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对中原现代汉人的意义是多重的:大一统的、殖民的、地理的、资源的、旅游的、音乐歌舞的、边疆文学的、喇嘛教的、农奴的,等等,在大众传媒(“文革”积淀最深厚)也即市井的层面,歌舞的和旅游的“西藏”大概是最“深入人心”也霸权最大的一个意义。它的源头,我们可以追溯到那首“北京的金山上”, 由才旦卓玛演唱,是“文革”中音量最大的几首歌曲之一,它甚至已经代换成汉人的“崇拜”仪式,虽然这首歌是借藏人的歌喉,把北京说成神山,把毛泽东说成神——借藏传佛教的艺术来塑造汉人的“现代迷信”,也是一种“洋为中用”吧?我们可以发现,自由化的八十年代,西藏乃至整个边陲的声音,在中原是颇为沉寂的,那其实是一个正常现象。到九十年代,那声音又“洪亮”起来,领头的一首歌,是李娜唱的“走进西藏”:

走进西藏,也许会发现理想。
走进西藏,也许能看见天堂。
呀拉索,走进雪山,
呀拉索,走进高原,
呀拉索,走向阳光……

意义空洞、徒然的高亢,它只剩下一个“西藏”的包装外壳,却风靡神州。那是一个“旅游西藏”正在勃兴的时期,患有“意义失重”的汉人青年,大部分只被地理意义上西藏的广漠、巨大所震慑,或着迷藏传佛教的奇异,或沉醉于边陲风情(“香格里拉”),这些都不妨去配合对西藏的征服、掠夺甚而灭绝。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陷入了灭顶之灾的藏族,在现代汉人的意义世界里,却好端端地留下一派浪漫歌舞和壮丽河山呢?

“走进西藏”——你是在走进哪个“西藏”?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意义。对于汉人来说,西藏在文明、宗教的意义上,一如她的地理躯体,也是广漠、巨大的,凭借“旅游” 是不可能简单逼近的。更大的困难,还在于现代史的篡改、阉割和掩埋,使汉人基本上完全失去接近真实西藏的所有通道。你永远在“走进”一个汉人虚构的“西藏”。

今年三月间,我与胡平应邀访问达兰萨拉,乃是我的第一次“走进西藏”,虽然是去印度北部的那个小镇。在藏传佛教的意义上,达赖喇嘛在哪里,西藏就在那里,所以才会每年有大批藏人翻越喜马拉雅山。我对西藏的一无所知,是我的一个旅途苦恼,胡平因此向我推荐一本书,一路上我读着这本书“走进西藏”,我到了达兰萨拉后才获得印证,这本书把我引进了原汁原味的西藏,也让我最大限度的接近了尊者达赖喇嘛。这本书就是北明的《藏土出中国》。

没有宗教信仰的汉民族,自是不易懂得藏民族,一如懂犹太民族也很难(这本书借后者的“出埃及”来隐喻前者)。但这个基础的鸿沟,可以通过一座桥梁去逾越,即直接聆听达赖喇嘛,那是广大的欧美人民跟西藏沟通的一个渠道,只要你没有“民族沙文主义”心态。那甚至是一个纯美的境界。但是别忘了,在汉文的语境里,中共给达赖喇嘛戴了一顶帽子“披着羊皮的狼”——这个党曾是一个“帽子公司”,但自文革以后基本不再生产“帽子”,但还是特别订制了这么一顶,供出口之用。所以,对汉人需要作“达赖喇嘛”的重新诠释,这也是北明书中颇具匠心的两章:《悲圣苍凉菩提心》、《遺失的桂冠》,恰似一组缠绵的二重赋格曲。因为北明是从普世价值出发,去诠释一个全球意义上的“达赖喇嘛”,那是人类所共有的一个菩萨,已经超出西藏的范围;而这个达赖喇嘛,有他的一个现代来源,即圣雄甘地,及其“非暴力主义”。北明的笔,在钩沉这些宏大意义的来龙去脉之间,从容穿插,不疾不徐。在这个普世的层面,我们比较容易接近达赖喇嘛和藏传佛教,从远处眺望藏民族。达赖喇嘛在西方的魅力,也只是他博大精深的一个浅表层。

西藏是什么?你若对现代史上的藏人苦难一无所知,你只能跟一个“地理的西藏”相遇,而李娜歌词里的所谓“天堂”, 恰是藏人的地狱。在“大一统”话语泛滥的汉文世界里,我们几乎听不到丝毫藏人的呻吟。也许就是这个缘故,北明对藏人的苦难史,有一种书写上的不遗余力,因为她不可能像廖亦武那样沉入汉人的“底层”或边陲,去寻访那里俯拾即是的“苦故事”,西藏的苦难还是被深深埋在地下的遗物和化石。北明从她所遇到的每一个藏人身上挖掘苦难,比如她写单巴次仁,五九年随达赖喇嘛逃离西藏的五口之家的最后幸存者,其故事源头来自英文的《雪域境外流亡记》,接着又穿插出现在对流亡总理的采访中,第三次再出现在描述汉语翻译桑杰嘉气质的章节中。自然,北明也不会放过西藏儿童村里的一个镜头:一个女孩鼓起勇气来到摄像机前,刚说出一句“我想我的爸爸妈妈”,就噎住了跑开,如此三番,竟不能完成一句她要说的话——苦难依然是西藏的主题。           

西藏真相是最不易接近的领域,汉民族尤其困难,因为她连自己的现代史都被取消了,她弄不清曾被饿死过多少人、有多少反抗者被监禁和处死、独裁者施行过多少祸国殃民的政策,自然也不清楚这个“国家”对国际强权履行过多少“丧权辱国”的勾当,更遑论怎样欺负过弱势民族了。自从五十年代以来,这个汉人强权在西藏作的孽,至今也跟“八九六四”的大屠杀一样,被彻底密封着。吊诡的是,恰在“六四”前后流亡海外的中国汉人,开始追讨西藏真相,作为追讨中国真相的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一些先行者(曹长青、朱瑞、李江琳)做了艰难的拓荒,他们的著述对汉民族而言,称得上是一种“西藏的启蒙”;北明又邀请他们,再加上一些藏人专家,到“自由亚洲电台”《走进西藏》专题里来,谈论西藏真相的一些基本问题(本书第二部分),集中而清晰,我便是一路阅读它而来到喜马拉雅山南麓,已然获得了对西藏的一个轮廓性认识。

本书对达兰萨拉和西藏流亡社会的描写,是写意式的,首尾贯通着作者的一种虔诚,不仅在向读者介绍一个真实的西藏,甚至在向我们传授一种如何接近西藏的态度。给我印象很深的,一是“康巴汉子”的素描,司机噶玛丹达“每到一地,只要有佛殿,他就进去恭拜,每次恭拜,必叩长头”,他在大钟寺“一身素缟”作长叩,“最美丽也最意味深长”;再就是“眼睛会说话”的桑杰嘉,北明描写他对流亡的锥心痛彻、对任何歧视的敏感,最传神的,是他对达赖喇嘛尊者的那种远远的敬畏和心疼。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北明写出了藏民族的尊严,一种溶入血液的民族气质,因为来自信仰的超越性,便在文明劫难、民族危亡和流亡艰辛中,屡经试练而越发纯正、坚毅。

(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