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说的那样:时光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比“三.一八惨案”惨痛、凶残一百倍不止的“八九.六四”大惨案,今年已过去二十三年了。当年京城内“恸哭出千户,随风撼古城”的惨景,也早已被“天上人间”之类的权贵、富豪夜总会内灯红酒绿,欢声浪笑所淹没。然而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永远也不会忘记这历史的伤口。单从年年六四夜,香港、台湾、美国、法国、加拿大…..全世界各地华人烛光守夜所表达的哀思,就清晰的向当年北京屠夫们传递着—个信息:任时光如何流逝也无法清洗掉他们身上的罪恶。

  今年在世界第四波民主浪潮冲击下,全世界的专制独裁政权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在大陆随着“薄王事件”和“陈光诚事件”相继曝光,让更多的“家丑”不断的“外扬”,人们要求重新评价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呼声再度高涨。纵有强大的新闻管制,封网、禁报、禁书,也难以阻挡暗流的涌动。这其中要求解决“六.四问题”的呼声尤为高涨。

  然而从目前国内的情况来看,对解决六四问题却明显是“民间热,官方冷”。当局仍然是一副“以不变应万变”的“我打我的老主意”的样子。这对于一个只想当好“维持会长”,只想保住既得利益的庸人政府来说也不奇怪。所以民间力量的任务,就是要打破这个庸政制造的僵局。而要打破这个僵局,当下首先要做好的是舆论工作。要辨明是非,分清功罪。现在的“伟光正”很有钱,不但在大陆,而且在海外都可收买各式各样约“五毛”党徒来为其狡辩,为其遮丑,为其说项。甚至曾在大陆坐过牢的民主人士王希哲,近日也—面站在毛左立场,力挺薄熙来,—面又称六四屠杀是因为方励之躲进了美国大使馆,才招至当局开枪。如果当时方励之去了天安门广场,中共就不敢开枪了。好像责任不在邓小平而在方励之。

  而另一位“高人”则阴阳怪气地指责:“不合时宜的两场学潮,帮助保守势力毁掉了两任优秀总书记,让中国政治经济都出现不同程度倒退”。两任优秀的总书记是被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八个老昏蛋废黜“拿下”的,这是中共的本质、本性使然。纵不出现学潮,他们也同样放不过任何具有民主意识与开明作风的优秀领导人。顶多是早半年或晚一年而已。面对形形色色的胡说八道,要解决六四问题,首先必须痛斥这些谬论。首先必须明确当年学生要求反“官倒”,反腐败是完全正确的爱国行动,根本不存在什么“过激”、“不合时宜”的问题。而当局下令开枪镇压是犯下了反人民、反人类的大罪。两者泾渭分明,决不能来个“各打五十大板”以“和稀泥”来解决问题。

  当年爱国学生运动至始至终也未挑战中共的统治权威,也未要求改变中共的政治制度。而只是反对刚出现的以“官批、官倒”为代表的腐败现象。完全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然而就这么—点要求,对于—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中共高官来说便认为是大逆不道,“尔等要造反了”!于是作为中共党中央“喉舌”的《人民日报》竟在1989年4月26日发表了—个完全可以与1957年6月毛泽东执笔炮制的“反右动员令”《这是为什么》相媲“美”的4.26社论。其蛮横、武断,二者几无差别。公然肆意诬指学生为:

  “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如此诬指爱国学生是什么“有计划的阴谋”,什么“一次动乱”,什么“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只差“反革命”三字还没有“出口成脏”。现在有的伪类民主人士,指责当年学生不与官方妥协,是自已“一个劲的去往刀上碰”。只要看看这些杀气腾腾的诛心之论,这些随心所欲裁赃的罪名,要叫爱国学生与当局妥协,就无异叫他们在自己的“判决书”和“认罪书.”上签字。而当年爱国学生静坐天安门广场绝食,也仅仅就是要求当局否定取消这个欲置广大爱国学生于死地的“4.26”社论,却被中共蛮横地拒绝。难道学生这个要求也“过份”也“不合时宜”吗?

  所以今天要解决六.四问题,首先就是要推倒这篇任意诬蔑爱国学生的罪恶“社论”。这就是制造六.四大血案的罪恶根源。毛泽东历来主张干什么事都要“先造舆论”。纵观中共确实一向如此,举凡土改、镇反、反右、文革概莫例外。1989年老毛虽早已归阴曹地府,但老邓在政治上搞的仍是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路线。所以—开始人家就已下定决心诉诸镇压,一开始就造好了舆论,准备随时伺机下手。这一点必须给予充分彻底地揭露,才能使是非功罪分明。才不会被一些诸如什么“政府是迫不得已才下令开枪”的歪理胡说搅浑了水。

  当局为开枪屠杀找的另一个借口就是所谓的“暴徒袭军”。这完全是一个根本站不住脚的可笑的借口。当时入京执行任务的不但是正规军,且配有冲锋枪、装甲车到坦克,武装到了牙齿的军队。而所谓的“暴徒”则手无寸铁,顶多有几块砖头。所谓“袭军”,当年就已有人指出不过是希特勒自编自演的“国会纵火案”的中国版。退一万步说,即便有个别人伤着了军人,也只能以个案处理,而不能以此为借口疯狂向学生、民众进行扫射,以坦克碾压人群。现在却有位先生公开为当局辩护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在日本投放过两颗原子弹,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无非想以非常之手段阻止日本民众继续疯狂,尽早结束战争。显然在生死对决中,不能简单以是否枪杀贫民为标准,需要政治智慧去预见未来不同结局,各种势力谁能成功,成功后将做什么,否则只能道貌岸然做愤青”。此君为了给“总设计师”杀人作辩护,竟将反法西斯的二战中,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与专制当局镇压本国民众混为一谈,将战争行为与官府镇压民众相提并论。真是比附荒唐,神经错乱。难道爱国学生与市民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军?专制当局的“党卫军”反而成了反法西斯的正义之师么?难道学生、市民反贪腐的正义要求,是与官府的“生死对决”吗?因而“不能简单以是否枪杀贫民为标准”来判别是非功过。这位先生真不愧是贪官污吏、奸商富豪的“利益代言人”!至于什么“各种势力谁能成功,成功后将做什么”,那现在更是一目了然。邓小平开枪镇压学生“成功”后就是让权贵、贪官弹冠相庆,从此“闷声发大财”,发展权贵资本,大肆掠夺人民,掏空国库,破坏资源,造成今日中国贪腐横行,两极分化,官富民穷,道德沦丧,国将不国……这就是邓氏“成功”后做出的“丰功伟绩”。将此与反法西斯盟国,战胜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真是不顾事实,坏透了良心的胡说八道!堪与《环球屎报》之流的“导向舆论”的“五毛”异曲同工。

  因此要解决六四问题,就必须对这些歪理邪论,加以批驳澄清,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唯有如此才能理直气壮的向官方提出重新评价六.四的正义要求。否则,像上列这些“高人”那样,借“反思”之名颠倒是非黑白,低声下气向官府乞求,昧尽天良为屠夫辩护,则只能长专制当局邪气,灭爱国民众威风。根本无法解开六四问题的死结。这些人实际上是想把此一问题引向有利于专制当局的死路上去。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官方根本没有想解决六四问题的任何诚意。他们顶多就是想拿点钱出来给六.四受难者家属作为“封口费”。而且条件十分苛刻,要人家立字据这样“保证”,那样“承诺”。已遭到丁子霖教授等天安门母亲英雄群体的严正拒绝。于是在六.四惨案二十三周年到来前夕,据外电报导,北京当局与往年一样,在此之前将许多六.四难属带离北京,或阻止他们在所谓的敏感日与媒体接触。丁子霖教授近日向《自由亚洲》透露:“有的难属家里记者一来,他们就挡住;还有的就被弄到外地。患癌症晚期的徐珏,早上打电话来说,她马上就要出门,单位和公安让他们(夫妇)一块到江西‘出差’,过了‘六四’才能回来”。晚期癌症患者还要弄去“被出差”真是天大的笑话。而难属杜东旭是个老军人,每年都是这个时候让他出去“疗养”,已经把他弄到西安去半个月了。由此可见当局根本不想答理这件事,受难家属都被隔离,不许发声,还有什么解决问题的起码诚意?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一切善良的人们,—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决不可被那些貌似“公正”,打着“理性反思”旗号的“舆论导向员”(俗称“五毛”)所“洗脑”所误导。应该指出,在六.四这个问题上,你持什么态度,站在什么立场,是民主与反民主的分水岭与试金石。一切伪类民主人士,伪自由主义者都必然要在这个问题上,与专制当局勾勾搭搭,暗送秋波。为当局开枪镇压民众的罪行,找借口,找“依据”,总想用他们墨写的谎言与歪理,去掩盖血写的滔天罪行。对此必须摆事实,讲道理,予以回应,予以揭穿。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折中,更不能“和稀泥”。要解决六.四问题,首先就要清除这些障碍。

  这是解决六.四问题的重中之重,基础的基础。舍此别无他途!


2012年5月28日完稿
《公民议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