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官本位”

胥志义(江西)

我们要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使我们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创新型民族,这无疑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这个命题的提出,本身就包含疑问:为什么在发达国家,创新已成为正常的社会生态,而我们却需要来大力提倡?正如那个著名的李约瑟问题一样,为什么现代科学在西方诞生,而没有在中国出现?两个问题有相通之处,但创新更带有根本性。

创新固然与教育相关,但近现代,我们废科举,兴教育久矣,教育对社会发展进步的意义,已越来越为全社会所认识,现在我们教育的广度和深度,与发达国家相比,并没有大太差距。创新也与国家激励和保护政策相关,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订了一系列的知识产权保护条例,设立各种科学进步奖项,时间也不短,而我们的国家,还远末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创新的活力无法展现出来。其中的奥秘何在?我以为,这与我国的官本位传统有很大的关联。

官本位首先是一种文化,它的核心是把当官当作是人生的第一价值追求。中国古有“学而优则仕”,说的是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当官。而金榜题名时的荣耀,衣锦还乡时的威风,更反映出一种广泛的官贵民贱的文化氛围。就连现今的历史学家评价历史人物,也时不时用上“官至某某”的话语,似乎一个人功绩的大小,与其官阶高低有关。可见这种文化影响的深度。

那末,官本位文化与创新有什么关联?用经济学中的一个术语,官本位文化对创新形成“挤出效应”。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种挤出具有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对社会个体主要是读书人而言,他的所学所思所为,皆是为官之道,对社会发展对创新提出的多种要求,既感受不到,也无时间精力和能力去完成。为官的追求和知识结构,挤占了他脑中可能用于社会发展创新的思想资源和思维精力。二是从整个社会而言,官本位使人才聚集于官场,而创新主要应发生在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各个领域,人才向官场聚集,意味着社会领域人才的减少,因而形成“挤出效应”。三是在我国封建时代,特别是后期,教育状况是围绕入仕而设立,这种状况对于社会发展创新对教育的要求相距甚远,教育的“入仕”功能挤占了教育多种知识传授和创新力培养的功能,遏制了人创新能力的提高。

谈到官本位,不能不提到我国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具有程序公正的特征,因此受到当时西方国家的羡慕与学习。但科举制是由官本位支撑,同时又发展着官本位文化并扩大其影响的。可以说,官本位文化是科举制度的核心和灵魂。这一点,西方可学习不来。近现代,西方科技突飞猛进,中国却是死水一潭,个中原因固然很多,但西方没有官本位的文化基因,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而近代西方的思想启蒙运动,追求人人平等自由,其价值取向,与官贵民贱的官本位文化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解答李约瑟的那个问题,从文化的角度切入,应该也是路径之一。

清朝末期,统治者逐渐丧失控制思想文化的能力,西学东渐,开始融化千年封建体制的坚冰,这不仅导致科举制的废止,铲除了官本位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制度基础,也使思想启蒙的萌芽开始出现。“五四”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无疑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但迫于中国当时的现状,民族的生死存亡被提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爱国主义逐渐成为主流。使本可清除“官本位”文化的科学与民主启蒙运动,无法深入,戛然而止。所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官本位文化仍象一个幽灵一样,深埋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深度,阻碍着创新和发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陈伯达现象”中的那些文人,他们个个都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准,具备有创新的能力,但在他的头脑中,官本位文化达到“官述心窍”的地步,把本可在各自领域实施创新,可能有所建树的时间,精力,能力,转移到迎合领导,谋求官位上,以至失去独立人格,成为千古笑柄。

建国后,我们不仅没有彻底清除官本位文化,而且由于计划经济与公有制理论的引进,使中国潜伏的官本位文化基因,在这一新的理论外衣下得以复活,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官本位”本是一种等级观念,价值文化。但在计划经济与公有制条件下,不但没有使这种等级观念弱化,官员反而通过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指挥和控制,强化了这一观念。

公有制把所有权如土地所有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交给了官员,计划经济把经济活动的指挥权交给了官员,而这些权利即使在封建时代,也属于民间,这就使本只具有某种地位或财富象征的官员,还有了前所末有的指挥人民的权力,人民甚至于还享受不到封建时代的自由。社会变成了一个庞大的组织,既是生产组织,又是行政组织,甚至还是军事组织。官员依等级享有指挥管制人民一切行为的权力,社会活动失去了自然性的特征,变成了由官员推动,由官员导演,由官员指挥,并明显带有官员个人偏好的活动。官本位比在封建时代有着更为实在的内容,官本位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因为在封建时代,私有制和有限度的市场,民众还是有着经济自主和经济行为自由权利。

显然在这样的体制下,一个或若干个官员的头脑,代替了多样化的社会个体的头脑,一个或多个官员的指挥,形成了社会行为的统一。这对社会个体思想自由的发展,并在这思想自由发展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个体行为自由,形成压制。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在特定情况下,如战争或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时是必要的,但用来管理社会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则变成创新的桎梏。创新型社会的要义是创新内生于社会这个自组织系统中,社会个体是创新的主体,思想行为自由是创新得以实现的关键。一个自由的社会不一定是创新型社会,人们争取自由是为实现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但一个创新的社会必定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官员指挥型体制下,由官员的推动与组织,也可以有一些创新活动,也可能取得少量创新成果,但这不叫创新型社会。在创新型社会中,创新动力源于社会个体而不是官员推动,创新指向符合社会发展要求而不是官员个人偏好,创新过程本身就是社会活动而不是官方活动。创新型社会是由创新的社会性所规定。

官本位在现今不仅表现在官员指挥权力强化,还有表现在官员评价权力的强化。这种评价权力是指任何人的工作业绩,科技成果,道德才能,皆由官员或官办机构来进行,体现了官员主导社会的特征。官员评价机制是官员指挥体制的合理延伸,通过评价的引导激励,更好的实现官员的指挥和控制。现在我们对官员评价机制的公正性质疑颇多,也在进行一些改革,如提高评价的透明度,增加一些评价的刚性指标等。但我们还没有意识到,随着用市场体制代替官员指挥体制,现在社会存在的大部份评价活动,都应取消,而交由社会评价机制来完成。

显然,“创新”如果由政府主导或领导,那就你官员去创新,人民何来创新的内在动力?如果创新不是由市场而是由官员来引领,创新很容易进入经院式的花架子,脱离经济活动的实际需要;如果创新不是由市场评价并从市场取得回报,而由政府评价并给予奖励,造假便会风行并漫延。所以,政府可以也应该划拨资金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因为基础科学无法从市场取得回报),建立经济生产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却不是经济生产领域创新的主导者。

只有脱离政府领导,并获得充分自由的社会个体,才是创新的主体。私有的、竞争的、自由的市场经济,正是经济生产领域创新的最佳机制。政府不去建立这种机制,只是空喊创新口号,或由权力划拨一些政府指定的创新项目资金,它或能在个别领域上取得突破,但无法出现产品、工艺、技术、材料、操作、管理等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以构成经济整体不断进步的创新。中国造不出园珠笔蕊,源于中国整体工业水平的低下,说明中国缺乏整体创新能力,即缺乏创新机制。

千百万自由的个体追求市场回报,才是创新的内在动力,正如千百万自由的个体追求富裕,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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