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海:民主运动的两岸第一人
——回忆老同学民运元老郑钦华在北京的日子

一、“我是刘贤斌”海外绝食声援活动中的民运元老郑钦华
  
  中国著名民运人士刘贤斌第三次入狱后,在中国大陆、在世界各地发起了“我是刘贤斌”绝食声援活动。2010年8月在法国先后有八位朋友参与了“我是刘贤斌”海外绝食声援活动,其中第一位朋友就是民运元老郑钦华(又名:柯力思)。每一位参加绝食声援活动的朋友,或者自我介绍了一下自己,或者由组织者给予了介绍,其中对郑钦华的介绍就是:“民主运动中的两岸第一人”。为了述说方便,在这里我引用了全文:
  
  郑钦华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台湾本地人,他参加台湾早期党外运动(台湾早期的民主运动),曾与谢长廷同在一个读书会,年轻时代留学欧洲,他认为台湾在中共的强势之下,台湾民主不易取得胜利,民主运动要首先在中国大陆开展起来,民主运动要取得胜利最重要的是要在大陆取得胜利,如此,中华民族、大中国的民主运动才会取得最后胜利。于是,作为先知先觉者,郑钦华先生在台湾还未民主化、两岸还在对抗(注:1979年才刚刚宣布停止炮击金门)的时代,放弃欧洲留学于1979年来到大陆,就读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将自己置身于中国民运的前线,在北京学习期间成为西单民主墙运动的重要民间刊物《四五论坛》的秘密成员,成为徐文立先生得力战友,还启发了徐永海等大陆青年知识份子成为民主战士。
  
  在民主墙运动被中共政府全面镇压之后流亡美国;在美国期间参与王炳章博士组织创办的民联,曾任民联副主席,成为王炳章最信任的得力助手之一。如同其他早期民运参与者一样,郑钦华先生也经历了海外民运的风风雨雨,然而他没有放弃初衷,自始至终坚持自己的理念并为之努力。1998年至今担任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在法国的负责人,2007年6月4-5日被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届代表大会选举为执委会委员至今。
  
  郑先生的经历在所有民主运动战士中是有传奇色彩的,他对于民主信念的坚守,他不计名利、个人前途、荣辱得失的精神,实乃中华民族的民主运动的精神楷模。以台湾,同时参加民主运动的谢长廷,后来曾贵为中华民国行政院长、总统候选人;同时来大陆的台湾人有林毅夫,他投共后被中共长期培养,去美国留学,现在已经贵为中共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他们皆名利双收、富贵发达。而郑钦华人生无华,现在在法国一边坚守民运,一边要养家活口,他是中国民运的元老,也是没有名利的平凡人。
  
  然而,郑钦华先生的伟大就在于为了理想不计名利荣辱,为了民主运动、民族国家的前途,忘记“小我”成就“大我”!与郑钦华先生相比,那些富贵发达之人,丝毫显示不出“伟大”。
  
  郑钦华先生与刘贤斌先生,他们的人格精神,他们在民主运动中树立的精神力量,是同质的,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郑钦华先生绝食声援刘贤斌先生,是英雄惜英雄!
  大哉!刘贤斌先生!
  大哉!郑钦华先生!
  大哉!法国绝食声援团!
  
二、郑钦华在北京的艰苦生活
  
  1978年至1979年正是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时期——西单民主墙时期。为了中国的民主运动,为了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郑钦华从台湾绕道法国来到了北京。在北京期间,他一边上学,在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学医;一边参与民主运动,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成为西单民主墙运动的重要民间刊物《四五论坛》的秘密成员,成为徐文立先生得力战友”,另外还“启发了徐永海等大陆青年知识份子成为民主战士”。我作为“被启发者——徐永海”,在这里,我简短地回忆一些当年的情况。
  
  我和郑钦华(又名柯力思)是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同学,是同班同学,同寝室的同学,上下铺的同学,最好的朋友。“北京医学院”现在这个校名已经不存在了,成了“北京大学医学部”。正如那句老话“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效法西方苏联教育模式,“北京大学医学院”从北京大学分了出来,成了“北京医学院”。到了这个世纪,又回归西方欧美教育模式,“北京医学院”(后改名为北京医科大学)又回到了北京大学,成了“北京大学医学部”。
  
  1977年恢复高考,有了77级、78级、79级这三届七十年代文革后的大学生,如同文革初有个“老三届”,改革开放初有了这“新三级”。在这三届学生中,有十四、五岁的毛孩子,如我的同学中,就有两个只有十四岁,不少的同学只有十五岁,他们是神童,不仅年龄小,而且高考时的考分还非常得高,不然也考不进我们学校;也有三十来岁的高龄学生,如77级就有一个老大姐,30岁那年上的大学,三年级时和一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当时已是教授)结婚了,在四年级后的暑假(我们是五年制)里生了一个孩子,一节课都没有耽误,真会计划生育,这些高龄学生是过去十年中精华。
  
  七十年代后期,文革刚结束,中国对外交往还很少,很少见到外国人,尤其是在外地农村,可是在我们学校中有不少的留学生,这让从外地来的同学感到很新鲜。一个同学告诉我说,小时候有一次他们那里来了一拨外国人,全城都轰动了,几万人围着看,淘气的男孩子还向人群中扔小石头。那年月,很少见到外国人,更很少见到台湾人。不像后几年,那年月还没有开放,只有极少的台湾人来大陆,被大家知道的也都是驾机投诚过来的。可是我们班楞来了一个台湾人,就是郑钦华(柯力思),他也是高龄学生,当年29岁。
  
  郑钦华,一个台湾人,台湾辅仁大学毕业后,当了2年兵(台湾的男子必须服兵役),又到法国去留学,学习医学,1979年以转学的身份来到我们学校。郑钦华,一个台湾人,15岁就开始从事民主运动,与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不屈不饶的斗争,为了台湾的民主事业,曾被关过,曾被打过,但是民主的信念没有丢失过。随着老蒋(蒋介石)的死去,随着小蒋(蒋经国)的上台,台湾的民主事业是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而此时大陆的民主事业才刚刚开始,为了大陆的民主事业,郑钦华绕道万里来到了中国大陆。
  
  那年月的中国大陆还很贫穷,还有粮票、油票、布票、棉花票等等。前一段时间,我还与一个大学同学(现在已是一家医学院的领导)回忆当年的事情,他说他当年最怕过冬天,由于只有一床被子,又薄,时常冻得睡不着觉。我妻子(比我们年纪都小)很不解,说为什么不多买一床被子,或者向谁家要一床被子。我妻子还抱怨我,你为什么不让你妈给人家做一床被子。她那时还小,她哪里还记得,那年月,一个人一年才十多尺布票,那里有富裕的布票、棉花票来给人家做被子呀!
  
  郑钦华,一个台湾人,又在法国生活了几年,他放弃了物质上的舒适生活,来到了物质上极度贫乏的中国大陆,和我们一样,拿着每月19块5的助学金,算计着粮票、布票过日子。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现今的“愤青”们所永远也达不到精神境界。这些“愤青”们一边是骂着西方国家,一边是想方设法地要到西方国家去,到了西方国家,死活也不愿意回到早已不再物质极度贫乏、并且物质已经很丰富的中国大陆。
  
三、在北京的郑钦华是一边上学一边参与民主运动
  
  1978、1979年,在中国出现了西单民主墙运动,出现一大批如魏京生、傅月华、徐文立、刘青、任畹町、王希哲、孙维邦(孙丰)、杨靖、刘京生、何德普、朱锐等民运人士。郑钦华一到中国大陆就与部分民运人士密切地接触在一起,共同追求中国大陆的民主。可是好景不长,没有几个月,到了1979年12月,西单民主墙就被取缔了,之前、之后就有不少的民运人士陆续地被抓捕入狱了。
  
  因参与民主运动,后又计划组党,徐文立被判15年,王希哲被判14年,孙维邦(孙丰)被劳动教养2年。此时的郑钦华也做好了坐牢的准备。因我与他说的来,因我也曾老去民主墙看大字报,我又比他小十来岁一直把他当成老大哥看,在这个危险的时候,他对我说了他来大陆的目的和所做的一些事情。他请我,在他被抓后,通知一下他在台湾、在美国、在日本的家人。他提前写好一些信,让我——在他被抓后——给发出去。还好,因为郑钦华是台湾人,他没有被抓,那年月大陆没有几个台湾人,共产党又比较重视统战工作,郑钦华躲过了这一劫。
  
  虽然没有被抓,但是警察几次找过他;并且直到毕业,他一直被禁止离开中国大陆。我们每年放假的时候,我们都各回各家了,北京的如此,外地的也如此。家在新疆的,家实在太远的,不能年年回家,不能每个假期都回家,但是一、两年也要回家一次,看看父母呀。与新疆相比,与新疆的石河子相比,台湾其实并不远,即使绕道香港也并不远。人家都能回家,但是郑钦华却不能回台湾,不能回家看望父母。很多时候,他是我们班在校园中的唯一留守人员。即使在毕业后,我们都离开了学校,都分到各个地方上班了,国外有亲戚的也有出国探亲、留学、工作的。但郑钦华不行,他依旧住在校园里,他依旧被禁止离开中国大陆,直到半年多以后,他才被放行,去了美国。
  
  郑钦华没有被抓,但是一直被监视着,甚至据说在同宿舍中就安排了人去监视他。为此郑钦华一生气,搬到我们宿舍(北医3号楼314),搬到我的上铺。还好,我们宿舍有一个空位,可以使他搬进来。郑钦华一直被监视着,甚至说随时都会被抓,但是郑钦华依旧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入狱的朋友和他们的家人。如为徐文立上诉寻找材料,如帮助徐文立、孙维邦的家人等等。80年代初的那几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蓬勃发展,胡耀邦、赵紫阳正在尽自己的努力推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大陆民间的民主运动处于低潮;在这样的背景下,又不能离开大陆,郑钦华只好专心地刻苦读书了。
  
  在以后的几年里,郑钦华和我们一样刻苦地学习着。不刻苦不行,北医——我们学校可以说是中国学习最苦的大学,我们每天晚上都要看书看到十点、十一点,直到教室关门,而有些女生回到宿舍后还要打开自己的小灯再看一会儿书。有时晚上停电了,我们还要到我们周围学校的大教室去看书,如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等。相比我们学校,他们的学习气氛就差远了,晚自习时,我们的大教室很安静,几百人的大教室里没有人说话,很少有人走动,就是走路也是很轻,生怕影响别人;他们的大教室就没有这么安静了,时常有人说话,时常有人走来走去。
  
  郑钦华学习很刻苦,他不仅在学校学习,还每周两次去一老中医家去学中医、学针灸。他也很聪明,虽然我们都比他年轻,虽然我们很多同学都曾是各省最好的学生,但郑钦华也是门门都及格,有的分数还很高。我们那时考试出题很难,普遍来说是70多分,不少60多分,门门都及格,不补考,也很不容易。大学毕业后,郑钦华去了美国,参与了外海的民主运动,并专职从事民主运动。由于那时不像现在有网络,我对他的情况知道不多。后来他去了法国,再后来在法国结婚、生子、做生意,他就再没有专职从事民主运动了。虽然不再专职了,但是依旧全身心地在民主运动上,对民主的信念依旧坚定,对中国大陆的负担依旧坚定。
  
四、出国后的郑钦华对国内民运的帮助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受郑钦华的影响,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启发了徐永海等大陆青年知识份子成为民主战士”,我也热心于民主运动。1987年因为郑钦华已出任了民联副主席(主席为同是北医校友的王炳章),我险些成了“北京新青年会四君子”前传(杨子立、徐伟、靳海科、张宏海在线人李宇宙的诱导下组建“新青年会”,在2001年分别被判有期徒刑8至10年),我也被一个公安局安排的线人(我的同事,吴建华医生,后来因此去了中日医院,又出了国)来诱导我来组“党”,并且事后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察找了我六次。多亏那时我正一门心思地在探索科学、宗教、信仰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希望通过科学、宗教、信仰来影响社会进步。多亏那时我只想先搞懂理论,而对组党等没有太大的兴趣。否则十年多刑期也会临到我,否则公安局的那些个别警察也将会立个大功,“与当时境外唯一的民运组织‘民联’勾结的‘党’被破获了”自然是大功。我也感谢那个线人(我的同事,吴建华医生)没有胡说,只是实事求是地汇报,如果胡说(像李宇宙那样)我也会被判刑。
  
  通过探索科学、宗教、信仰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我知道了只有耶稣才能救中国,只有耶稣的十字架道路才能救中国,只有耶稣的大爱精神和耶稣的献身精神才能救中国。1989年2月我信主成为基督徒,从90年代开始,我们的基督教家庭教会,就一直面向民运朋友传福音。不少的民运朋友参加了我们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不少的民运朋友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了基督徒。因为热心向民运人士传福音,因为关心民运、维权的事情,我曾被劳动教养2年、行政拘留13天、有期徒刑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监视居住2个月22天,至于被传唤、跟踪、监视,软禁,那就没有办法计算了。虽然,我受了很多的苦,损失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这么多年来,虽然我与郑钦华联系不多,每年不多的通信、通电话、通电子邮件;但是由于我们毕竟都在民运圈内,对郑钦华的情况,我多多少少也知道一些。在他刚出国的那几年,还在中国民联时,还在《中国之春》时,他是尽力地帮助国内民运人士,如在《中国之春》发表徐文立的消息,发表他妻子的书信等。在他离开中国民联后,离开《中国之春》后,他也是尽力帮助国内民运人士,如徐文立的女儿出国后,很长时间生活在法国,郑钦华给予了很多的帮助,使狱中的徐文立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在何德普入狱后,没有钱来请律师,郑钦华在律师费上也是曾出过力的,来解决何德普的律师费问题,使狱中的何德普感受到温暖。对我的帮助,那就更不用说了,我们是老同学、同班同学、同宿舍同学、上下铺的同学,不论我是在狱中,还是我出狱时,郑钦华都给过我很多的帮助,使在狱中的我,出狱的我,都感受到老同学、老朋友郑钦华所带给我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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