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彦臣:那是一个怎样的季节?——推荐好书《89年的秋天》

这个书评,去年就该写。当时,为了写这个书评,我还专门看了两遍网络版的电影《窃听风暴》。不过,为了写另外一篇比较长的纪念「六•四」的文章,而放弃了书评的写作。

现在回过头来写作,算是一种补课吧。

那本书名叫《89年的秋天》,是东德共产党最后掌权的那任总书记埃贡•克伦茨1999年写成的回忆录。中译本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出版,译者孙劲松(女)。我买到中译本的大约时间是2008年的秋天,地点是北京海淀成府路西端的万圣书店(常客称它为“蓝旗营店”,我有该店的会员卡),该店再往西就是北京大学的东门(现在又有了地铁标志,我一般是从北京南站坐地铁直达此处,而后去蓝旗营店买书)。

选定这本书,是政治学术研究的一个逻辑结果。在此之前的十五年,我买过另一本关于东德政治的书,是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孙瑞英等译)的《政治局:一个神话的结束》。原书是对东德前政治局委员京特•沙博夫斯基的采访录。该书是我发表于中央编译局主办的《比较》学术双月刊1994年第二期的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之一,在那之后,我打算继续研究前东德政治。

沙博夫斯基曾与克伦茨一起,“颠覆”了昂纳克的党内统治。他是一位远比克伦茨更值得尊重的政治家。

话休絮烦。现在来说《89年的秋天》。

这本书很长,约32万字,靠一个简单书评无法全面介绍内容。我最感兴趣的是前东德的特务统治,并一直想进行这方面的解析,两看《窃听风暴》电影亦与之有关。

从政治学学术上分析,特务统治是一种技术性措施,本质上是与意识形态负相关的东西。因为意识形态没有说服力了,遭人民厌恶,就必须从暗处来对付对意识形态的不满。简单地说:意识形态死亡了,政权还得维续。然而,特务统治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特务人员在社会上的道德地位越来越低,由此也涉及到了普通的警察。

1989年10月8日,东德出了“一件小事儿”:警察逮捕了一个嫌疑人(书中未交待案由),该人声称警察在抓人时将他推下了楼梯;警察坚称无此行为,但目击的群众有很多人出面作证证明警察动粗,接下来,对警察的控告与审判就开始了。

也许警察真地没动手,他们觉得冤枉,以至于派代表去见总书记克伦茨。现在想来,即便是被抓的人及目击证人在“诬陷”警察,但背后的问题是:警察多么地遭人恨!大家看出这个国家要完了,体制要完了,警察当然也要完了,借机对他们发泄。克伦茨作为精明的政治家,知道警察推没推人本身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件小事儿”背后的公众情绪。因为,被抓的人和目击者不只是死死证着警察动粗了,而且在现场他们骂出在文明程度最高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以接受的脏话:“臭警察”、“共产主义的猪”、“猪粪”等等。

警察代表很恐惧,他们(无一例外是共产党员)对自己的总书记大吐苦水:“现在所有的火气都朝警察身上发。”总书记对警察代表好话安慰,并答应还原真相。但是,他也明白真相真地不重要,人民的情绪已经无法再受刺激。

也就是警察代表找总书记请愿(11月26日)的三天前,他“无意”间被拍到一张照片:11月23日,《新德意志报》刊登了克伦茨到一家企业视察消息,消息所配发的图片背景上有一句标语,标语写为“给人民以信任好于秘密警察”。

可以肯定地说,克伦茨没有直接授意这样拍照片,更不会指示刊发该“问题照片”。但是,深知内幕的记者了解公众情绪,也借机玩了一把。也可以肯定地说,这张“问题照片”是引发三天后群众“诬陷”警察的最大动因——国家要完了,体制要完了,警察当然也要完了,现在是报复他们的时候了。

对于这幅“问题照片”,国家安全部(史塔西)的高官极为不满,他们质问克伦茨:“总书记为什么在一幅这样的标语前拍照?”这等于给人造成“人民与国家安全部门对立的印象”。这个质问没有任何结果,于是,就出现了警察代表到总书记办公室请愿的场面。也可以肯定地说,请愿者绝不是普通的警察,而是史塔西人员,否则不用说进总书记办公室,就是进中央办公大楼也不可能。

当时,克伦茨并没意识到史塔西的人员来请愿,而是以为儿子按的门铃。当他亲自开开办公室大门时,跟他儿子一起进门的还有那几个请愿者。

现在,东德已不存在,它的秘密警察体制也烟消云散,“问题照片”背后的秘密也许将永远无法揭开。但有一点可资镜鉴:利用特务统治对付人民,那样的政治秋天一定长不了!

电影《窃听风暴》的价值性结局是好的,秘密警察良心发现,转而帮助监控对象。也许真实的历史从来不存在这样的细节,但是另一个被人们忽略的细节却颇值玩味:在史塔西的极为秘密的会议上(几个人讨论监控对象的情况),有一个年轻的特务在正题开始前讲了一个社会上流传的讽刺总书记昂纳克的“段子”。讲“段子”的年轻特务受到上司的训斥,但由此可见可视为谣言的“段子”,如同群众对警察的“诬陷”一样,是社会情绪的指标。

“一件小事儿”也好,“段子”也罢,它们都逻辑地证明了左翼极权主义政治是多么地害怕政治透明化!由此,人们也不难看出那种政治的受益者们,在技术上是多么努力地对付言论自由,什么“打非”,什么“茶叙”,乃至于罗织“非法经营”罪名,不一而足。

一九八九年的秋天远去了,克伦茨的书为我们凝固了那个不平常的季节。有些历史迷点,我们也可以完全忽略。但是,理论总结又是什么呢?

沙博夫斯基早克伦茨回忆录成书的七年前,就有了总结:

“最使我感到沉痛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我是这个制度的负责的代表之一。在这个制度下,人们备受痛苦,一些人由于持反对派态度而遭受迫害和报复。这些人的观点原则上是正确的,而我的态度是错误的。我们没有实行民主的能力,由于缺乏更好的论据而企图借助直截了当的武力手段摆脱不同意见。”

鉴往知今。通过这段话,我们不难推论:在中国,反对普世价值的政治势力并非真地就认为普世价值不好,而是他们真地没有“实行民主的能力”。还有,当“直截了当的武力”成为一种对施暴者本身的辱耻时,特务统治就会更加技术化,比方不让一位异见作家出书,哪怕是在境外出书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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