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裴毅然

《自有后来人》,文革样板戏《红灯记》原名,三位无血缘关系者组成家庭,共同继承中共先烈遗志,革命事业代代传。毛时代相关习语:“要使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无后为大呵!如今,第一代(大革命一代)、第二代(延安一代)都走人了,第三代(解放一代)也走得差不多了,岁月滤真,时间辨伪,革命可有后来人?虽然“红二代”(红卫兵一代)还有人在叫嚷“不忘初心”,还在硬撑“红色江山万万年”,可文革后大陆就出现“三信危机”——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信仰、对共产党失去信任。1988年,胡耀邦对邓力群提及一则政治时谚〈四个坚持〉——

坚持社会主义无方向、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没对象、坚持党的领导无力量、坚持马列主义太抽象。[①]

无论如何,马列赤旗不再艳,革命无有后来人。中国共运西风残照,中共阵营出现一个个叛徒,堡垒早就从内部开始塌陷。

延安一代的“叛变”

所谓“延安一代”,指抗战时期加入中共的赤徒,亦称“三八式”。2008年,赵紫阳晚年密友、1938年加入中共的宗凤鸣(1920~2010),写下一段很“反动”的文字:

过去所要消灭的资本主义,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正常道路,过去反对的所谓“西化”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世文明。相反,我们走的却是一条脱离人类文明的轨道,这就是我晚年的醒悟。[②]

这不是彻底背叛“初心”?彻底反对马列主义?彻底否定中共革命?彻底背离“四项基本原则”?都“脱离人类文明轨道”了,中国共运(包括国际共运)还有什么历史正能量?还可能提供什么正能量?

延安一代出现一批“两头真”高干:赵紫阳、李慎之、李锐、李普、杜导正、胡绩伟、曾彦修、谢韬、何方、黎澍、韦君宜……

李准之子

毛时代红色作家李准(1928~2000),祖父秀才,1954年发表小说〈不能走那条路〉,鼓吹农村合作化,得毛泽东赏识,红极一时。此后,李准撰有《老兵新传》、《李双双小传》,文革后《黄河东流去》,编剧《高山下的花环》、《牧马人》等。1989年“六四”枪响,其子李克威(1954~ )在澳洲出任“民阵”悉尼支部主席,公开背叛红色道路,另一种“不能走那条路”。1991年,李克威评父——“精神奴化的典型”:

利用小说颂党,则是毛泽东发现的一大战略。家父可悲,文革前十七年充当着这一战略的主将。……家父之所以如此,除去他图名为利的投机本性外,政治上的幼稚肤浅也是主要原因之一。……这位文学大家在政治上却如同一个侏儒,多少年来,时左时右,从未有过自己的真知灼见。中共意识形态一开放,他忘乎所以,“舍得一身剐”“为民请命”,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俨然如祢衡转世、海瑞翻生。可风向一变,文艺政策收紧,他立刻“战战惶惶,汗如浆出”,不是检讨便是揭发,置道德良心、风范气节皆不顾。他如同苏东坡一样,在政治闹剧中扮演着丑角。……家父是一个被中共在精神上奴役化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家父纵然风流一生、名噪一时,然英雄迟暮,则“回头试想真无趣”,除一政协委员之虚名外,绝大多数得意之作,已扫进历史的垃圾堆。[③]

仅仅一代,物是人非,李准已无接班人,连儿子都“不要走那条路”!马克思主义原形毕露,还能招徕多少“后来人”?

著名叛逃者

叛逃西方的著名“红二代”:罗宇大校(1944~ ,罗瑞卿次子)、俞强声司长(1940~2017,黄敬之子)、彭云(1946~ ,彭咏梧、江姐烈士之子)…… 叛逃的“延安一代”:王若望、刘宾雁、许家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金尧如(《香港文汇报》总编)、戈阳……叛逃的“解放一代”:许良英、方励之、阮铭……

“叛徒”越来越多,当然是离心力越来越大,红色事业越来越无跟从者、越来越没“后来人”。如今的九千万中共党员皆为利往,战斗力远不如北伐时因信仰而凝聚的五万党员。如真有中宣部的“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又何须斥巨资高筑网络风火墻?何须再三放送“不信谣不传谣”?何须收走处级以上官员的私人护照?

红色道路早抛弃

国际共运视富为仇、以贫为尊,号召信徒“永葆无产阶级本色”,时间一长,最坚定的“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做不到,一进城就“修”了,就开始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1949年3月24日中共中央进京,三天后杨尚昆日记:

一进城市,大家对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爱从好的方面去布置,感触甚多。似乎大家都变了。要能维持简朴的作风,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诱实在太大。[④]

如今,中南海大佬及其家族,哪一个不是亿万富豪千万富翁?哪一位不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俘虏”?2005年,中纪委书记吴官正报告:2003年12月~2004年11月,受到党纪、政纪、司法查处的官员16.4万余名。再据最高检察院公布资料:2006年1~11月,检察机关立案查办涉及政府工作人员的贿案就有8593件。延安女干部冯兰瑞(1920~2019)惊呼:

这样大规模的腐败,令人触目惊心。但是,这还不过是已查处的,未发现、漏网的还不知有多少。[⑤]

人类本性“嫌贫爱富”,还需要论证吗?更重要的是:“嫌贫爱富”有什么错?难道应该反过来“嫌富爱贫”?1990年代后期,武汉一位大学女生一脸困惑问教授:

老师,喜儿为什么不愿嫁给黄世仁?我真不明白,她嫁给黄世仁有什么不好?[⑥]

任何主义任何学说,当然须为人们利益服务,接受利益的检验,而非反过来利益为主义为学说服务。利益才是质地最坚、内涵最硬的硬道理。失去利益支撑的共产主义、失去业绩证效的公有制,怎么可能再得一个世纪前的盲信盲拜?已经忽悠几代人,整死一亿人(全球)、害惨20亿(非正常生存)。任中共再怎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终究无法再次金光闪闪,一党专政也不可能得到中外承认、人民拥护。中共可以自外普世价值,中国却不可能长期拒绝“与世界接轨”,人民的利益必定最终战胜一切强加的“主义”。

    结语

悠悠万事,无后为大,共运没有后来人。新传北京决定每年招收百名马列主义博士,“伟大的共产主义”已经要靠博士帽招徕信徒了。依我们这些“革命群众”的经验:中共越强调的东西,越是没有底气的表现。井冈山飄來的红旗还能打多久?

初稿:10/03~06/2020;修訂:10/15/2020;

 Princeton

注释


[①]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邓力群自述),内部自印本2005年,页742。

[②]宗凤鸣:《心灵之旅》,开放出版社(香港)2008年,页3。

[③] 李克威:〈谈父亲李准〉,《开放》(香港)1991年5月号,页84。

[④]《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1年,页64。

[⑤]冯兰瑞:〈谁来监督监督者〉,《炎黄春秋》(北京)2009年第8期,页27。

[⑥]白希:《大镇压》,金城出版社(北京)2000年,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