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Google的一系列举动引起了人们对中国政府任意过滤和屏蔽互联网信息的关注。这一事件让我们更好地看到中国政府是如何害怕信息的自由传播。

在年初的一篇文章中,我提出了“三个中国”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在21年前的六四之后,利益驱动之下的普遍腐败,导致 中国社会以经济利益为界被撕裂为权势者与“屁民”两个越来越趋向于对立的阶层,这一社会高度分裂与对立的现实甚至可以用“两个中国” 来形容,但“两个中国”间的这一暂时的脆弱平衡越来越面临解体的高度风险。以《零八宪章》为代表的变革呼吁试图 构建社会各阶层对话与沟通的平台,有可能逐渐汇集起现实变革力量,孕育出我们期待中的第三个中国——民主中国。

这种变革的要求背后有着强大的民间支撑,民间要求变革的声音,很大程度上与政府及官员肆无忌惮的侵权有关。由于权力不受制约,当权力成为市场要素之一,它往往倾向于以掠夺的方式介入。野蛮拆迁问题的存在是中共的本质决定的,共产党从建立起,就以公有制为旗号,漠视和反对财产权利概念,无论打土豪分田地还是对城市资 产者的剥夺,都表明它会以暴力为后盾任意处置不属于自己的财产。

目前情况下,当土地和房地产成为主要的经济支柱,土地就成了中共官员及附庸商人的主要抢劫目标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朱镕基时代,分税制(国税与地税)的实施,将大部分税收(而且是易于征收的部分)归于中央财政,未经议会批准就用税收的转移实现了一次中央集权,此后,中央财政充裕,其目的是更好地控制地方政府、在国际树立大国地位。可是,这种税收向中央的集中,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源短缺,于是,一方面推高地皮和房价,一方面利用中共对财产权一贯漠视的态度,从普通民众手中低价征收土地(形同抢劫)就成了 地方政府共同的选择。

最近,我见到一个千辛万苦来到纽约的上海市民胡燕。胡燕家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耀华路西陈家宅13号,上海市地方政府为了世博会建设的需要,于2005年12月29日趁无人在家,强拆了胡燕家的房子。当时,同区位土地的出让价格已达到每平米5万多元,而胡燕家得到的补偿只有1850元,为此,上海市政府不惜公然作假,将胡燕及 附近居民的住宅土地性质由国有土地改为集体土地。

由于不能接受政府的拆迁条件,胡燕拒绝签字。于是,她和家人受到来自政府的全方位迫害:丈夫姜斌进京上访多次被抓回关押。自从丈夫进 京上访后,胡燕就遭到工作单位的迫害:不断的谈话、警告、威胁,无故剥夺工作权利,无故克扣工资奖金,剥夺评先进的权利,剥 夺晋升的权利……还找她周围的同事谈话,说她对抗政府、抵制世博,孤立她,不断给她施加压力,在这重重压力之下,她患上了严重的心理 疾病!根据医生的治疗方案,请了病假,却被她所工作的医院领导认定是假的。医院领导配合政府对她实施迫害,不许她请病假、并对她进行语言侮辱,使她受到严重精神刺激,爬到楼顶打算跳楼,被强行送到精神病医院治疗。

就这样,一个原本单纯的女子,一个普通的家庭,处在长期受监控的境地,而这样的被拆迁户,仅世博会工程的拆迁就有几千家。由于无法忍 受这种精神折磨,为了向世人讲出她所收的迫害,她抛下不到一岁的孩子,孤身一人来到美国,只为可以没有恐惧地表达自己维护权益的决心。而胡燕所受的迫害,在中国千千万万被拆迁人中并不是最残酷的,我们知道,中国国内媒体最近报道了几起因拆迁造成的自焚案件,事实上,这绝非孤例,根据我们估计,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因拆迁被打死或自杀的人数不会少于几千人。但是,由于中国的媒体受控于政府,互联网也缺少自由,只有很少的案件能够被报道。也因为这个缘故,外界始终不了解中国拆迁问题的严重性。

我之所以谈到胡燕这样一个案例,是因为她设法来到了美国,带着受迫害的各种证据,从此,她不必担心人身伤害,也不需要因为绝望而自焚,她站在自由世界的面前,以自身作为证据,让我们看清这样一个普通中国人后面的故事,让我们意识到,要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不 能只看世博会的堂皇建筑和流光溢彩,还要看到被堂皇建筑剥夺了经济利益和正常生活的人们,事实上,中国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数个被拆迁人用自己的经济损失和精神痛苦支撑起来的。我们必须看到这一点。

之所以必须看清这一点,还因为:中国的人权受害者在用各种方式抗争,在司法渠道被堵塞之后,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对于改变现行体制具有 强烈冲动,他们除了愤怒和哭泣,也会抗争和有效地组织,在互联网时代,他们的联络和组织成本降低,将逐渐由维权者上升为政治力量,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就会失去准确观察和分析未来中国变化的能力。

当今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们所看到的往往是一个被简化的中国,最多只是中国的一半,当我们不得不开始同时面对另外的一半,我们需要更开阔的视角和思维方式。

(《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