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中共政治改革最后时机

 易修霖

2019年11月17日

香港的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五个多月,在国际社会中历练多年的追求普世价值的不屈的香港人碰到了理念上闭关锁国因害怕失去权力而拒绝双普选的倔强的中国共产党,双方都是步步逼近,毫不退让。彼此势力当下结成一个死扣,暂时无人能够解开。

虽然香港局势目前处于焦灼混乱的情形,各方势力都在坚守都无妥协,形势一触即发走向奔溃,但实际上还没有到最后摊牌的时刻,此时对中共来说,如能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满足香港市民的诉求,迈开政治改革的步伐,必可换回皆大欢喜的结果。或者换一种说法,香港是中共施行政治改革最后的时机,如若错过此时机,在以后的时机进行完全被动的改革,必定陷入中国朝代更替的循环中。

为何说此时是中共进行政治改革最后的时机?

首先,当下的国内经济和香港经济不是文革结束时的情形,不具备只需单方面强调经济改革和建设就能稳定掌握政权的条件,必须考虑人民物质生活满足后包含政治诉求在内的精神层面的需求。另外GDP总量位列第二的中国,其自身在国际环境中的经济分量与之前同样不可同日而语,如此巨大的体量已经具备可以改变世界格局的潜力。

文革结束之时,中国经济处于奔溃边缘,说百废待兴有些许夸张但也不会引起人的过度反感。此时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所在,经济改革和建设,完美切合了时代主题,迎合了人民群众急切的需求,此后经济建设成为了中共历届政府的主要工作任务。而与此同时,对不那么急迫的政治改革诉求,人民实际上默认了以暂时的停滞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但人民并没有放弃,而且中共内部也一直提出要在合适的时机进行政治改革来确保经济改革的成果。

这是国内环境,国外亦然,中共与世界各国找到了一个共同话题,同样也是经济。中共对西方世界使用了经济诱惑的手段达成其自身的目的,其依据的原则源头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资本论》里,其中明确讲到:“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绞首的危险。”中共自认为资本有这一“嗜血”的特征,并利用该特性成功抓住了西方各国的“命脉”。为何如此讲?我们回顾八九六四事件,从对西方价值观的冲击力度层面看,该事件比当下的华为中兴等的威胁更严重,但事后西方资本继续对中国投资,继续在中国追求经济利益,直至中国加入WTO,实实在在地融入了世界经济中。所以从这一层面讲马克思的资本“嗜血”论是点出了资本主义本质的,中共也善加利用以经济为切入口,与西方资本“共舞”。虽然对中国的继续接触政策事后西方有个完美的解释,但其对朝鲜这种没有经济价值的国家并没有施行这套措施。所以更使的中国共产党更加基于这种思路来判断整个世界,认为西方对利润回报的追求高于自身价值观的追求,加之中国的法律形同虚设,中国实际上是资本的天堂。

我们再回到香港,一直以来香港人在世人心中的印象是为追求经济利益而愿意放弃政治利益的一个群体,如同在英国统治时期,香港没有民主但是物质生活很充足,这客观上造成一种香港人不需要民主只需要满足其经济需求的印象,哪怕是错觉也是既成事实,较难驳斥否定。

基于香港人是愿意放弃自己的一些政治利益而去满足对经济利益的追求的这样一种印象,和中共在国内外使用经济手段取得的成功经验,中共开始对香港事件的本质进行判断,其判断结果是香港的经济发展成果没有被大众带来普惠性的好处,认为香港人闹事是因为没有房子住,矛头甚至一度对准香港的地产大亨,逼得几大家族出来“破财消灾”。没有房子住所以闹事的逻辑固然可笑,但其毕竟是中共的执行理念和其政权立足的基础。

但是今非昔比,现在香港的情况与国内文革后的情况天壤之别,香港人民目前不存在生存威胁的问题,相反香港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是高于大陆人的,好比你去收买马云做你的马仔一样,典型的自找无趣。国内经济的情况也与香港类似,虽然经济发展中依旧有很多问题存在需要解决,但是绝大多数人基本生存问题已经解决,使用中共的语言体系甚至马上就要奔“小康”啦。此时还是只片面强调经济,而去故意忽视人民精神需求中的政治诉求部分,显然是不合理的。包括香港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需要追求并实现更高层次的政治目标。

国外环境也是一样,目前中国GDP总量全球第二,这种体量的国家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会对世界格局产生影响,并带来改变。如果双方价值观完全不同,没有共同的理念作为支撑,不会有信任感的产生,双方存在的问题不会彻底解决,彼此耗用的资源就会越多,必将两败俱伤。

其次,西方前期的接触政策失败不会再给中共第二次机会。

虽然与自身价值观产生冲突,但“嗜血”的资本依旧对中共进行持续接触,西方对其行为的解释是:“希望支持中国经济改革可促进未来中国政治改革。”但毕竟已经给过一次机会,且三十年年来我们政治改革没有丝毫进步,甚至出现倒退,西方的期望完全落空,继续接触政策完全失败,并且关键是已经开始对西方自身的经济利益产生影响带来反作用。但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使中国和世界捆绑为一体,无法彻底脱离接触,但各自为了自身利益双方必将持续冲突,甚至有最终摊牌的风险。

鉴于此,西方国家必将开始对中共采取措施施加压力,甚至这些措施会对自身带来损失也在所不惜,为的是迫使在路上横行的司机按照现有的交通规则规范驾驶车辆。中美贸易战就是这一趋势的开始和直观表现,是中共只片面强调经济改革而忽视甚至无视普世价值和政治改革的必然结果。而这一趋势必将延续并且施压的强度会更加激烈,直至中共做出政治改革或者中国经济实力衰减到不足以改变世界格局。

最后,缓慢的有序的主动政治改革可避免中共政党的彻底消亡。

中国当前的国家形态实际上处于帝制向民治转型的过程中,如果转型失败就是帝制时期朝代更替的惯常结果,就像唐德刚先生提出的历史三峡论中所讲,封建向帝制转型有个缓慢的过程,同样帝制向民治转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样是在缓慢的逐级演进中完成的,但大的趋势是朝着民治的方向,就算有暂时的退步也必将被时代的滚滚潮流所覆盖。回顾清朝末年,当权者拒绝了主动求变的维新运动,而在末年被动进行宪政改革,其没有在正确的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最终大清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

如果中共不抓住最后时机主动进行政治改革,不利用好香港这个最好的地点和最好的时机展开政治改革,而在以后的错误时机进行被动的改革,最终也逃不过灭亡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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