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国农民的“民主梦”

作者:周德才

【编者按】周德才先生是河南固始县的农民,虽然因为追求自由被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其追求公平和人权的努力却是令人钦佩的。周德才先生用自身的经历表明,民主和法治是符合人性的,哪怕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也是需要的,他们凭着直觉或者简单的逻辑就能够明白,对于农民这个中国社会底层群体最急需的公平正义,民主和法治是最根本的药方。那些跟随中共的民族主义指挥棒起舞的五毛和小粉红们,无论在国内媒体上的声音多么喧嚣,然而在这样一位农民吐露的心声面前,都黯然失色了。周德才先生的思考,是建立在多年帮助受侵犯的底层农民维权的基础上,也是自身由于公益维权被投入牢狱的结果。一旦底层民众不再恐惧,专制统治必然土崩瓦解。周先生被迫充当过国安的线人,他对此也并无隐瞒,而是认为这是跟国安在斗智,对此受到伤害的NGO香港劳工权利机构肯定有不同看法。周先生也提到维权农民内部的矛盾。周先生作为一个农民,为了人权付出过很大代价,从旁观者看来他带有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也是可以原谅的。重要的是在万马齐喑的今天,周先生还愿意真名实姓批判专制体制的勇气。

民主国家因为有健全的民主,所以自然就有了健全的法治;而中国大陆正是因为没有民主,所以法治必然严重的欠缺!

——周德才

自序

       自从1949年中共在大陆建立政权以来,老百姓一直生活在灾难之中,大跃进致使好几千万的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农民负担过重时期,全国各地每年都有很多农民因为交不起税负被活活的逼死,一些人甚至被活活的打死;同时,由于中共反“市场经济”及腐败官员窃取国有资产而导致很多工人的劳动权利和工作岗位被剥夺,下岗沦为无业游民而没有饭吃;减免农业税之后,很多农民的土地经常被强征和抢占,还有很多人的房屋被强拆,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和财产,很多老百姓遭到无端的打压和流血。

       中共及其执法机关“反法律、反法治”的行为又导致了中国大陆无计其数的冤假错案,很多无辜者冤屈致死、还有很多无辜者在监狱之中煎熬、浪费生命等等。

       而作为普通的中国农民,我个人在恐怖恶劣的环境下,一直努力地实践着国父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民权”,一直在呼吁国内外正义的力量共同促进中国的法治。在有着深重“专制独裁”历史的中国大陆(也是中国最黑暗的“深水区”),少数和我一样觉醒了的人们正在试图“以法治推进民主”,无奈于阻力太大,中国的民主事业举步维艰,甚至都很难说是在缓慢向前。

      因为中国的民主不仅关系到中国社会的自由和公正,同时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所以全世界正义的力量都应该支持中国老百姓去开创出“以法治推进和实现中国民主”的历史奇迹;而我们这些代表中国民主的新生力量的公民,如果有了国际社会的帮助和支持我们,就一定有信心引导和组织中国老百姓开创出历史的奇迹!

      我虽然只是中国普通的农民,但我实践民权的经历写出来不亚于一部“传奇文学”,愿在此与关心中国民主的各界人士分享我的经历。

为减轻农民负担而抗争

      1986年年底和1987年年初,在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国科技大学,方励之先生的言论引发了第一次“要求民主改革”的学潮。当时我正在本县(河南固始县)石佛中学读高三,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栏目里了解到科大的学潮后,我异常的振奋!于是我就在本校的中学同学中组织联名活动,声援科大学潮,结果被取消参加高考资格并开除了学籍。

      回家务农后,1987年年底我到本县杨山煤矿当矿工下井采煤。沉重的体力劳动没有压垮我,我还在思考着如何推动中国的“民主改革”。

      1988年3月份,我在杨山煤矿给方励之先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手写体原件至今还保存在中共的安全部门),除了表达自己的观点外,建议并鼓励方励之先生继续发动组织学潮,要求中共进行“民主改革”,我在信中预言“共产党的腐败已经令人无法容忍,不久的将来,中国必然会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因为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栏目里了解到方励之先生被调到“北京天文台物理研究所”工作,所以我把写给方励知先生的信寄给了原科大校长管伟延先生(因为科大学潮的事情,这个时候管伟延先生已经被免去了科大校长的职务),委托管伟延先生转给方励之先生。

      没想到这封信被信阳地区公安处截获,1988年的农历八月十四那天下午,我和新婚的妻子带着月饼等礼物到岳母家(本县南大桥乡陆桥村新房村民组)准备第二天过中秋节。不料刚过午夜零点,由当时的固始县公安局政保股副股长高昌峰(后升为信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应该退休了)带队的一伙全副武装十几人闯进岳母家将我抓走。随后以“收容审查”的名义把我关在固始县的行政收容所一个月时间,于1988年的农历九月十四那天下午放我出来。十六的那天上午,我和妻子再到岳母家去报平安,走到春树岗村曾闸村民组(原村支书熊德发房前)的一片丘陵地,正在秋种的几个农民(我是玄中村人,他们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已经被放出来了)正在谈论我的事情,其中有个人说“听说这个姓周的有一支钢笔是美国给的,只要公安局想抓他时这支钢笔就响,只要钢笔一响他就跑,他跑了好几次了,这次没有跑掉”。因为高昌峰等人在闯进我岳母家之前先到的是我家,我父亲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民,看到一群全副武装的公安,吓得连话都说不好了,带路的村干部就找来了我们家的一些邻居让高昌峰等人问话,高昌峰等人问过“周德才是不是经常写材料、用什么笔、什么纸”之类,又当着我们家邻居的面从我家里搜出了我的钢笔和一些材料,所以我的钢笔后来就被传说成了“神笔”。

      正如我给方励知先生的信中所预言,1989年中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主运动。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至2003年费改税之前,中国的“农民负担过重”举世闻名,中国农民的生存权被普遍的剥夺,生存状况非常恶劣。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为农民维权,一直在组织固始、商城两个县的农民联合抗争,连续几年组织固始县农民搞“万人大联名”活动、各乡镇小规模的游行活动,以及群体上访活动。为了不引起中共的地方政府(特别是公安局和派出所)注意,我多次的改名换姓深入到固始县各乡镇,多次深入到与固始县紧挨着商城县鼓励动员农民联合抗争。

      1998年的秋征开始后,两个县农民的“万人大联名”活动给地方政府造成了很大压力,农历十月二十三夜晚,以固始县公安局政保股陈股长(陈家福)带队的一伙人闯进我们家将我带走审查。后来迫于民愤,他们不得不将我释放。

      当时我已经是有了两个儿子的父亲,因为在老家组织农民抗争而导致家庭贫困,所以1999年年初我不得不到广东东莞打工。

      虽然我人在东莞打工,但我的心仍然牵挂着固始、商城两个县的农民抗争和维权。因为我去广东打工比较晚、加上年纪大而找不到好工作,所以一开始不得不到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干着沉重的体力活,这样不仅工资低而且时间长,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操作老家农民维权的事情。我意识到要想以“远程通信”的方式组织老家的农民抗争和维权,必须先找到一份好工作,不仅能够挣到钱、更要让自己体力轻松、而且还要有空余的时间。2001年7月份,我被应聘为东莞市一家公司的业务员,我不仅拿上了高工资和业务提成,而且体力轻松还有空余的时间了。我通过公用电话联系上了固始县胡族乡的维权农民邬文新、张入喜等人。这时商城县正在酝酿以洪茂先等人为首的伏山乡枫树村、徐堰村带动地区性农民群体维权运动,我让邬文新到商城县伏山乡枫树村、徐堰村把情况了解清楚。

    因为当时中国普遍性的“农民负担过重”,所以形成了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抗争,很多组织者遭到中共的打压和关押;为了推进固始、商城两个县的农民运动,必须要保护洪茂先等组织者的安全!

    我能够做到的是只有要让国内外的媒体一齐关注商城县伏山乡枫树村、徐堰村的农民抗争,所以我多次打电话、发传真材料给广州的羊城晚报和南方周末的编辑部,希望他们到商城县伏山乡枫树村、徐堰村进行实地采访,但没有用。我只得拜托他们私下里把发给他们的材料转发给外媒的记者,只有《羊城晚报》政法部的江小姐答应我想办法让外媒关注,其他人后来连我的电话都不接了。

    不得已,我只能自己想办法联系驻北京的外媒及国际上的人权机构,我先后与驻北京的美国广播公司齐先生(美籍菲律宾人,2011年退休回国)、驻美国纽约的“中国人权中心”的刘青先生、驻香港的“中国中国劳工中心”韩东方先生联系上了。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我把自己组织农民维权的经历写成“个人简历”与材料一块发给了他们,希望他们关注、支持、帮助固始、商城两个县的农民抗争运动。

    一边联系外媒关注商城、固始两个县的农民运动,另一边用公用电话建议维权代表们有策略的组织发动农民。为安全起见,我从来不直接打洪茂先等几个组织者本人的电话,而是通过公用的磁卡电话(当时的东莞遍地都有)拨打他们邻居的电话,再让邻居找洪茂先等人过来接电话。

    2001年10月份以后,在洪茂先等人的组织下,枫树、徐堰两个村的农民一边派代表轮流的到北京国家信访局上访的同时,几乎每天(下雨天除外)都有一百多名有文化而且身强力壮的农民沿着周边乡村的公路拉着条幅、敲打锣鼓的宣读《中共13号文件》,沿途所到之处招来了很多老百姓的参与和响应。由两个村这样带头的宣传活动坚持一段时间后,周边乡村数十里的老百姓都被带动起来了。

   这样一来,固始、商城两个县的农民抗争运动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的关注。进入2001年12月份,信阳市公检法和商城县公检法的大批人马开始每天成群结队的开着警车到枫树村、徐堰村强行制止两个村的农民搞宣传活动。他们公开的威胁恐吓两个村抗争的农民,两个村以外的周边农民便一齐到枫树村、徐堰村助威,官民双方形成了严峻对立而剑拔弩张的形势。

   2002年元月2日凌晨的两点多,老百姓的怒火终于爆发了。两百人左右的信阳市公检法和商城县公检法被老百姓打的丢盔卸甲,这些人大部分纷纷开着车跳跑了,小部分来不及上车的便四下逃窜。留下的没有来得及开走的警车被老百姓推翻砸烂了,这就是有名的信阳市“伏山事件”。

   “伏山事件”是农民以暴制暴成功的典范,中国农民的这些抗争迫使中共后来进行费改税,直至减免了农业税。全国各地农民风起云涌的抗争为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普遍好转、争取中国农民的生存权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我们固始县、商城县维权农民的抗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我们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发挥出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应该说是“开创了一个奇迹”!

   “伏山事件”发生后,迫于国内外舆论和国内地方老百姓民愤的双重压力,中共当局暂时没敢加害老百姓,也不敢再征收枫树村、徐堰村农民的任何税负了。

   这个时候一定要保证洪茂先等几个组织者的安全,如果洪茂先等几个组织者因此而遭到打压和关押,不仅会给固始、商城两个县的维权农民们带来心理上和精神上是重创,同样会给全中国抗争的农民带来心理上和精神上的重创;那么,全国老百姓抗争维权的积极性肯定会受到重挫!

   因为生活所迫,洪茂先等几个组织者随即到外地打工,他们并不是因为害怕而外逃;但事实上中共当局并没有放弃对洪茂先等几个组织者的报复,这一点我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必须要有后续行动,进一步的引导国际舆论追踪报道“中国农民负担”过重的事实及根源,让国内外都清楚中共当局才是制造“伏山事件”的责任者,而不是抗争的老百姓!

   我在东莞市当业务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多次与海外媒体及人权机构联系,鼓动策划了固始、商城两个县的农民抗争运动,由此而引发了“伏山事件”,早就被中共的公安和国安一齐盯上了。我知道被盯上,但我没有丝毫的畏缩。当时正在“中国改革杂志社”工作的李昌平(之前是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因为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份报告《我向总理说实话》在海内外反响很大,也得到了朱镕基总理的认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研究所的熊老师建议我向李昌平寻求帮助,并把李昌平的工作电话及手机号都告诉我了。随后我联系了李昌平,希望他就“伏山事件”组织有关的专家学者到河南省商城县调研,再能给朱镕基总理写一份建议“农村体制改革”的报告,争取中共的高层不要追究洪茂先等人。令我失望的是,李昌平很生气的问我从哪里找到他的手机号的,要求我以后不要再打他的电话,免得给他找麻烦等等。后来到2006年9月22日至23日,我在广州出席“农民合作组织与新农村建设学术研讨会”时曾多次与李昌平照面,但双方连个招呼都没有打。

国内媒体、机构靠不住,我只能继续找外媒了。为此,我不得不从东莞市那家公司辞工,于2002年6月份回到固始县老家。先到胡族乡迎河村邬文新、张入喜那里,将1998年秋征时叶台村农民孙元海被打死的照片拿到手,又到商城县伏山枫树村呆了好几天,与余弟久、余弟红、吕皇银等人(洪茂先当时在温州打工)收集了很多从土地联产承包到户以来周边几个村农民负担(农业税、乡镇统筹、村提留)逐年递增的原始单据,还有“伏山事件”发生时没有来得及跑掉的、被推翻的几辆警车照片等等。然后,我去北京约见了美国广播公司的齐先生,我把资料、单据、照片亲手交给了齐先生,拜托他想办法在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前曝出去。

    完成这些事情后,我又从北京乘火车到东莞高埗镇应聘为另一家公司的业务员,此后经常与齐先生电话联系。就在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的2002年10月中旬,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就“中国农民生存状况恶劣”这一突出的人权问题向中共交涉,要求中共切实的改善人权状况;中共不仅不承认事实,还让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公开发表讲话,以“美国无视中国人权正在持续改善”抗议美国政府;为了争取美国政府不要在十六大召开之时再向中共发难,江泽民随后访美并与老布什在图书馆会面,这些中共的央视当时都进行了公开的报道。

为了促使中共进行必要的改革,我准备在中共十六大召开的前几天组织固始、商城两个县的一些农民维权代表在北京搞一个记者招待会,再一次向全世界介绍一下中国农民真实的“生存状况”,我拜托齐先生帮我约了一些外媒驻北京的记者,我又分别的与这些记者进行了电话联系,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没想到2002年11月3日夜晚(凌晨1点以后),以国家安全部韩处长带队的广东省安全厅、东莞市公安局、高埗镇治安队一百多号人封锁了“高艺装饰公司”办公室人员所在的住宿楼(同在该住宿楼住宿的还有其他公司的人,“高艺装饰公司”办公室人员住宿在三楼),当时该住宿楼傍边的公路边上停满了国安和公安的车子。高埗镇治安队的人(那时广东的治安队员大部分都是无恶不作的匪徒,在广东找工作的内地大学生孙志刚就是在收容所里被治安队的人活活打死的。)不由分说的把“高艺装饰公司”的办公室人员一个个拽到下边的公路边上,有几个女文员的衣服都没有来得及穿好,张保、邓旭东两名男性因为抗议匪徒们的暴行而被打的跪在地上求饶;国安和公安没有参与打人,但也没有制止那些匪徒的暴行,他们直接找的是我。他们先仔细看过我的身份证,接着盘问我是哪里人、在东莞打工有多长时间了、办没办暂住证等等,半个多小时以后国安和公安才把我带走,直到这时高埗镇治安队才饶了其他人,众目睽睽之下的所作所为不容抵赖!

    2003年8月份,我特的打电话给“高艺装饰公司”的老板李连枝,就2002年11月3日夜晚给他带来的惊吓和麻烦表示深深的歉意,他说只要一提起2002年11月3日夜晚的事情,自己就会“浑身发抖”、“不寒而栗”!

    到现在我仍然不明白,当时为了抓我一个人,中共当局为什么要搞出那么大的动静?

    国安和公安先把我关押在高埗分局的黑屋子里,两天之后把我转押到东莞看守所关押了一夜,2002年11月6日下午安全部的韩处长、广东省安全厅的两个国安、信阳市国安局的刘勇、固始县公安局的杨忠良、樊广宏把我从东莞看守所押往广州市火车站,我被押上火车后,韩处长和广东省安全厅的两个国安下了火车,再由刘勇、杨忠良、樊广宏三个人把我押回到老家固始县,关进了固始县的行政拘留所。

    行政拘留15天结束后,我被信阳市国安提押到信阳市,河南省安全厅的季处长和信阳市国安局副局长潘应明,还有曹思源、刘勇等人代表中共的安全部门威胁我,要我替中共的国安部门做事,继续与韩东方、刘青等人联系,为中共的安全部门套取对方的资金和情报;如果我不答应,他们就要抓捕洪茂先、余弟久、余弟红、吕皇银、邬文新等多名农民维权代表与我一块治罪判刑,而且还要取消我们这些人子女将来就读大学的权利、甚至还会限制我们的下一代就业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答应他们,他们逼迫我写出了保证书。

   我提出了“一大一小”两个条件,大条件是“希望党和政府能够善待老百姓,希望党和政府能够逐步的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小条件是“我希望能够经常的去北京拜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的于建嵘先生,请教他一些关于农民的问题,以开阔自己的视野和多长点见识,这样也有利于为你们做事”。当时我很敬慕于建嵘先生,觉得他才是真正的“农民利益代言人”;在于建嵘先生的帮助下,我参加了2006年9月22日至23日广州增城大酒店的“农民合作组织与新农村建设学术研讨会”,才有机会结识了一些知名的、有良知的学者,特别是清华大学的蔡继明教授,后来他为保护固始县农民的土地帮助很大。中共的国安们虽然表面上答应了我的条件,但却没有写保证书给我;其实这个时候我就开始盘算着如何与中共的国安们斗智,凭着感觉我有把握能反过来利用中共的国安继续推进中国的民主和人权,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与中共国安“斗智”的决定是正确的。

   在中共安全部门的“指导”下,我通过多次与韩东方先生的电话交谈而取得韩先生的信任,2004年中秋节前夕,韩东方先生邀请我去香港见面。之后在中共的安全部门安排下,我先后(2004年至2005年)三次去香港与“中国劳工中心”的韩先生和罗先生见面,罗先生分三次汇给我总共不到二十万元的人民币,给了我几万元的“奖金”外,余下的钱被中共的国安拿去了。

   国安拿去的钱为我买来了好几年的时间,有了这些年的时间,我才能成功的组织了这么多次的农民维权(还有烟草下岗工人的维权)。   至于为中共安全部门套取的所谓的“情报”,只不过是“中国劳工中心”可以直接对外公开的信息而已。

组织农民土地维权

   2003年年底中共实行费改税,2005年中共免去了农业税;但从此中国进入到规模化的、不择手段的强征、抢占农民土地搞房地产开发、制造泡沫化经济的时代了。

   随着农民抗争意识的增强和抗争行动的升级,中共的手段也越来越恶劣了——公检法执法机关直接沦为官商勾结的暴力工具,同时还公开的操纵扶植黑社会恶势力为抢占农民土地打冲锋,全国各地的流血事件此起彼伏,抗争的农民惨遭打压和伤害,很多失地的农民们变成了生活无着落的无业游民。

   固始县县委县政府以城区为中心向周边大面积强征强占农民土地的同时,下边33个乡镇的党委政府也在争先恐后的强征抢(强)占农民土地搞房地产开发;从固始县城区到各乡镇都在不断的发生着不同程度的流血冲突,赵岗乡农民卢先道土地被强占后吊死乡政府的办公室;而坑民害民事件频发的固始县居然成为“全国新农村建设的先进县”!

   中共的地方政府一边操纵黑社会强占掠夺农民的土地,囤积的土地作为“期货”并进行公开的“炒卖”;另一边实行银行贷款支持开发商搞房地产开发的“高杠杆调节”金融政策;“掠夺加垄断”的专制体制硬是把“土地资源扭变成财富后来拉动GDP的增长”,这种繁荣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及行为不仅严重的践踏了法律、破坏了法治文明,同时也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市场经济。

   中共所谓的“繁荣中国经济”无异于饮鸩止渴,必然导致中国的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越来越大,而受害的农民则是高天天不应、告地地不灵!

   2007年6月份,固始县方集镇独山村发生了一起土地流血事件,沈子明及多名抗争的农民被黑社会打成重伤和轻伤,维权代表刘西举、沈子付、沈子刚被公安局抓捕(后被判刑),我实在忍无可忍了,与信阳市的国安们进行交涉,我质问他们:当初我答应为你们做事的前提条件就是共产党要善待老百姓,就是这样善待的吗?他们竟然不认账的反问我:你有什么资格驱使共产党呢?流氓无赖嘴脸暴露无遗!

   2007年年底,商城县五桥乡的农民金荣山、王幼德两人因为经常上访被商城县公安局以“敲诈勒索罪”刑事拘留,我又找到信阳市的国安们进行交涉,要求中共的地方政府放人,遭到他们的拒绝,2008年年初,我写出了一篇《中国政府只有尊重法律 才能确保北京奥运安全》的文章,公开的在美国的博讯网站上发表,紧接着我就与信阳市的国安们讲明,因为你们(共产党)违背了当初答应我“善待老百姓和改善中国人权”的承诺,所以从此以后我不会给你们做事了,你们想怎么样悉听尊便!

    2007年我大儿子参加高考后成绩不佳,我一直怀疑是中共的安全部门捣的鬼,大儿子周剑不得不复读了一年高三。

    2008年我的两个儿子要同时参加高考,我们一家人都担心中共的安全部门暗中捣鬼,但我仍然没有放弃营救金荣山、王幼德两人的事情。 

    为了营救金荣山、王幼德两人,我和洪茂先组织了商城县好几个乡镇的一些农民维权代表们一起抗议商城县公检法的非法行为,并且轮番的与商城县公检法交涉,要求公检法放人。为了威胁我,2008年5月13日夜晚凌晨两点多,商城县公安局国保一群八个人在固始县公安局国保队员朱林翔的带领下,来到我们家在固始县慈济高中对面所租的房子门前,用万能钥匙打开防盗门后闯进去。我们一家4人于睡梦中被惊醒,我被这群“不速之客”带到了商城县公安局,他们威胁我说,如果再不放手金荣山、王幼德两人的事情,政府就不会让你的两个儿子今年高考有好成绩,你想不想让你的两个儿子上大学了?

    我对这群流氓们说,你们今天对我的威胁,恰恰证明我大儿子去年的高考成绩不佳原来正是你们一伙流氓做的手脚;如果今年你们再捣鬼,我就把你们的丑恶行径公布到国际社会!

    这群人见威胁不了我,不得不把我放了。

    没想到2008年高考结束后两个儿子的成绩仍然不佳,是不是中共当局真的向“它们威胁和要挟我的那样”而做了手脚?以他们兄弟两人平时的考试成绩完全可以考上重点大学,为什么高考成绩与他们平时的考试成绩大相径庭呢?既然上不了理想的大学,那就只能让他们兄弟两人读一般的大学了!

    因为争取民主、实践民权,我们家遭受了四次深更半夜被中共的公安和国安非法闯入的惊吓,“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我个人虽然养成了“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心态和习惯,但我的老婆和两个儿子他(她)们母子三人心理上、精神上能不能承受了这样的惊吓呢? 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妻子的心脏病是中共的公安和国安吓出来的。

    金荣山被关押8个多月后以“免于追究刑事责任”释放。王幼德被判两年半有期徒刑投进信阳市监狱,因为有病加上狱中折磨,所以释放后不到两个月就去世了。他临死时对他的家人们说:就是到了阎王爷那里也要告!

   既然中共这样打压残害老百姓,我就继续着手组织老百姓维权。为了制止中共“反法律、反法治、反正义、反人权、反市场经济”的行为,我动员固始县多个乡镇的农民此起彼伏的集会游行。

   2009年春季,商城县公安局又开始着手报复7年前“伏山事件”的农民维权代表们了,先后抓捕了余弟红、吕皇银两人,我们组织两个县的很多农民维权代表多次一起与商城县公检法交涉,要求放人;国内知名的维权律师刘晓原、王全璋等人帮助代理和辩护。余弟红、吕皇银后来分别的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如果是在“伏山事件”刚刚发生后这些人就被中共当局抓捕的话,刑期肯定不只是一年。

   为了预防不测,我把中共国安威胁我、要挟我为它们做事、还有我三次去香港见韩东方先生和罗宾先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讲给了金荣山,如果我真的遭到中共的毒手,希望金荣山把事情真相公布出去。

   2010年4月4日,固始县公安局警察公然的与黑社会匪徒一道强占汪棚乡大皮村农民的土地,在公安局的指使下,黑社会头目谢运军带着一群打手准备将我活活打死,后来因为很多农民一起赶过来才救了我,这就是固始县有名的“4.4事件”,现在从国内外网站都能搜索到。

   我没有被吓倒,更没有退缩,继续组织农民集会维权的同时,还介入组织烟草下岗工人们的集会维权,公开地在网上发出《维权农民周德才发给烟草下岗工人们的倡议》。

   固始县公检法执法部门及乡村干部们公开的散布谣言诽谤和污蔑我,同时威胁恫吓维权的农民不要跟我走;但两个县的农民及烟草下岗工人对于中共的威胁不予理睬,依然相信我、跟着我继续维权。政府非常清楚自己早已“失信于民”了,它们自己说的假话、瞎话老百姓不相信,便想出收买利用和我一块维权的农民攻击污蔑我。

   2011年8月1日那天,洪茂先和邬文新两人一块来到我们家吃中午饭,告诉我商城县公安局有人透露,上边已经明确指使县局这几天对他实施抓捕,今天之所以和邬文新到我家来,就是看看我能不能想办法救他。从中共要挟我为它们做事那一天起,我就认真的考虑过了:当局肆意践踏法律而又毫无道德底线、流氓土匪本性不改,他们迟早会报复我们的,洪茂先我们这些维权代表都免不了牢狱之灾,该来的迟早都会来,我只能劝洪茂先坦然一些,既然敢站出来为老百姓伸张正义,就不能怕中共的打压!

   2011年8月4日的夜晚,商城县公安局抓捕了洪茂先,我紧接着就与中共信阳市的国安、还有商城县、固始县的公安们进行交涉,要求他们放人;同时我又给中共的国安部写信,交给信阳市的国安,要求信阳市的国安转呈它们的国安部;信中有这样一段内容:洪茂先的父亲曾经是你们中共的军人,在为你们中共从国民党手中夺取商城县的战斗中炸掉了一条胳膊,洪茂先本人也是上过越南战场的军人,而且是在战场上申请加入你们中共党员的,洪茂先父子两人为你们中共立下了汗马功劳。“伏山事件”是因为公检法大队人马抢劫、镇压老百姓而造成的后果;为了维护你们中共的整体形象、制止公检法大队人马的非法行为、维护你们中共的执政地位,洪茂先才带领老百姓这么做的;如果洪茂先对公检法胡作非为的行为视而不见的话,你们的公检法执法部门就会变本加厉的胡作非为,最后必然会走向中国人民的对立面,到那个时候自然会危及你们的执政权;你们这样打压陷害洪茂先这样一个有良知的中共党员,肯定会让更多有良知的中共党员而感到寒心,只能加速你们中共的众叛亲离,希望你们能“三思而后行”!

   与中共的国安交涉没有作用,我只有组织商城、固始两个县的农民维权代表们多次一起到商城县公检法要求放人,在把洪茂先及其“伏山事件”的相关事实公开的发布到国内外网站上的同时,我公开的接受了新唐人电视台的视频采访,控诉“共产党大逆不道、与正义背道而驰”的行为,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商城县公检法承受不了洪茂先案子的压力,便把洪茂先异地关押到潢川县,洪茂先的案子也移交到潢川县公检法审理。

   2012年2月28日上午8点多,固始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冯文刚打电话约我到他的办公室谈话,我们俩见面后他说是受上级的安排才约我谈话的, 冯大队说上边明确警告我不要再插手洪茂先的事情、还警告我必须停止所有组织老百姓维权的活动,并问我个人有什么要求;我说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唯一的要求就是中共执政党尊重法律、依法行政,善待老百姓、切实的改善和保障中国的人权,立即释放洪茂先和中国所有的政治犯、良心犯,停止非法强征抢占(强占)农民土地及强拆老百姓房屋的行为。我还就固始县突出的问题提出了三点要求:尽快妥善处理城关镇东大店子的土地问题;尽快处理郭陆滩镇东园村的土地问题;尽快处理赵岗乡残疾农民卢先满的土地被强占问题。

   冯大队说会把与我谈话的情况及我的要求如实地反映给上面的,与冯大队见面后我回到家里换了一身衣服,再打出租车去汪棚乡组织农民集会维权活动,当出租车行驶到城南新区怡和小学门口时,被固始县公安局刑警队的警车从后边追上来拦住,以刑警队柯连合(我们早就打过交道)为首的一群匪徒(都穿着便衣而不是警服)不由分说的把我从出租车里强行拽出来、又强行把我塞进它们的警车里,再把我强押到固始县公安局的旧址问话,于夜晚12点之后驱车把我异地关押到罗山县看守所。

拒绝认罪而入狱

   在罗山县看守所关押期间,两位知名的维权律师王全璋、庞琨代理辩护我的案子。庞琨先到罗山县看守所看望我,我向庞琨讲明了自己正在拒绝干活并以绝食抗议,希望他尽快把我看守所“绝食抗争”的行动发出去,让国内外关注我的朋友们知晓。

   2012年3月30日下午我又被押回到固始县看守所,随后王全璋、庞琨两位律师一起来到固始县看守所看望我。我问起洪茂先的情况,两位律师说洪茂先案子的一审判决是“三年有期徒刑”,案子正在上诉期间,虽然我们做的是“无罪辩护”,但公检法肯定不会“无罪释放”洪茂先的。果然不错,后来洪茂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王全璋、庞琨两位律师到固始县看守所会见我时,我把中共国安威胁、要挟我为它们做事等过程简单讲述给了他们,并告诉两位律师我正准备绝食抗争。为了预防不测,我口述自己的“遗书”并让王全璋记录下来,我希望王全璋想办法转达给国际社会,尽快的安排我的家人到国外安全的生活。王全璋当时跟我说,就算你为老百姓做出了这么多的事情、为中国的民主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但你跟国安的合作很可能被认为是你在出卖韩东方他们。

    绝食三天后,固始县看守所副所长张明华用自己的手机把我绝食的情况告诉了王全璋律师,王律师随后就把我的绝食抗争的事情发布到了新浪微博,微博内容是这样的:维权农民周德才看守所绝食抗争,请关注周德才的朋友拨打看守所副所长张明华的手机(附有张所长的手机号)询问详情。

    因为这件事固始看守所所长徐建及副所长张明华两人差一点受到处分,但他们两位都对我说“不后悔”!

    实事求是的说,代理我案子的律师肯定会遭到中共公检法的威胁和刁难、甚至是报复,王全璋律师不惧威胁和报复、敢于继续代理我的案子确实难得。庞律师后来退出我的案子,改由李志勇律师代理。

    开庭的前一天(2012年6月12日)下午,固始县公安局的两位副局长甘海涛、李国平及治安大队队长殷慧兵等人特地到看守所让所长徐建、副所长张明华劝我,只要你老周在法庭上别吭声、主动认罪、请求政府宽恕、给党和政府留个面子,到时候就会以“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或者缓刑”释放你,被我拒绝。

    2012年6月13日,我的案子一审在固始县法院开庭,我和我的两位代理律师王全璋、李志勇的法庭辩护是成功的,固始县检察院的潘景亮等三位公诉人被我们驳斥的理屈词穷、哑口无言,我不构成任何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随后不久,《维权农民周德才的法庭陈述》就发表到了海外网站。虽然法庭上三位公诉人被驳斥的理屈词穷、哑口无言,但固始县法院的一审判决竟然判处我有期徒刑五年!我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案子的二审由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维权律师马刚权介入代理辩护;但中共的公检法却不予重审,而是直接下达了维持一审原判的二审判决书,中共公检法执法机关的“反法律、反法治”丑恶无耻嘴脸暴露无遗!

    2012年12月4日我被押往信阳监狱,刚到信阳监狱我又开始了绝食抗争。入教监区的监区长赵宝臣、副监区长陶勇劝我,陶勇说在监狱死个人根本就不是个事,就是一个骨灰盒而已,你有本事就别吃饭吧;赵宝臣劝我说,如果你是真英雄就应该养好身体,出去再干。

    因为绝食,2013年元月3日我被转入开封市河南第一监狱,为了唤醒中共的人性,我仍然继续绝食抗争。入监教育队的大组长朱之霖(加拿大国籍的台商,以“诈骗罪”判处了15年有期徒刑)劝我不要再绝食,否则就会被转入到离家更远的监狱,到时候家人探监也不方便;89年的“6.4”绝食换来的只是共产党的屠杀,你在监狱绝食只会伤害你自己的身体,除此之外什么用也没有。

    听从他的劝告,我停止了绝食。2013年春节之后我被下放到14监区劳动,我拒绝到到车间劳动,每天就坐在监管犯人们干活的狱警房门口。一个礼拜之后,监狱狱政科便把我转入到“老弱病残”的十二监区;其实十二监区的大部分犯人都是健康、能够干活的正常人,真正有病的犯人不到一半,这里的犯人同样要干活的,经常做的活就是粘叠纸质手提方便袋;没有病的正常犯人大都是关系户和贪污受贿的职务犯们。

    十二监区有三层楼,一楼、三楼是正常的犯人,二楼是神经病犯人,十二监区的犯人们就在监舍里里干活,少数实在不能干活的神经病犯人及重病犯人可以不干活,大部分的犯人仍然是被逼着干活,特别是那些神经病较轻的犯人们,在正常犯人的强迫、殴打之下,活干的往往比正常犯人干的还好。

    我被关押在一楼的十二监区一分监区,基本上是138人左右(有时多一两个,有时少一两个),2014年8月份一楼一分监区的犯人与三楼的三分监区的犯人调换了。

    我一直拒绝干活,也没有犯人强迫我干活。2013年5月27日那一天,一楼一分监区能干活的犯人都到监舍后边挖土和拉土,把挖的土装上人力斗子车后拉到九监区(严管队)前边的一片空地上,我虽然没有干活,但在傍边看其他犯人们干活而打发时间。第一层土挖过之后,就挖出来了很多死人骨头,一个叫张明刚的河南商丘市职务犯(贪污受贿罪)被吓的昏死过去了,几个犯人赶忙用人力斗子车把他拉到监狱医院进行抢救。

   当天夜晚我就做了一个奇怪的噩梦:我被一大群光着身子、戴着手铐脚镣、一齐高喊“冤枉”的人追赶着,正满头大汗的拼命往前跑;突然对面出现了同样的一大群人挡着了我往前跑的路;我赶忙往傍边拐,又被同样的一大群人挡着了路,我再往另一边拐依然如此;最后我就被这些光着身子、戴着手铐脚镣、一齐高喊“冤枉”的人团团围住了;他们便一齐跪下来向我磕头,一边齐声说“青天大老爷呀,我们没有犯罪,求你赶快救救我们吧!”,我说“你们找错人了,我不是青天大老爷,救不了你们呀!”,他们就围着我不让我走,后来实在没办法,我就对他们说“我给三位青天大老爷共同写一封信,他们分别是清华大学的蔡继明、北京大学的贺卫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于建嵘,你们去找他们求救吧!”;没有笔和纸,有一个人站起来走到我傍边,用嘴咬开了自己的胳膊,他的血流出来滴到了地上就形成一滩血;另外一个跪在地上人转过去身去将后被朝着我,我从地上捡起一个小木棒,粘着地上的血往跪在我面前人的后背上写着给三位老师的信,信写完了这些人才千恩万谢的离去。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从我被关进看守所到监狱,遇上了不少冤假错案,我经常想如何才能把遇上的冤假错案写出来转交到我所尊重的三位老师手里,拜托他们三位呼吁民主党派和学术界一起督促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纠正冤假错案;经常这样想、再加上5月27日那一天看到狱中的那么多死人骨头,感觉这些死人骨头可能是“屈死鬼”的,所以才做了那样的噩梦。

    在十二监区一分监区关押几个月后,了解了不少冤假错案,我就写出了《拯救中国法治》的文章,委托一个许姓犯人通过来监狱拉货的司机转发给他的妹妹;再由他的妹妹寄给蔡继明、贺卫方、于建嵘三位老师和其他一些人,三位老师的手机号及具体安排写在另外一张纸上。

    看守所、监狱的五年时间里,我为了把自己写的东西发出去花出去了两万多元钱。《维权农民周德才拒绝出庭及绝食抗争的声明》和《维权农民周德才的法庭陈述》两篇文章是从看守所发出去的,我没有花一分钱,现在这两篇文章从海外网站上还能看得到;而监狱里写的东西并没有发出去,两万多元钱是分无数次的犯人购物而被河南第一监狱利用许姓犯人骗去了。

    我之所以找这个许姓犯人帮忙,因为他是专门负责与外面进来的货车(囚犯们做好的手提包装袋要运出监狱卖掉)车司机交接包装袋数量的囚犯,有条件把我写的文章带出监狱;其二,据说他在未犯罪之前,他的父亲是被公安局警察关押期间打伤了头部而死的,许会敏为了给他父亲讨回公道,居然把他父亲的头割掉,背到公安部上访。许对我说,他有一个妹妹在洛阳市海关局上班,妹夫是派出所的户籍警,他妹妹和妹夫愿意想办法把我写的文章寄到有关人士的手里。许还把他妹妹手机号告诉了我。当时我也考虑到自己有可能会上当受骗,但为了把中国监狱里令人发指的冤假错案披露出去,不得不抱着试一试的希望。为了让许把我写的文字寄出去,我经常打电话向大儿子要钱。

    后来一分监区的一位有良知的狱警对我说了实话,是狱政科安排许骗我的。那监狱狱政科后面的真正操作者肯定是中共的安全部门。 许姓犯人不仅因此立功减刑,后来还当上了一分监区囚犯们的大组长。

 从欺骗和套取我两万多元钱的这个事实可以进一步看清楚当局是如何无耻下作! 那个时候我小儿子正在江苏科技大学读最后一年,我大儿子参加工作不久,在杭州市保险公司上班,每个月就四千多元钱,除掉生活和房租外基本上无剩余了。两个儿子的妈妈还有病需要治疗,为了给我往监狱里寄钱,大儿子只有向他的同学借钱。 为了促进中国的民主和人权,我们一家人遭受了中共多么大的伤害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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