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东海

如何战胜怯懦和恐惧,是摆在文化人面前的一道大难题。比极权主义更值得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东海律

(一)

政治家和领导人一大忌,是“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喜欢贤良但不能任用,厌恶奸邪但不能远离。

此言出自唐朝吴兢《贞观政要纳谏》,是黄门侍郎王珪在于唐太宗对话时“闻于管子”,说的是“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所以亡矣。”汉应劭《风俗通义山泽》:“郭氏,古之诸侯,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故善人怨焉,恶人存焉,是以败为墟也。”

东海学舌曰,文化人一大忌,是善善而不能赞,恶恶而不能辟。赞是赞美、颂扬,又有推荐、赞助、辅相之义。辟是驳斥、批判。善善而赞、恶恶而辟是文化人的天职。

歌功颂德就是善善的重要组成部分。常被用为贬义词,等同于阿谀逢迎。其实,颂扬功劳与美德,理所当然,礼所当然。颂美历代圣贤(圣王)就是歌功颂德的要旨,也是善善的一大表现。注意,颂美盗贼暴君可不是歌功颂德,而是歌罪颂恶,是助贼为虐,逢君之恶,与盗贼暴君同恶。

有文章题曰:《许倬云:我对伟大人物已不再有敬意与幻想》伟大人物应该加上引号。对于伪大的“伟大人物”当然不应有敬意,但对真正的伟大人物,却应尊敬赞扬。

贤贤、荐贤是最高境界的赞善。儒家特别强调知贤荐贤。在《说苑臣术篇》中,孔子将贤德分为建功和进贤两种,认为进贤之人更为难得,更有贤德。

《韩诗外传》记载:“子贡问大臣,子曰:齐有鲍叔,郑有子皮。子贡曰:否。齐有管仲,郑有东里子产。孔子曰:产,荐也。子贡曰:然则荐贤贤于贤?曰:知贤,智也;推贤,仁也;引贤,义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知贤是智,推贤是仁,引贤是义,仁义智三德兼备。荐贤贤于贤,意谓推荐贤才者比被推荐者更为贤德。《荀子解蔽篇》引传曰:“知贤之谓明,辅贤之谓能。”辅贤即赞助、辅佐贤者,也是善善题中应有之义。

善善而赞是必须的,仅此是不够的,还要恶恶而辟,否则就不配为文化人更不配为仁者。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好人就是善善,恶人就是恶恶。《春秋》精神“是是非非,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是是、善善、贤贤离不开赞,非非、恶恶、贱不肖有赖于辟。

张载说:“恶不仁,是不善未尝不知。徒好仁而不恶不仁,则习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尽义,徒是未必尽仁。好仁而恶不仁,然后尽仁义之道。”(《正蒙·中正》)好仁就是善善,恶不仁就是恶恶。善善而赞,恶恶而辟,然后才能尽仁义之道,将之发扬光大,直到极致。

圣王是最大的政治家,圣贤是最大的文化人,都可以称为大人。大人之大,大在道德。德到大处,自有大智,自有相应的德威和道义形象。提升道德的法门很多,概乎言之有六:一、学而时习,精通一经,博学诸经;二、学思并重,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三、身体力行,勤于实践,知行合一;四、亲近君子,见贤思齐,希圣希天;五、传道解惑,立人达人,诲人不倦;六、是是非非,善善恶恶。

善善恶恶,必须落到实处,落实于言行。政治家侧重于行为,文化人侧重于言论。尤其是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极权社会,说真话、说真理、批判极权主义和特权阶级,就是一种实行,一种道德实践。

(二)

在极权社会,相对而言,善善容易恶恶难。

恶恶的程度亦有粗细深浅之别。极权社会,道德崩溃具有普遍性,民众缺德,官场腐败。如果避开邪说恶制,仅仅批判民众和官场,那也不难。某些人的批判只停留于此,或许是怯懦,或许是因为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如王夫之所说:“其与流俗诋诽者,非果有恶恶之心,特以甚不利于己而怒怨之耳。”(《俟解》)

极权社会,民德民智低劣是必然的,但责任在上,在领导集团和上层建筑。文化人知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的道理,知道制度的重要性和文化的根本性,更知道文化对政治制度、社会道德的决定性,就应该进行深度批判,应该把矛头指向极权主义、特权阶级而不是普罗大众。

极权主义乃是邪恶之最,其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制度和特权阶级都极其邪恶。要真正辟恶,就避不开极权主义批判,就难免遭到种种排除和迫害。

所以,如何战胜怯懦和恐惧,是摆在文化人面前的一道大难题。我说过,比极权主义更值得恐惧的是恐惧本身。对于极权主义、特权阶级和暴政恶法的恐惧,已经深入多数国人的骨髓。

这种恐惧又会表现为对真理、真相、真话和自由的恐惧,不仅不敢说真话不敢追求自由,甚至不敢面对真理、真相和自由人。习惯了黑暗会害怕光明,习惯了极权会害怕自由。

对于极权主义,文化人必须豪杰化、君子化。君子并非没有恐惧感,与众不同的是,君子可以凭义理之勇和浩然之气克服恐惧。在艰难险阻中坚持真理、坚定信念,不断强大和提升自己。

不能战胜恐惧,不可能成长为君子,更不可能成为圣贤,德性、智慧无法提升故,恐惧心理必对良知造成重大伤害故。王夫之说得好:“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俟解》)豪杰之士的一大特征就是大无畏,威武不屈,勇者无惧,无惧于极权主义的打压、威胁和迫害,无惧于任何邪恶势力!

注意,在可以不死的情况下,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这并非恐惧,而是必要的明哲。孟子说:“可以死,可以不死,死伤勇。”在可以不死的情况下明哲保身,在可以死的时候以身卫道,视死如归,此为大丈夫、真君子!

当然,仁德不是一蹴可几的。要战胜恐惧和成为君子,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不断地学习成长。《俟解》中王夫之接着说:

“能兴即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

豪杰能兴,就是能培养本性之气,即浩然之气。要培养此气,就必须接受圣人之教。圣学圣教就是圣人救人道于乱世的工具,是圣贤君子救世之大权大法。

让越来越多的人“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即圣人之道,成为豪杰和君子,这是人类社会摆脱混乱而升向升平乃至太平的希望所在。

(三)

不能分辨善恶,是缺智;不敢冒犯邪恶,是缺勇。唯有仁者智勇双全,以善善恶恶、反极权为天职。

比愚和懦更不堪的是善恶、恶善、护极权的三帮分子。善恶、恶善,意谓赞扬邪恶、批判正善。三帮者,帮闲帮忙帮凶也。

善恶、恶善,相当于非是、是非。荀子说:“非是、是非谓之愚。”批判正确、肯定错误叫愚蠢。我以为,非是、是非不仅是愚蠢,更是颠倒,与善恶、恶善一样颠倒反常。物反常为怪,人反常为妖,这种反常之人,就是人间妖怪。

为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涂脂抹粉歌功颂德,都是维护极权主义的妖人。《社会主义研究专家曹某某没钱治病只能向社会发起众筹》一文介绍,曹某某最擅长从世界领域来分析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曹某某是2017年患癌的。患癌第二年,曹xx还和张振共同发表《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多重逻辑》一文。文章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国内外各种干扰力量难以捉摸,变革的广度、深度、宽度有待进一步审视,能够担负起这样现实使命的非中国共产党莫属。曹某某还提出了新的“二为”方针,即”文化艺术必须为人民服务,必须为社会主义服务”云。

这个曹某某就是维护极权主义恶制邪路的三帮分子,为此而患癌而没钱治病,堪称恶报赤裸裸,可怜可悲又可耻。

人世间没有比发明、倡导、坚持和支持极权主义更坏的人。这些人无论是否病狂,都是丧心派。支持极权主义,包括言论支持和行为支持。如果说坚持者是恶主,支持者就是恶奴。一个人邪恶到支持极权的程度,必有重大恶业、恶果和恶报!一个社会支持极权者多了,就是恶社会,轻则丛林,重则地狱!

 (四)

赞美极权是善恶的典型,反对自由则是恶善的典范。

反自由的原因因人而异,概乎言之有三:一因误会,不明自由之真义,看朱成碧,看民粹主义的丛林式伪自由为真了;二因利益,为了一己私利言不由衷;三因恶性奴性大发,沦为极权分子和三帮分子。三种原因在一些人身上是相互交融的。反对自由是严重的人性反常和人道反动。

奴隶没有自由,奴才不需要自由。反对自由者,在没有自由的社会能产生幸福感者,无论是主奴,必有奴性。奴性越深重,对人权自由和人格尊严越是反感排斥,只要有能力有机会,便会千方百计剥夺他人人权,侵犯他人人格。极权分子和三帮分子都是奴性深重者,身为物役,人为权奴,都是邪欲恶习之奴。

在马邦,很多知识分子沦为维护极权主义的三帮分子而不自知。除了反对自由人权法治宪政,另外还有四种重要的帮凶助恶方式:一、崇马崇毛,信奉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和共惨主义;二、赞美红军、红旗、红色英雄道德模范;三、反孔反儒反对儒家圣贤和思想;四、从事各种负价值的工作和事业。

一切败坏道德、扼杀自由、阻碍文明的事业都是负价值负能量,都是恶业,以上堪称马邦五大恶业。对这些恶业进行针锋相对的批判,也是恶恶的表现和反极权的需要。

2020-10-12

余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