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执政六十一年,实际只有一九七八年底至一九八八年这十年算是黄金时间,政治、社会、经济发展都相对稳定,八九年之后的二十一年来,中共执政制造了以贪腐、贪婪为代表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是全世界少有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中国特色”。而最近十年的发展其基本方向是制造贫富差距无限拉大的两极分化式极端城市化,城市化以满足权贵们的贪腐和贪婪为代价,无权无势者的人权财产权被肆意侵占司空见惯,举国之下何稳定可言?所以,今天的问题是,这种极端城市化还能走多久?这决定着中共执政的寿命,以及中国未来时局的走向。

随着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中国异见领袖刘晓波,这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即这是一个新的起点,中共前二十一年执政维持到这一天算是到头了,刘晓波获奖将决定着中国民主化和公民社会进入一个可操作性的新阶段,或称民主运动和公民运动的开端大戏已经拉开序幕。未来十年内,随着这两项运动的进行和全面社会动员,中共执政因无法维持而崩盘,甚至提前三到五年就可以临到这种现象,虽然任何运动都不会一帆风顺,都会受到障碍,但要尽量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牺牲和损失。现在,不妨用这十年作一个时间段来划分,这十年是打基础的时间,也是稳定与动荡等各种可能最容易出现的阶段。中国若快一点民主化,也会决定着中共后的新世界和平的走向。

中共难以避开的灾难:经济灾难

中共现阶段的经济高速发展,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十年来一直没有大起大落,主要做法是坚持城市化,全国各地都在城市化,任何官员基本工作都是保持城市化,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每年公布的经济增长都在8%以上,七年前朱镕基担任五年总理也是基本处于“保八”阶段,为什么中国政治和社会一直都超级稳定,避免了他国执政利益集团垮台或历史上专政王朝的危险期,主要就是经济高速发展,而经济高速发展实际上就是城市化,举目看看全国各地的强拆、强征、强建,官员动用警力打造高效的强拆政府,“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各地频频出现被逼成“钉子户”、被逼跳楼、自焚、上访等等惨剧,谁能说哪一起与城市化无关?执政当局以城市化为荣,饮鸩止渴,越渴越喝,越喝越渴,谁能阻止它不继续喝下午?

中国经济,权贵主导,自一九八九年后就已经走入死穴了,无论是江泽民李鹏朱镕基集团还是胡温当局都无法改变这一现状,他们只能是在这一举国之下的城市化过程中为自家增砖添瓦,上下官员更多地为自家的利益集团增砖添瓦,至于之后中共无法维持局面了,他们自然也早想到了充当“甩手掌柜”的结局,无法维持那天就是他们“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时机,随后中国就成了很难收拾的复杂烂摊子。

没有城市化,确实就没有中共近二十年、特别是近十年来的超级稳定。在中共眼里,只要有经济发展,完全可以不要政治体制改革,所以近二十年来中共一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甚至也没有任何司法独立的可能,他们执政的目的和出发点都是为了利益集团的稳定,至于普世价值和全民利益,从来没有进入中共执政决策集团必须考虑的发展和稳定方案中。

为什么中国权贵主导的以城市化为主的经济高速发展一开始就陷入死穴,原因就是这就是一条永远也无法过去的河——邓小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纯粹是邓氏政治集团实用主义转移话题式的臆想,首先城市化保经济增长,必须大拆大建,必须每年保持一定数量的建设项目,比如高速铁路、地铁、大桥、隧道、磁悬浮等各种特大或超大型工程,每年必须有类似奥运会、国庆典礼及大阅兵、世博会、亚运会等重点需要集举国之力才能确保完成的政府典礼或事关国家形象的国家工程,强征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强拆城乡居民的住房,只有强拆强建,突出国家力量,才能举国效仿,确保数亿农村人进城参与城市化建设,确保城市财政收入持续增长,确保一定数量的城市新增人口及大学毕业生就业,不会出现失业或经济衰退,短期看非常有效,中共也不会因此陷入困局。这就是中共的超级稳定逻辑,只要经济增长,中共执政都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同时他们也宣称经济最好时期又是人权最好时期。

看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发展有一定的阶段,有兴有停滞有衰,不会永远都是高速增长,中共也明白这一天,所以他们刻意制造经济高速增长,就是死死用“城市化”的药方,在航空和铁路已经充分竞争的条件下,依然重复建设,比如建设高速铁路把不同城市、城镇连成一座更大的城市,把中等城市建设成大城市、特大城市,使用大量劳动力,蚕食土地……中共的执政超级稳定表面看一党专政,实际就是占用中国所有的可利用的无价的土地,拿利用土地和出卖土地来延长自己寿命。农民有了土地可以种,中共超级稳定;城市有了土地可以卖,中共超级稳定。但在城市化之下,很多快速城市化的大省份的农民多半不种地了,就进入城市,中共不再确保农村的稳定,而是重点确保城市的稳定,大拆大建拉动内需。这里最大的危险就是中共的城市化何时停下来,中共就有可能断送自己的性命。稍有头脑的人都可以分析,城市化总有走到头的那一天,甚至用不了十年,眼下两三年,二零一一年通货膨胀和房地产可能崩盘或更大的经济危机,比如二零一二年中共换届,政治上很容易犯大的错误,而经济必然出现问题,中共在此过程中只有危险而不是危机,而对全民来言就是危机,危机就是民主法治自由人权有望从中共执政的危险出创造出新机会。

简单分析,无论是未来两三年,还是十年内,标志着进入死穴的中国城市化若突然减速或停止,经济增长停滞,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贫民,经济危机出现后会快速引发社会危机,错上加错的中共将不再有翻身的机会。

全民参与民主维权运动下的中国民主化前景

所谓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主要政绩就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完全依赖城市化是一个死穴,城市化的大拆大建必然严重侵犯人权及牺牲一部分民众的利益,所以中共在执政方面频频压制人权依然是民众维权运动壮大声势的危机,即危中有机。奥运会之前的瓮安事件发生在西南小省贵州,若发生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就会对中共执政构成致命威胁。中共一直把维稳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就是严防死守不再出现更大规模的瓮安事件。官方媒体曾报道中国二零零九年的维稳经费高达五千多万,已高于军费,很快要接近六千多万。二零一零年的维稳经费不会低于上年,从维稳经费开支增加这点来看,不堪重负的中共早晚会被这些突然增加的沉重负担拖累死。

自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后的二十一年,公民运动一直不断,近十年更为波澜壮阔,中共一手抓经济增长的城市化,一手抓维稳,必然腾不出手从源头上民众安身立命的问题,上访信访基本上是死路一条,毫无解决问题的可能,而维权若不发动更大规模社会参与(主要是和平非暴力的合理抗议),中共也只是打发一下,拖延时间,也无基本解决的可能。城市化,往往是旧问题没有解决,新的矛盾又制造出来,中共善于拆东墙补西墙,就是不肯或没有能力解决真正的问题,用城市化来掩盖所有问题及社会矛盾。这正是中共致命的一点,当全国两千多个县、区、市有十分之一的地区出现大规模民众维权运动,或者每个地区出现类似谭作人、艾未未、姚立法、许志永、滕彪、连岳、周曙光、北风、林炳长、赵连海、崔卫平、郑恩宠、冯正虎等这样在民众及网民中有影响力的实干派人物时,任何社会运动的发起都对党国构成致命威胁,若全国一半以上的地区出现三万到五万类似谭作人、冯正虎、姚立法这样的维权人物,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就有一半以上的成功可能,那时就有左右天下大势的可能了。

当然,按照刘晓波的话“我没有敌人”之说,民众通过维权及社会运动并不是要中共的命,而是要自由法治人权宪政等普世价值,要求按照宪法保障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中共决策者顺应民意就是中共的出路,也可以免于这个国家出现动荡。不过,中共自身出现致命问题,是谁也无法阻挡和改变的。中共近十年城市化是大错,政治体制改革停滞同样是错上加错,再说贪腐更是从上到下根子上都烂了,谁能改变中共不走向死路呢?眼下,中共大错越多,中共政权越不稳,公民参与的社会运动就越多,中国政治和民主转型的可能性就越大。

刘晓波获诺奖将进入史册,中国的民主化也将始于此,现阶段就是发动社会各界人士、包括中小企业主、媒体人士和知识分子、法律工作者、县处级以下的大中城市政府官员和公务员,党内开明老干部群体,民间宗教信仰领袖,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群体,从参与身边的任何一起维权活动、人权活动开始,凝聚人心,围聚人气,最大可能地动员各界人士参与围观和关注,通过互联网广泛传播,影响更多的社会人群,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八零后、九零后大学生、网民,吸引他们的关注,通过各种活动传播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动员利益受损或民主人士、维权人士参与社会运动,使其深入人心。

当前,最为关键的是需要更多专业人士和知识精英能够及时推出各种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司法等各领域的建设性可操作方案或整体意见书,由熟悉中国国情和西方政治运作和制度设计的专业人士和精英按照民主、自由、人权、宪政、法治等普世价值为总指导方针进行全面设计,提供可执行的范本,供中国本土由民众参与的社会运动进行参考。因为有了一定的民意基础,有了足够民众的广泛参与,有了可操作性强的全面设计,就可以在现实社会中全面发挥不可替代的有效作用,可以使中国免于陷入灾难,更免于陷入危机更不能自拔。

(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