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四﹒五运动”三十六周年,“六﹒四风波”二十三周年。我们首先回顾一下镌刻于中华民族史册的两大事件的概况。

  1976年4月5日,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集会,被当时的毛泽东和党中央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时称“天安门事件”。1978年11月14日邓小平指示北京市委给“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从此称其为“四﹒五运动”。

  1989年6月4日,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集会,被邓小平定性为“六﹒四动乱”,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不予认同,强加上“分裂党”的罪名,撤消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以接任总书记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动乱”改称为“风波”。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平反。在大陆还不能称作“六﹒四运动”,只能称其“六﹒四风波”。

  “四﹒五运动”和“六﹒四风波”,这两次“天安门事件”相隔十三年,两者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有许多异同之处。敝人作粗略的归纳并简略的评判如下: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大文豪郭沫若作《怀念周总理》一诗:“革命前躯辅弼才,巨星隐翳五洲哀。奔腾泪浪滔滔涌,吊唁人涛滚滚来。盛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此后发生的“四﹒五运动”,导火索是悼念周恩来。“周总理,爱人民,人民永远怀念你。我吟一首‘人字歌’,唱给全国亿万人。清明寒气紧逼人,怎敌扫墓万千人。人民本是守法人,怎奈小丑气煞人。人民总理爱人民,恶犬狂吠也算人?暂披画皮扮做人,定有揭破画皮人!(《天安门诗钞》)

  1989年4月15日,已经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胡耀邦突然辞世。此后发生的“六﹒四风波”,导火索是悼念胡耀邦。当年全国盛传,胡耀邦是被李鹏和王震几个人“逼死”的,群众只是道听途说,没有拿到真凭实据。于光远晚年披露了胡耀邦于1988年9月15日填的一阕词《调寄渔家傲﹒戏赠光远同志》:“科学真理真难求,你添醋来我加油,论战也带核弹头。核弹头,你算学术第几流?是非面前争自由,你骑马来我骑牛,酸甜苦涩任去留。任去留,浊酒一杯信天游。”胡耀邦填此词后没到半年时间突然辞世,还不足以证明是被“添油加醋”捏造出来的“核弹头”炸死的吗?“六﹒四”风波的参与者《风雨送耀邦》:“风一程,雨一程,长歌当哭送君行,赤县泪无声……呼一声,唤一声,聒碎民心志未成,夜深望明灯……”(《六﹒四诗钞》)(周恩来当年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胡耀邦当年被称为“人民的好书记”,他俩都是经过历史检验的“人民的好领袖”。“四﹒五”运动是悼念周恩来已经被历史承认,“六﹒四”风波是悼念胡耀邦,还没有被共产党承认。)

  按照当时官方统计和公布的数字,“四﹒五运动”最高潮时,全国直接参与的人数约二百万左右。“六﹒四风波”时,全国直接参与者超过二千万,公开拥护支持的人数超过二亿。后者是前者的十倍、百倍。(无论怎么解读这些数字,都证明“六﹒四风波”更得人心。)

  “四﹒五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是从学生到工人,以工人为主体,基本上没有高级知识分子,因为那时候所有的高级知识分子都被定为“臭老九”,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没有人身自由。“六﹒四运动”同样是由学生发起,全国工人积极响应,但以大学生为主体,得到广大高级知识分子的支持。北京有百余名大学校长、教授和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周培源等,多次呼吁政府和学生进行“高层次对话”。巴金、冰心等高级知识分子公开表态:“学生爱国,我爱学生!”有些高级知识分子还直接参与了运动的全过程。(如果把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级”,那就证明“六﹒四风波”被资产阶级利用;如果承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就证明“六﹒四风波”更加得到无产阶级的支持。)

  “四﹒五运动”中有一句犯忌的口号:“秦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被当局视为影射毛泽东;“六﹒四风波”中同样有一句犯忌的口号:“结束老人政治”,被当局视为影射邓小平。(这两个口号的本质基本相同。如果不把前一个口号视为“反动口号”,那第二个口号同样不存在“反动性质”。)

  毛泽东镇压“四﹒五”运动,使用的是首都工人民兵,还有点遮遮掩掩。邓小平镇压“六﹒四“风波使用的是武装整齐荷抢实弹的野战军,大白天公开将坦克、装甲车、大炮、机枪开往天安门,毫无顾忌。(这到底是时代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只能证明邓小平武装镇压群众运动,更比毛泽东胆大妄为!)

  “四﹒五运动”中群众衷心拥戴的邓小平,十三年后竟然成为“六﹒四风波”批判的主要对象,变成了镇压“六﹒四风波”的最高指挥。(这是历史的喜剧还是历史的悲剧?)

  “四﹒五运动”前前后后,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按照毛泽东、党中央和“四人帮”的定性,宣传报道一边倒,称作“反革命政治事件”,激起革命群众的愤怒,骂《人民日报》是“戈培尔编辑部”。“六﹒四风波”前后,《人民日报》、《新观察》、《世界经济导报》、《北京青年报》、中央电视台等许多官方媒体都做了客观报道,让全国人民了解事件真相。因此而遭受严重处分的媒体人有《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新观察》主编戈扬、中央电视台播音员杜宪和薛飞等。(这个现象当然是“新闻自由”的巨大进步。如若把“新闻自由”定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那无疑是无产阶级的失败、资产阶级的胜利。)

  “四﹒五运动”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没有一人公开或不公开地反对武装镇压。“六﹒四风波”时,有“要吃粮,找紫阳”口碑的党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有“要吃米,找万里”口碑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国家体改委主任鲍彤、国防部原部长张爱萍、文化部部长王蒙等当权者或公开或不公开地表示了反对意见。(毫无疑问,这是中共领导层政治立场的严重分歧。邓小平将此视为“分裂党”,是党性的丧失;笔者以为中共内部对待“六﹒四风波”的政治分歧,是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巨大进步。)

  “四﹒五运动”中,邓小平因被视为“幕后指挥”而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两年后彻底平反。“六﹒四风波”后,总书记赵紫阳因“分裂党”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直到含冤去世,没有平反。(赵紫阳的“三上三下”政治生涯是以“下”而告终;邓小平的“三下三上”政治生涯是以“上”而结束。赵紫阳远没有邓小平幸运。)

  “四﹒五运动”后,判了一批人的徒刑,但没有人被判死刑。“六﹒四风波”后,各地都以“杀人、放火”的罪名,判了一些参与者死刑。(无论怎么辩解,执行死刑都是历史的倒退。)

  “四﹒五运动”被镇压后,没有一个参与者叛逃国外,一是不敢有这个想法,二是根本不可能实现。“六﹒四风波”被镇压后,以许家屯为代表的中高级干部、以王若望为代表的高级知识分子、以刘宾雁为代表的文艺界知名人士、以魏京生为代表的持不同正见者、以王丹为代表的学生领袖、以万润南为代表的私营业主,纷纷政治流亡于海外。(对于政治流亡的对与错,现在还难下结论。因为孙中山先生反清时曾长期流亡日本,共产党建党初期也曾经组织大批党员到国外“勤工俭学。)

  毛泽东镇压“四﹒五运动”后,曾对身边人说:“这是我第一次镇压群众运动,也是最后一次。”似有点愧意。邓小平镇压“六﹒四风波”后,接见部队代表时说:“镇压二十万,安定二十年。”似有点理直气壮。(“六﹒四风波”被镇压后,中国的政治形势确实安定了二十年,经济上更是得到了三十年的大发展,是否因此证明邓小平“镇压有理”、“镇压有功”?是否批判了华国锋对毛泽东“两个凡是”之后,还要对邓小平搞“两个凡是”?)

  “四﹒五运动”发生两年半时间,镇压运动的毛泽东刚刚逝世两年。此时,不仅对毛泽东搞“两个凡是”的华国锋还在担任中共中央主席,镇压“四﹒五运动”的干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仍然是政治局委员,邓小平竟然胆大妄为,篡夺党中央大权,为“四﹒五运动”彻底平反。今天,“六﹒四风波”已经过去二十三个年头,镇压“风波”的邓小平已经去世十五年,因反对镇压而被打倒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也已去世多年,镇压运动的干将陈希同、李鹏、迟浩田等人早已下台,中共中央却至今没有给予平反昭雪。

  敝人作以上的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平反“六﹒四”运动与平反“四﹒五”运动相较,时机要成熟得多,条件要优越得多,困难和阻力要小得多,党心、军心、民心的支持率要高得多。一句话,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努力在“六﹒四风波”二十五周年之际,确保在三十周年之前,实现政治上的彻底平反。

  “要相信历史,历史是青铜铸就的书稿;要相信今天,今天是血与火的航道;更要相信未来,未来是民心谱成的歌谣!”(《六﹒四诗钞》)(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反独裁反专制反政府的群众运动,总有一天要平反,只不过是时间的快慢早迟而已。对于统治者而言,早平反比晚平反主动,快平反比慢平反有利。我们信心百倍地拭目以待!)

  1978年邓小平给“四﹒五运动”彻底平反,中国迎来了经济上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黄金期。“六﹒四风波”已经过去二十多年,笔者斗胆预言,如果有胆识过人的政治家给其平反,一定能够迎来中国政治改革的三十年黄金期。(历史憧憬美好的未来!)

  为此目的,敝人大胆建言,献出六条浅见,供有识之士参考。


一、抓紧成立“‘8964’平反委员会”

  “平反委员会”的总部最好设在香港,便于开展各项活动;如果得不到港府批准,可以暂设在台湾。不要设在美国或欧州,离大陆太远,开展活动不便。离大陆越近越好,便于开展工作。


二、聘请温家宝担任荣誉会长(主席)

  “六﹒四”风波期间,温家宝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和总书记赵紫阳

  一道,自始至终,耳闻目睹了运动的全过程。对运动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他是除镇压者以外的至今仍然健在的当年最高领导人。他又是赵紫阳班子中在后赵紫阳时代晋升最快最高的领导人。他不是“官二代”,出身“书香门第”,父母是教育界的老知识分子,很可能在“六﹒四风波”期间,他的父辈和同事,或参与,或支持,或同情学生运动。温家宝自担任国务院总理,在他管辖范围内,多次提出政治改革,最近一次是2012年3月14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虽然他的政治改革主张因权力所限,成效不大,以至遭受误解,然而政治改革之火焰一直在他胸中燃烧,从未熄灭。历朝历代的政治改革,往往从政治冤案的平反入手,温家宝2013年3月将从国务院总理的位置上退休,他的内心深处肯定愿意担任“‘8964’平反委员会”荣誉会长(主席),给大陆的政治改革探索一条成功之路,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尽最后一份力量。温家宝是“平反委员会”荣誉会长(主席)的最佳人选,任何人难以替代。


三、聘请若干荣誉副会长(副主席)和荣誉常委

  聘请包括当年全国人大常委胡绩伟,当年《人民日报》负责人杜导正,当年赵紫阳秘书鲍彤,当年文化部长王蒙,著名诗人邵燕祥,经济学家于光远等仍然健在的老人,还要聘请包括胡耀邦的后代,赵紫阳的后代,当年中宣部长朱厚泽的后代等,担任“‘8964’平反委员会”的荣誉副会长(副主席)和荣誉常委,请他们施展智慧和才能,为平反献计献策,影响巨大而深远,成效必事半功倍。


四、民主选举会长(主席)、副会长(副主席)、常委、委员

  “‘8964’平反委员会会长(主席)、副会长(副主席)应由流亡在海外的当年运动中的各界领袖担任,无论“激进派”还是“温和派”,甚至“宽容派”,如魏京生、王丹、柴玲等人都应该列为候选人,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一名会长(主席),数名副会长(副主席)。还应该聘请共产党所称的“藏独”、“疆独”、“法轮功”等不同观点的团体组织的代表担任常委或委员,实行各种党派各种团体各种信仰各种观点的大联合。


五、“平反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无论总部设在香港还是设在台湾,主要任务都是募捐筹集资金,出版有关“六﹒四”运动真相的材料、书籍、文艺作品等。招募义工,向港台的大陆游客赠送或销售。如《六﹒四真相》、《六﹒四诗钞》等。敝人有一部描写大陆少女企盼流亡亲人归来的长篇小说《二十五年寻父之旅》,思想深邃、艺术高超、感人肺腑、动人心魄。已经在《自由写作》电子杂志上连载。如果出版纸质书,敝人愿将全部版税捐赠给“平反委员会”。算是毛遂自荐吧。只要长期地坚持不懈地做这样的宣传工作,便能教育更多的大陆人弄清“六﹒四”风波的真相,唤醒更多的大陆人为平反“六﹒四”贡献力量。

  每年评选一次本年度为“平反”工作立下汗马功劳的海内外人士,给予精神为主物质为辅的奖励。如果有人为“平反”而献出宝贵生命,可评为“烈士”(限一入),奖金一万美元;如果有人因“平反”而坐牢,可评为“勇士”(限一入),奖金五千美元,对平反工作有特殊贡献的人,可评为“志士”(限一人),奖金一千美元。若本年度无“烈士”、“勇士”,便评三名“志士”,每人奖金仍为一千美元。


六、后平反时代的“平反委员会”

  “‘8964’平反委员会”在平反任务完成后,可以和海外的民主党、民主阵线等党派团体合并,名称可叫“民主党”或“民主阵线”,成为大陆“在野党”,由温家宝担任主席(或荣誉主席)。越南的第一个“在野党”便是由越共的前任总书记创建的,大陆可以借鉴这条政治改革的捷径。今后台湾回归,国民党与大陆的共产党、“民主党”(民主阵线)形成三党竞争的政治格局,很可能是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振兴的最佳体制、最大动力,那更是功德无量、名垂千古!


二O一二年九月九日(毛泽东死亡三十六周年忌日)定稿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的新加入会员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