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力量新闻组

2020年11月27日

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博士应日本高端刊物WEDGE之邀发表命题文章:
揺れる香港 揺さぶる中国 未来を変える日本の〝決断〟

迫る周庭氏への量刑言い渡し

楊 建利 (米NGO「公民力量」主宰者) 

https://wedge.ismedia.jp/articles/-/21420

 

《议报》在此发表该文中文原稿,以飨读者。

 

高墙与鸡蛋

—习近平与周庭们的较量

杨建利

 

2012年对周庭和习近平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年。

 

那一年,15岁的高中生周庭出道香港社会运动,成为香港反国教运动的重要成员。反国教是以香港中学生为主的反对香港在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着重中共爱国主义灌输和中共党化洗脑的运动。 运动的发起者是同样是15岁的高中生黄之锋创办的“学民思潮”,运动得到大多数香港居民的支持,坚持数月获得奇迹般的成功。周庭后来出任“学民思潮”的发言人,成为“学民女神”。                            

  

同一期间的习近平正在通向最高权力的道路上步步惊心,那时,周庭甚至连香港反国教运动可能都未进入他的视野,当时他面临党内至少三派势力—江派、团派和薄、周派–的轻视和挑战,每一步都得踏准了,不然前功尽弃,满盘皆输。运气极佳、深谙宫廷斗争的他在当年11月份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坐上了中共权力的最高位。

 

甫上台的习近平尚未暴露超越前任的巨大野心,却实实在在地面临着双重危机他个人权力危机和中共的政权危机             

                                      

在外界看来还立足未稳的时候,习近平发起了一场罕见的选择性反腐,让习惯了江胡时代权力运作四平八稳的观察家大跌眼镜,却不料习近平的政治手腕相当老辣,在王岐山的配合下,其反腐改变了其前任浅尝辄止的做法,几年下来,竟然成功地借反腐稳固了权力。反腐的任意执法手段让本来就不好的法治环境更加恶质化,法治的倒退反过来大大地方便习近平对刚刚发育的民间社会施以重手,以消除中共政权不稳定的隐患。

 

同时,习近平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反攻,大踏步左转,起死回生带有文革特点的全民政治灌输和管控。2013年4月,中共中央下发“9号文件”严令在高校教育系统“七不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本主义及司法独立不要讲。思想意识形态的收紧不限于高校教育系统,扩展到全社会,当然也波及香港。

 

在2014年“雨伞运动”之前,无论中国内地政治形势多么不堪,香港人有两个坚强的信念,一是,无论多么艰难,香港人能够大致按照《香港基本法》、《中英联合声明》以及北京中央政府的承诺,在已有的自由、法治和公民社会的基础上逐渐扩大民主权利;二是,中国内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势将会越来向香港靠近。争取双普选的“雨伞运动”的失败动摇了这两个信念,香港人意识到:在习近平政治之下,争取更大的民主权利几乎无望;不是内地越来越像香港而是香港越来越像内地。而且,一向爱国的香港人发现,习近平时代,港人爱国的含义被锁限在港人爱党的单行道上。周庭作为学民思潮的发言人,休学参加了雨伞运动,运动受挫后,她与罗冠聪、黄之鋒等人成立了“香港众志”,继续打拼。而此后的香港民主运动更多是保卫战,保卫香港的自由、法治和公民社会–守护香港的政治文化身份本身。

 

决心把政治高压进行到底的习近平是不会允许香港的自由、法治、公民社会以及争取更大民主权利的运动对内地产生示范作用的,对雨伞运动弹压的成功无疑助长了习近平的政治疯狂。经过了上台后两、三年的铺垫,习近平于2015年7月以“709”事件为标志开始对民间社会进行大扫荡,随后一路变本加厉把政治气氛肃杀推到极点,把对网络言论的管制和封杀、对全民的监控推向极点。2016年以“媒体姓党”为标志,中国社会全面党控、党化,公民社会被消灭殆尽,形成了“习家党,党天下”的局面。

 

随着在党内巩固了权力和对民间实施了全面的高压控制,习近平更大的野心暴露出来了,他要做与毛泽东比肩的“伟大领袖”,于是,中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个人崇拜造神运动,核心的称呼、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和宪法、恢复终身制、、、一路下来,除了在2018年7月一个叫董瑶琼的女孩泼墨习近平像引发党内的挑战而被平息后,习近平再未遇到任何可观的反抗,终于定于一尊。

 

然而,这一切非但没有完全化解原有的危机,而且孕育着新的危机。

 

与他在政治上的好运气比,习近平的经济上的运气实在可以说是很坏,江胡时代长期积累的经济弊病显现,经济衰退已经开始,而擅长于“政治”的习近平并不擅长于经济。其实,无能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关键的还是习近平的共产党意识形态底色及其政治维稳指导思想作祟。习近平的党内反腐延伸到对资本的节制,他认为没收控制靠共产党给的特权积累的财富和资本天经地义,第二次公私合营和权力干预市场势在必行,另外他对民间掌控太多的资源不放心,认为会对政权造成威胁,财源的枯竭和维稳费用的高企,也使权力越来越倾向于动用一切手段对民间—尤其是中产阶级和民营企业家阶层—进行搜刮,这本身就是对中共统治的社会基础—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合体–的解构,习近平开始失去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共靠收买笼络的社会基础,其统治变成了用政治高压维持的脆钢结构。

 

“六四”以后岌岌可危的中共依靠两个合法性来源维持它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一个是高速度的经济发展,以此建立了上面所说中共统治的社会基础;另一个是民族主义。经济上的衰退让第一个、主要的合法性来源慢慢枯竭,习近平必须越来越多地依靠第二个合法性来源—民族主义,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共语境里,这首先就意味着对外强势扩张和称霸,然而,建立红色帝国称霸世界恰恰就是习近平的中国梦,习近平几乎是自然而然走向对外扩张的道路:一带一路、南海军事化、掠夺性国际贸易、盗窃高科技以扩张军力、强势收买国际组织和各国各界人士、腐蚀自由世界的民主生活方式、网络攻击、挑衅台湾、日本、印度及其他邻国、、、

 

本来习近平时代的意识形态左转,政治高压、个人崇拜、废除任期制已经使国际社会从一个迷思中醒悟,这个迷思是随着专制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其追求自由的力量也会趋于增长,政治自由化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他们终于认识到,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的专制者利用经济实力的提高来吸收社会精英进入既得利益阶层成为统治结构的一部分,不仅有效地化解他们对政权的威胁而且增强了专制者对内镇压和对外扩张的能力,从而延长了专制的寿命。再加上习近平的霸权图谋和强势外交,目前中共遇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外交危机。

 

在中共的政治语境下,民族主义有对外和对内两个部分。对外就是如上段所描述的霸权图谋和强势外交,对内,民族主义其实就是汉族沙文主义。习近平认为他必须对“有异心”的民族和地域进行打压甚至消灭以调动占人口92%的汉族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他的权力,所以习近平上台以来对藏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实施了比他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前任都更残酷的文化灭绝,而对“政治异域”的香港实施了政治文化灭绝。

 

习近平在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中,看到了香港人保卫自己的政治文化身份的决心,他不能容忍,于2020年7月1日在香港强行实施《港区国安法》。2020年8月10日,在“反送中”运动中已经被捕了三次的周庭因涉嫌煽惑分裂國家,違反《港區國安法》,被香港警方以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再次逮捕,12月2日在她23岁生日的前一天,周庭将会被判刑。周庭说,她无悔。但是,人们不应忘记习近平的无耻。

 

距离2012年八年过去了,当年“加冕”的习近平已成了比肩毛泽东的大独裁者,当年以15岁少年出道香港社会运动的周庭将在年满23岁那天成为世界最年轻的、最受关注的政治犯之一。和2012年不同,周庭不仅进入了习近平的视野,而且成了衬托他独裁成功而政治失败、他的政权受到各方挑战的象征人物之一。

 

这个反差巨大的衬托非常有意义,它既显明了习近平的强大,也显明了习近平的脆弱。 习近平的敌人太多了,他在为自己被推翻准备必要条件:普遍反对的人民、可持续的政治反对运动、中共党内的裂变、党内反习力量与民间和国际社会的结盟,国际社会对民主革命的支持、、、

 

2020年9月3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会议上的讲话,道出了他非常害怕的几件事,他是用“中国人民绝对不答应”的方式说出的:

 

“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丑化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

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歪曲和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否定和丑化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

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

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通过霸凌手段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中国、改变中国的前进方向、阻挠中国人民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努力,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

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破坏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和发展权利、破坏中国人民同其他国家人民的交流合作、破坏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 其实还有一个害怕他不好意思说出口,那就是“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分裂中国共产党、把党和习近平割裂起来、对立起来,中国人民都绝对不答应。”

 

习近平这次讲话的场合让我不得不说一下日本。

 

今天,中国在经济、军事上的发展令很接近于二战前的日本情形,是一种具有严重缺陷的现代化进程。这种缺陷导致中国无法被有效纳入现代国际文明秩序。 当我们谈论中日关系的时候,应该看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国家关系,也不是一般的睦邻关系,而是一个现代国家与一个半现代国家之间、混合了各种现实利益和历史纠葛的关系。

 

中国军事实力的全面增长,对日本的国家安全构成最大的不利因素,当前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究其根本是意识形态的矛盾,或者说,如果没有价值观的根本冲突的话,两国的矛盾、利益冲突都有理性法治化的解决途径而不会走向极端,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与中国的基本价值观的对立才是日本国家安全的最主要成因。

 

人们常说,二十一世纪是亚洲的世纪,其实,二十一世纪是每一个人的世纪,好坏赖于自己的把握。亚洲目前的情况并不像一些预言家描述的那么美好,也许恰恰相反,亚洲蕴酿着可能造成全球问题的危机爆发点:朝核、东海、南海、台海、印巴,环境、人口、难民、中国的变局、、、不一而足。然而,亚洲缺乏集体减除和应对这些危机的国家联盟,尤其是没有以价值为基础的民主国联盟,毕竟大部分危机的根源或者不能消除这些危机的原因是专制。日本作为亚洲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应该在形成这样的区域机制上扮演领导角色。这样的以民主国家为核心的区域联盟的建立,客观上将对中国的民主化起到推动作用。 我2017年4月在明治大学演讲时提出了日本朝野各派应有的三点中国共识,在此重申这三点共识:

 

1.一个体量庞大的不民主、不文明的邻国政权对日本的安全和民主生活方式是不利的。

2.日本的历史歉疚感是对中国人民而不应该是对中共的,支持中国的人权改善、民主化最终会帮助化解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仇视。

3.日本是亚洲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应该有更多的自信心和道德责任感帮助中国的民主化。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说:在高墙和鸡蛋的较量中,我永远站在鸡蛋一方。虽然我并非无条件地赞同这句话,但是在习近平(高墙)和周庭(鸡蛋)之间,我的选择是明确无误的,相信日本的选择也是明确无误的,站在周庭一方,是日本的文明和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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