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地财政发展到土地腐败、金融腐败。不断透支明天的钱去追求现在的发展与政绩,孕育着财政信用危机和中共亡党失政的危机.

三月三日到十四日,本届全国人大、政协最后一次会议结束。从会议透出的信息,高层对今后的改革难有统一认识、目标和方向。邓小平曾认为“摸着石头过河”,但无神论者的邓小平,不可能预知改革早已到了深水区,再“摸石头”就可能被淹死。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谢克昌认为:“改革如果不能深入,对国家是个灾难”。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认为:“危机已经出现,二、三十年前在国外留学的都是研究生,后来本科生开始留学,现在很多到国外读中学了,说明老百姓用脚投票”。有人大代表坦陈,去年有一百万高中生弃考,而到海外留学的人数增加二十五万.八十二岁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国企等领域的改革近年有倒退趋势……

从人大会后,温家宝答记者问中看出,中共的改革已进退两难,越改越失人心。本文仅从税制和土地徵用方面,论述当局是如何一步步走近“亡党失政”的危险区.

税收达九万亿,税负越改越重

二○一一年中国大陆财政收入首次破人民币十万亿元,其中税收近九万亿,比上年增一万亿,同比增百分之二十二点六。二○○九年,《福布斯》发布“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为一百五十九,全球排名第二”。一九九四年,名义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百分之十点三,二○○九年就达百分之二十一点四,若按全部政府“帐内”收入计算,宏观税负则高达百分之三十一点四。当年税收六万亿,但加上非税收入,如土地出让金、社保基金、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纳入财政预算外收入合计十点七万亿,而政府非纳入预算外收入是无从查考的天文数。有人大代表认为,谁去调研就被认为刺探国家机密,谁公开就是泄露秘密……

越拉越大的贫富差距,除体制性腐败外,极不公平的税制属主因。目前实行的以间接税为主而个税等直接税为副的税制,个税占总税收百分之六点七,再改对缩小贫富差距只是杯水车薪。间接税表面上由企业缴纳,但消费者才是真正的缴税者。针对一九八九年“六四”惨案后的经济下滑趋势,邓小平南巡讲话,九四年中共就用党纪的“铁腕”手段来实行易於徵收的以企业等间接税为主导的税制,导致该税占税收总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这与市场经济国家以个税为主的税制极大不同,个税普遍占总财政的比例为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中国的企业税意味着董事长和清洁工一视同仁,导致贫富差距难以改变。更多的数据表明,个税缴纳的主体并非是真正的富人,而是工薪阶层占百分之七十五,他们是税负最沉重的群体.在税收征管制度还存在巨大漏洞时,往往是富人挟持政府,启动遗产税或各种针对富人的税,比登天还难,贫富差距在近十年内不可能缩小。

有人大代表认为:“作为城市工薪阶层,每人一生至少要缴一百万元的税。”。

岁入高於GDP二成国民负担重

中国的增值税为百分之十七和百分之十三两档,但欧洲平均为百分之十,日本为百分之四,增值税是一种间接税,商品每流通一次,都被徵税,最后由消费者承担,增值税是压在中国民众头上的一座山。二○○三年来,中国的年GDP增长率为百分之十左右,但财政收入始终高於GDP百分之二十以上。

二○○四年起,中共一再提“结构性减税”,但至今财政收入非但没减,甚至连减缓增长也没有。这还不包括税之外,更为庞大的而根本无从查考的“费”,公民所承担的“费”并不亚於税。恰恰是每一个纳税人,养活着执政党,政府机构与每个公务员,而掏钱的公民,当然有理由关心自己的钱用在哪里?总有一天,公民会在大街上理直气壮地呼喊“共产党你把我的钱用在哪里?”

一九五○年代,所有美国人缴给联邦政府的个税占GDP的百分之六,二○一○年为六点五;而一九五○年代,美国的企业税占GDP的百分之四,二○一○年降为百分之一点八,企业税在过去六十年减少了百分之六十。可以认为,美国的金融危机是美国政府从公民和企业收的税较低,政府又不能乱花钱.中国政府为何首先宣布渡过二○○八年的世界金融海啸,秘密就在於税收超高增长,花钱无人可监督,以超军费的维稳费来强制“社会稳定”。

欧洲国家在过去六十年,宏观税负也基本维持在百分之四十左右,由於欧洲高福利国家的财政支出高,使政府无法摆脱高赤字、高国债、高税负的状态.美欧各国政府在制度上设计了限制政府随意徵税、增税,反而将还富於民的哲学制度化,使宏观税负无法随GDP增长而上升。另一方面政府的民生支出居高不下,为争取选票宁可背负巨额的国债和赤字。有的欧洲国家国债余额平均相当於GDP的百分之八、九十的水平,以至於面临政府破产的风险,但美欧市场经济国家是民选政府,“政府破产”不等於制度破产.政府破产是因税收低,剥削少又不能乱花钱,用高福利来挽救“政府危机”。而今日中国的经济繁荣是建立在高税收、民生支出少,政府虽没“破产”但却面临着制度破产的危机.美欧民众要的是改选政府而不是改变制度,而中国民众对改选政府领导人兴趣不大,但从心底里是要选择更佳的制度,改革现行制度……

今日美债、欧债危机的实质,或许终会促使世界市场经济的进步,今日中国的改革已走到拐点,高举邓旗的人再去“摸石头”是否会被淹死?让历史证明。

地权博弈系中共生死之命

对广东乌坎事件,汪洋认为,是十多年前《村委会选举办法》的落实而已,没有任何创新。作为中共十八大政治明星的汪洋只向公众表白一些“外交语言”。但作为胡耀邦之子、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胡德平表示:“中国当前改革的突破口,应自土地始”并警告中(共)国“得之於土地,如果失败了,也将失之於土地”。

胡德平先生的警告和我十年前在上海法庭上的意见类同:“上海的改革将败在土地上”和二○○八年以来在香港《开放杂志》中有关“中共将亡於徵地、拆迁制度”等相关论述有何不同?今日之中国,一句话由中共高官后代讲出,视为合法,而出自另一公民之口,就视为“危害国家安全”……

一块土地,可以种粮,也可以“种”房,两种“种法”间有巨大差额,引得无数利益相关方各出奇招,强征农地、地票买卖、“小产权”房、指标置换、合资联建等,暴露出改革三十年“经济成就”的秘密,除明目张胆违法乱纪外,中共各级领导人以“改革、发展”之名,明目张胆暴力徵地却可游走在模糊法律的边缘……

《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於国家所有的以外,属於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於集体所有。从目前的统计中,整个农村约有九成土地属村民小组,约有三、四百万土地所有权单位,但中国政府从未颁发过《集体土地证》。

集体土地在法律上没有房屋拆迁补偿一说,而将之归为“地上附着物”,除房屋外,农地上的其他设施都笼统归为“附着物”。农民为建设现代农业,土地平整,土地改良,水利设施上所投入的资金、人力、物力都没有明确列入补偿范围。一些现代农业实施、规模化养殖的前期投入巨大,有的投入不久就被徵用了。农地的投入是长期并具各种风险,目前的徵地补偿标准根本没有考虑去评估并补偿。中共的土地徵用政策,根本没有保障农民被徵地后的生活水平、质量有所提高,长远生计有保障。

考察世界各国的农业,特别是自二战以后,全球很少有政府主导把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交政府或企业经营.美国、日本等成功实现农业现代化,都严格限制公司直接进入农业生产环节。只有为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才允许公司从事农产品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土地出让金暴涨超过三万亿元

二○○四年,土地出让金近六千亿元,二○○九年达一点五万亿,二○一○年增至一点七万亿,二○一一年已超三点二万亿.中共的“政治特色”是每届政府不管下届政府的事,因此卖地可一次性榨取未来若干年收入的方式,被各地政府所接受。一位人大代表、中部城市市长坦诚,自一○年四月全国房地产调控后,有的政府连发工资的钱也没有了……

中共的改革越来越依赖土地炒卖,用土地财政维持政府运营,当土地财政尚不足维持“经济发展”的巨额投入和缺口,各地政府就将土地为筹码向金融机构筹款,从炒卖土地发展到“炒卖金融”,土地财政发展到土地金融。近年来城市建设资金中土地金融的比重越来越高,已远超土地财政。东部地区的城市建设资金,土地出让收入约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六十是土地金融。中西部地区百分之二十是土地收入,百分之七十是土地金融。改革三十年各级政府从土地财政发展到土地腐败,现又加上金融腐败。不断透支明天的钱去追求现在的发展与政绩,形象地说,就是寅吃卯粮,孕育着政府的财政信用危机,也孕育着执政党“亡党失政”的危机.

二○○四年前,农民上访为了税费问题,而后就发生变化,百分之七十是为了土地问题.税费问题根在县级政府,县政府决定着当地税率及徵收方式;而土地县级政府批不了多少土地,批地权在省级和中央政府。税费问题中共已下达不允许使用警力,但土地问题地方政府往往动用武警和特警,当地方政府以维稳的理由动用警力时,中共高层早已授权。

尽管徵地制度改革,已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土地管理法》也正在抓紧制定;但《宪法》不大修,下位的《土地法》再改也难有作为。徵地改革,已关系到现今五千万失地农民权益、地方和中央政府稳定收入、国家粮食安全、三亿农民工安居乐业、数千万访民诉求以及相关用地者的利益,牵址面太大,工程师治国难有良方……

利益集团的代表就在执政党内

当今世界,一个想继续改革的执政党,没有一个是垄断真理、垄断政治的党.历史证明,持续有活力的经济都是自由市场经济,而这些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都是有跟它相匹配活跃的公民社会,以及和它相匹配的法治体系,乃至真正运转有序的民主制度。

任何思想、制度、政策,只要能使国民生活得更幸福,社会更公平正义,使国家更民主富强,就值得人们去追求和实践.判断一种思想、观念、制度和政策,首先不应当问是“姓马”还是“非马”,“姓社”还是“姓资”,“属中”还是“属西”,属“共”还是“非共”,属“邓”还是“反邓”……

中共三十年的改革,不断强化党的权威作用,乃至政府主导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式,几乎耗尽了大自然及人体本身的潜能,留下了环境和权利赤字,使人与人、人与环境、民与官之间陷入一种极度紧张的关系,如大面积的环境污染,层出不穷的矿难和安全事故,谈虎色变的食品、人口危机、腐败蔓延、两级分化、道德溃败等,并最终以群体抗争的方式不断涌现出来。本次人大《预算报告》显示,公共安全维稳费二○一二年是七千零一十七点六三亿元,比二○一一年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五,而国防预算是六千七百零二点七四亿元。

有人认为,三十年前开始的改革,阻力来自於意识形态,而近年来的改革的阻力,是来自於特殊利益集团,但我认为,阻力仍然是原先的意识形态,至少框架还未打破,加之利益集团的代表就在执政党内。

当今中国,似乎都在谈改革,但结果甚么行动都没有。久而久之,还有谁再相信高层改革者的话?当中共改革者的诚信发生危机时,即使想改革也难以持续.中国强人时代已过,任何中央权威都不断地被消失。八十年代,邓小平是公认的政治强人,邓之后,尽管还有人三番五次地强调中央权威,但收效极差。用前《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的呼籲“执政党领导集体要和既得利益切割”来釐清,为何当今中共的改革,越改越失人心?就不难找到清晰的答案。

(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