车的北京车主据说有70万,这部份本地土著感觉最为窝火,牢骚最多。而多为外地户籍人口居住的环京地区拥车群体,上路车辆虽然只多不少,但因为行政性身份地位的弱势,既不敢怒,也不敢言。

让人不解的是个别专家曾为此论证称:一天进京84天足够了---显然,他无视了一次七天连用、不用作废这个硬指标。不知道这位专家是不是以被奄割的84天进京权的所在群体一员的视角在思考?如果想在论证中玩一个小小的违反常识的逻辑陷井,试图让民众心服口服,这点连自己都不信的小聪明实在无法过关,也对不起专家的名号。

如此民生大事,在舆论媒体上的相关资讯却寥寥无几,至于不同诉求的声音,更是闻无可闻。这一怪状令人遐想:背后到底有什么力量在使之压倒性地一边倒?难道是影响确实不大,还是受影响群体不够大,还是人们天然认为“说了也没用”而自动放弃,拟或是多数人在等待少数人为自己争取利益,等待可能的反转而座享其成?其实沉默的大多数从来如此,但惧于表达怕是最主要的原因。“为了游广场起个大早,但仍被堵在路上。看着拥堵的车流很心燥,不过平静下来看到这么繁荣的场面,还是感到很幸福、很自豪……”这是自虐。

不愿或惧于表达,是因为天然的话语权缺失,进而导致决策权易手,沦为被决策的一方。必须看到,能够决策下层本外群体命运者,决不会受到该决策影响---他们有更好、更多的出行选择,甚至是专享权利。本来是运动员的一方自己充当裁判员,结果当然不利于另一方。

正所谓公德决定私德,私德影响公德,这是一个互相养成、互为因果的社会逻辑。侥幸的从众心里、习惯性的沉默、语言环境的不友好、舆论监督机制的缺失、决策机制的失衡,共同决定了这一结果的出现。

不难想到,虽然民众仍旧默默地服从决策,但并不代表心里和行为上的服膺,更多时候是敷衍。以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完全可以像对待所有公共政策甚至国家法律那样,找到一个个边缘化的迂回式应对方案,如熟人关系、挂靠特权、违规不违法、或谋求全民违规违法却法不责众,甚者,就是直接违法。这显然有些荒唐,却也无奈,而且千百年来莫不如此。

这不,有网友提出:买三辆车就够了(三辆外地车一年中可在工作日进京天数之和,与一年的工作日相符)。问题是,能买起三辆车的有多少人?更重要的是,外地车非进京日在京内停车也属违法,那三辆外地车在京外的停车位如何争取,费用是否可以承受?这显然是一个富人的方案,而真正的富人难免有公司、企业和门路,不需绕这么大的弯路直接就拥有京牌了,是不是?

在全覆盖的决策面前,京里京外的下层拥车人这一次终于暂时成为同病相怜的沦落人。只是,在将来为了争食政策允许的进城权利的小蛋糕过程中,会不会因自认为的分配不公而出现内部争斗,再现地域性的本外之争?让决策层座山观虎的老戏,怕是难免意外。在这场涉及本、外、官的三国演义中,处于下层的本外群体,往往是最容易被小利所诱导而入戏,并为上层带来政绩的。为防止重蹈覆辙,本外是否应该达成宏大共识,共同向决策层提出路权平等的诉求?

回归本义:“治堵”只靠限行吗?当然不是。其核心问题其实是行政权力过于集中,并围绕之形成一圈圈的外围资源和中间服务。如此,全国各地的太多事情不到此处走行政程序,必无果。所以,分散行权利才是王道。例如,近日的央地分权下的税收分权,将权力下沉,就开了个好头。显然,还需要更多的行业分权,形成小政府大社会,让更多事在京外得到解决,京内自然无堵。

看来,何不食肉糜式的决策不但容易脱离民生和事实,也容易带来负面影响,更可能形成政策滥尾,遗害无穷。就治堵来说,领导垂范很重要,但也没必要走另一极端,像北欧小国领导人那样骑自行车上班,甚至接待外宾,但完全可以与民众一样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哪怕开私车也好,顺便体验一下拥堵的程度,以利于决策。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也能更好地进行公允、科学、人文和理性的思考,对建立良好的政民关系也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〇一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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