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先生被重判11年之后，海内外关于零八宪章的路径选择存有争议。笔者认为，《零八宪章》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对实现路径并没有限制。宪章展现的是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共和、宪政六个人类普适价值观和分权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独立等未来联邦中国的体制蓝图，这些都为目前所有旨在推进中国进步的力量所认同。尽管宪章言辞温和，但不可以此误解它所蕴含的仅仅是宪章文本及其签名运动本身，将《零八宪章》的意义仅限制在言论层次，那的确是对它的误解，也是对中国民主运动的误解。
实际上，《零八宪章》在展现未来蓝图的同时，对其实现路径并没有过多限定，或言论或行动、或激进或温和、或知识精英或人民大众主导、或和解或革命、甚至暴力或非暴力，文本给我们充分的想象余地。无论是言论派、行动派、激进派、温和派都可根据各自得理解寻求最大公约数、获得最大的一致性。可惜一直以来，有人对此误解，以为《零八宪章》及其落地实现仅仅单靠言论或仅仅单靠行动，甚至以一家之言诠释和误导宪章运动，有人乃至到晓波重判，才大悟“和解”手段之不可能，“革命”手段之必需，这实在是一种偏颇。
晓波先生被重判11年超乎任何人的想象，这不仅再次暴露中共政权野蛮残暴的暴力本质，也说明中共“治乱世、用重典”的末世心态达到了极致，证明中共政权自我感觉已经到了危机存亡的死亡边缘。晓波先生义无反顾、求仁得仁的凛然正气值得我们效法，中共的重判也让我们对前一段宪章运动的运作及推动提供反思和检醒的视角。
“和解破裂、革命将起”——王光泽先生的观点反映了部分自由知识分子在重判之下的思想波折。连写几篇文章、起草一纸蓝图都要重判的政权，你试图通过和解、劝说的方法达到宪章的目标只能是与虎谋皮、一厢情愿，这也说明当初和解论提出的草率。而“革命将起”论的判断则似乎又失之轻率。
同时，这次重判晓波也让我们看到无论你是行动还是言论、你温和还是激进、你主张暴力还是非暴力，中共专制都会同样残酷无情地镇压你，它不会因你的温和而为你手下留情、因你只有言论无行动而网开一面、因你只有建议而无抨击就不怨恨你、因你刻意与激进派划清界限而优待你、因你是独立作家而非组党人士或“民运人士”而就区别对待、从轻发落！在这个意义上光泽所说的“与民间草根阶层全面结盟，以政治结社、街头运动为主导，实质性撼动独裁政体”则有某些实践价值。
《零八宪章》文本本身与长期争论的路线问题是彻底无关的，倒是晓波先生仅以言论而获的重判，给海内外民运的所谓“路线之争”以很大的启示。无论言论、行动、温和、激进、改良与革命都对中国民主进程、对实现零八宪章蓝图有各自的意义。晓波被重判，提示我们在民主阵营内部，应该放弃纷争。因为，心存幻想只能是幻想，排斥同道最终会被历史所排斥。如果失去了行动派、激进派甚至革命派在前面“挡子弹”，那么言论派、温和派的处境也只能是任人宰割、惨遭重创；而如果只讲暴力和强权、不讲原则、不择手段，也会重蹈当年孙中山为扩充暴力而引来苏俄共匪的覆辙。《零八宪章》之实现路径绝不能被某些派别所独占，它是属于所有推动中国自由进程的派别的。晓波被重判，如果能从此有更多的人认清中共的本质，并从而在内部强调联合而非相互排斥，那么的确是一件中国民主运动的大幸事。
理论上讲，暴力并非就该一律排除，（荷兰、英、美等国的民主宪政都是暴力抗暴的结果），应该摒弃的是非暴力抗争手段没有用尽就呼吁暴力；非暴力抗争重在抗争，而不要把大量精力放在抑制暴力上；也不要一提行动，就想到暴力，非暴力的行动难以计数、我们远远没有开始运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曾接受过台湾一个民主团体的“非暴力抗争”的培训，那种“真刀真枪”的演练让我由衷佩服它们的确是群体事件和街头运动的高手，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很多人误以为台湾的民主来自蒋经国的良知发现，其实更根本的是民主斗士们策划的无数次非暴力抗争事件）。我和几位参加培训的同仁也深刻感受到，这样一种行动的勇气、团队的合作、街头的抗争、“肉墙攻势”、群体事件的经营乃至“边缘暴力”路线的谋求，才真正是中国民主运动复兴的象征和希望所在。
行文最后，我们再次抗议中共对刘晓波博士的重判，谴责中共的暴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刘晓波及零八宪章，我们向具有无畏勇气的刘晓波博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并呼吁海内外民主人士给晓波以实际的援助。同时，我们也再次呼吁海内外民主人士，在零八宪章这个旗帜指引下，以多种路径选择、积极抗争、全面联合，协力联手共同结束这个恶贯满盈的罪恶专制，以实现零八宪章所描绘的中华联邦的美好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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