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翼翼的公民办刊
韩寒主编的《独唱团》，被罗永浩视为“伟人出版物”，在公开发行的第一时间，我就捏于手中。这本双月刊，已被官方卡了14个月，至今没有杂志刊号，唯有“以书代刊”。抵制《独唱团》者这时终于想到了法律法规，摆出新闻出版总署的《图书出版管理规定》第28条：“不得以中国标准书号或者全国统一书号出版期刊。”却不曾想，对于申请杂志刊号一年多而被死死压住的韩寒，每个月要花费10多万元来解决办公消耗，有出无进，谁拖得起？韩寒已经够温和、够隐忍，顶多在厦门大学演讲时委婉抨击“文化审查”的恶制，并没有与新闻出版总署撕破脸皮，没有以“行政不作为”状告审查者，已属手下留情。
《独唱团》的内容，容后再谈。它能够被“容忍”发行，这不是官方大度，而是各界反抗斗争的结果，官方采取的是平衡之术，这一行为的意义已经大于内容本身。公民办刊，难上加难，韩寒虽然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场所有场所，要舆论有舆论，但唯独没有权。这个“权”，就是那个红红的章。如果中国开放言禁，允许民间独立办刊，一时间，别说是《独唱团》，就是香港《开放》、《争鸣》、《动向》那样的刊物，也将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在人才辈出的中国民间，多少人寄望于中国有一份报纸叫《公民报》，有一本杂志叫《公民》。实现没有呢？《公民报》是有的，是重庆市人大主办的报纸，那是“代表公民”的；杂志也有，是《公民》月刊，很敢说话，但已被屏蔽得差不多了，仅限于内部传阅和翻墙阅读。
《独唱团》本拟于7月1日上市，但最初的封面上，漫画人物的肩膀处有“爱日”二字，韩寒担心被狂热民族主义者找麻烦，把一大批封面、海报收回来，损失了60多万元，遂拖到7月6日上市。他已经足够小心翼翼了，首辑文章就换了三分之一。《独唱团》的封面，做得像十年前的《天涯》，也有些像曾遭封杀的《民间》。首辑内容，除笔名为“咪蒙”的《好疼的金圣叹》够胆、够种且暴笑外，仅剩下韩寒的《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延续了“小说式韩寒”的言论尺度。其余者，包括我所敬重的周云蓬、罗永浩、林少华在内，皆是打擦边球，展示的能量不足万分之一。艾未未的《我脑》那张图片，比所有文章都强，他因声援“四川好人”谭作人被打得住院，脑中全是淤血。他不需要写任何一个字，就把证据展示完毕了。
遗憾的是，颇多可视为“公共意见”的文章未被允许出现于《独唱团》首辑。此前网上流传的一份创刊号目录中，冉云飞的《生命的滋味》、洪晃的《封杀是什么意思》、马一木的《我的舅舅及他的封杀倾向》、村上春树的《高墙与鸡蛋》、林少华的《之于我的共和国60年》、寒京的《金融海啸袭来的时候》、胡嘉岷的《与桃花源无关》等文章，未在上市首辑之列。《独唱团》首辑中的太多文艺作品，与安妮宝贝这种小资写作非常相似，语言含糊，无明确指向，纯就个人体验而流动情感，通篇读完，读者只能隐约感受阴郁、叛逆、另类的情绪，却搞不清楚作者究竟要具体表达什么，仅限于私人领域的臆想或自语。
不卑躬屈膝，不高亢蛮横
某些80后作家，还没一睹《独唱团》全容，就写好通稿，发往各报社，以“伪文学”为由，抵制《独唱团》及韩寒，已非就事论事，看样子是希望官方彻底封杀之，不留活路。政府能办到却不方便去办的事，被这帮人办了。的确，《独唱团》首辑不是当初的《新青年》，跟独立中文笔会主编的文艺网刊《自由写作》相比更在火力上差得远。然而，谁都明白，《独唱团》收到以亿为计的篇章，比我牛一万倍的人都砸稿支持，但为什么没有刊用？这是很无奈的事，正如韩寒所说：“从来没有哪个政权是被杂文写垮的。”他很清楚中国民间的激进思潮已进化到何等程度，但他在今天这个地位，摆在舞台的前面，其角色已被捆绑得够死够严的了，压力大得让一般人无法承受。令人称奇的是，他仍然坚持着，要把自己许的诺兑现出来，这就是“纯爷们”。
换作一般人，你要独立办刊，就得四处筹钱，到处找关系、找后台，请客吃饭，送礼呈情，也许什么都搞定了。但是，某天国保警察或者文化执法人员找到你，希望你不要办刊，或者不要办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刊物，你怎么办？你会犹豫，晚上翻来覆去地想后果，最终选择妥协，乃至退却和放弃。国家机器当中，在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域，配备着数十万高端人才，这些人最大的能力就是掌控乃至侵入你的大脑。平日听广播、看电视、读报刊的人，也许没觉察出多么激烈的斗争，其实这斗争一直都在持续着，所有人都在戴着镣铐跳舞，而且被限定在早已划定好的“圈”中。
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韩寒，这种关注是要穿过他的眼睛，进入他的大脑，深度考量。我注意到，他比一般青年作家有着更多的信息渠道，倘若公开《独唱团》的收稿资源，几乎可被整理为“内参”。诸多上访者、反腐者乃至异见人士，视韩寒为知音、为希望、为寄托，被他的正直、聪慧与担当所感动；韩寒也从中感觉到了自己能力的有限和责任的重大。表面看，他很能将那种严肃的、激愤的情绪一一去掉，变通为快乐、轻松、无所谓。在我看来，这跟他的见识有关，他已看得太多，知道太多，自然也就不被一时一地的事情所局限，乃是放眼长远。一般人动辙崩溃、绝望、消沉，不是因为打击太大，而是因为见的世面还太少。
11年前，人们在考虑着一个问题，韩寒是被“棒杀”还是“捧杀”？如今也有人提醒韩寒，不要被某些人和势力利用。这不免有些“划清界限”的味道，要韩寒分清什么事碰得，什么事碰不得，谁是良善之辈，谁是危险人物。我却没有这种警惕，虽然心里也清楚许多人立场各异，手段、技巧、方向不同。韩寒说得对，“无论你是一个普通人，还是一个普通人，甚至是一个普通人”，在他眼中，全天下的人全是凡夫俗子而已，有那么多牛逼的敌人吗？有那么大难解的仇恨吗？这又不是文革中的你死我活，不过都是一根藤上的蚂蚱，可怜人罢了。这是看穿世态的悲悯之心，也是自我构筑的与强权平起而坐的自信，是真正的平等意识，既不卑躬屈膝，也不高亢蛮横。这就是公民的标杆，当代青年的范本。
解读被窒息的《独唱团》
这样一个韩寒，办出的《独唱团》，我绝对力挺到底。带着这种心情，打开《独唱团》，我来谈谈我的解读。《独唱团》是绕着弯、变着词，多多少少说了点真话的刊物，却找不出任何敏感词。韩寒的开卷语，“世界是这样的现实，但我们都拥有处置自己的权利”，是理想主义的呼唤。周云篷的《绿皮火车》，写他从盲童开始，流浪中国各地的遭遇。我当年在广州时，友人邱大立（乐评人，《南方都市报》专栏作家）曾邀请周云篷来开演唱会，我手中还有周兄当时的诗集。他虽然眼盲，但心亮，是有良心的民谣歌手，《中国孩子》与《失业者》曾几度催我落泪。北京的杨光也是盲人之中的演唱高手、模仿才子，但就关注世道人心而言，远不如周云篷。周云篷唱出了“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的悲愤，因为“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这里的“爸爸妈妈”不是指别人，指的正是“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的父母官及其走狗。
第11页，是罗永浩的《秋菊男的故事》。罗永浩是必须翻墙阅读的《牛博网》站长，此网站的言论尺度比未被屏蔽的《1510部落》和《博客中国》大得多（这三个网站是敢言知识分子的集聚地）。但罗永浩在《独唱团》发表的文章，却极其温和，回顾他青年时代因为300元奖金而维权的故事。在1995年的中国，罗永浩就选择了上访、立案，并酝酿游行，继而想殴打校长又放弃此念，遇到了一堆冷漠如僵尸和恐吓如黑道的官员、保安等等。第15页的林少华的《为了破碎的鸡蛋》，更为含蓄，但指向明确，那就是在“高墙”与撞高墙就破碎的“鸡蛋”之间，他选择“鸡蛋”。写作的目的是什么？林少华的回答是：“推倒高墙，以免鸡蛋破碎。”这种有杀伤力的公民常识，谁都听得懂。
最吸引我的，是第33页咪蒙的《好疼的金圣叹》。文中的金圣叹，可谓天不怕、地不怕的“乱世狂才”，因言而死，且死得很讽刺，很悲凉。作者以无厘头式的恶搞，来揭示文字狱之荒谬，让人大笑之余，又引人深思。无疑的，这金圣叹在影射韩寒，是作者头脑中比韩寒还敢玩“行为艺术”的颠倒众生者。金圣叹恃才傲物，看古今人物全然不爽，一一批判，暴得名声，亦遭地方政府及一竿文人痛恨，却被顺治皇帝赏识。狂傲如金圣叹者，对皇帝感激涕零，以为自己不会有事，却不曾想，因“哭庙案”遭逮捕，并被斩头。皇帝是靠不住的，那是一双翻云覆雨手。作者说：“社会表彰活着的顺从者和死去的叛逆者，文人不过是时代的点缀而已。”金圣叹的头被砍下来后，脸上还带着笑，他笑什么？诸多被打压已久和不得志的才华横溢者，看见这笑，竟比哭还惨烈。
第111页，是韩寒的长篇小说《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的节选。已公开的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主人公“我”因嫖宿一个有身孕的妓女而被警察抓捕、殴打，后以承认“自我健康状况良好”为条件，免于劳教而获释放；二是主人公“我”回忆小学五年级时被困在国旗杆上，众人设法施救。两者看似无必然联系，但估计故事会串起来，当初的某些心存好感的同学长大成人以后，人生沉浮，命运不一，勾勒出80后一代人的人生悲喜与社会暗角。韩寒的小说，一向是语言优于故事，而且一直在打碎少男少女的“纯情”幻想，加入诸多讽刺性的阴暗面（其实，恰是真实社会之冰山一角）。他与《独唱团》众多“文艺作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语言从来不模棱两可，意识非常清晰，这大概是擅长杂文的小说家的常态。
尾页的“项目团”事项，以及一句“本书的图文责任概由《独唱团》编辑部承担”，是《独唱团》颇有担当的明证。“所有人都可以是记者和摄影师，可以是卧底、FBI和田野调查者，我们鼓励深入的调查和创作”，调查的动机也包括“挖掘某个社会事件的真相”，《独唱团》提供给调查者10000元启动资金，可视为支持公民维权之举。韩寒对首辑《独唱团》并不满意，他寄望于第二期、第三期，把真正的水准展示出来。相较于境内一般文艺杂志，首辑《独唱团》顶多增加了一些被修饰的真话，有的文章还加入了代表个性的脏话或者性事，可又不是成人文学，最多是“什么都不信”的自我挣扎。站在“公民读本”的社会期许高度，来审视《独唱团》，会发现，国家仅仅给了韩寒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空间，而在这狭小空间中，出版社的自我审查与编辑部的自我阉割，更将公民表达的空间压缩得几近窒息。相较于“文化警察”包围下的审查，自我审查比之更加悲哀和无奈。
精神意义上的公民同盟
《独唱团》毕竟出版了，只能通过书店、网店及报刊亭来发行。中国较大的发行网有三个，一是邮政订阅，二是行政派发，三是地下渠道。这三者，《独唱团》都没有，无疑失去了更多的购买者。比这更恶劣的是，一如韩寒的诸多书籍被印假钞般疯狂盗版，《独唱团》发行后两三天，盗版就大量呈现于各地，网上也有《独唱团》RAR、PDF版本供免费下载。尽管如此，《独唱团》首印的50万册早已售空，限量版《独唱团》在韩寒淘宝书店和卓越网等购书网站的预订量，直线攀升。即将到来的《合唱团》，也必势头强劲。这种现象，就像每个人给自己买一个希望，买一个安慰，自己支持自己，而非仅仅是支持韩寒。韩寒说《独唱团》之所以成功，他要感谢国家，能不感谢吗？就如村上春树的“高墙VS鸡蛋”之论，人们宁可站在韩寒这个“鸡蛋”的一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人其实都是“高墙”之下的“鸡蛋”。
《独唱团》遭遇着阻力。中宣部给各新闻单位发通报，禁止报道和评论《独唱团》，某些地方宣传部门甚至发文封杀《独唱团》。有的报纸抨击《独唱团》是“火车站读物”，“不按商业规则出牌”。一批青年作家的批判理由更是站不住脚，譬如武侠作家“独孤意”主张“希望有关部门不能坐视，应为了孩子好好‘着想’一下”，而具体理由却是文艺应该是纯美学的事情，而非抓住公共事件，介入政治。文以载道，乃中国传统，到了当代中国，公民意见更是社会急需的推动力，文艺为什么要逃避政治？杨春光说“诗到政治止”，反对的正是把高昂的头颅埋在沙漠中的犬儒风气。君不见上个世纪80年代被热捧的报告文学，到今天已堕落得要作者付一个字一块钱的版面费了吗？文艺不敢得罪当道，不敢触碰敏感事件，甚至不愿去关注底层弱势。刘宾雁若现在还活在中国，他那感情浓烈的报告文学名篇，也许无处发表，只能开博客免费供应，而且还得担忧博文被删。
我们早已被制度捆绑和社会揉打成了谁都比谁“独”的零散之辈，但这一个个“独”人，纷纷“唱”起来，就能成“团”，甚至成为《独唱团》封面所言的“Party”——这个Party除了叫“团”，还可以叫“党”。独唱团的含义，是将被分化的公民个体，凝聚起来，成为一种力量，说严重些，叫“公民党”，这个党不是政治组织，而是精神意义上的公民同盟，是道义、责任和理想的合流合力。这种力量，展示一分算一分，社会接纳度越大，政府就会越退让一步，这股力量就有更大的空间成长起来，并发展壮大，无数中国人受此感应，由草民向公民迈进，自己给自己创造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世界。这个时间很漫长，漫长得可能需要承受折磨、监控乃至夭折。可喜的是，中国至少有一个被推到前台的韩寒在那里坚定地屹立着，如海边的雕塑和风中的石碑，他的周围是数之不尽的志同道合者，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一段新的历史或许就此塑造。
昂起你的人头，争取你的自由。让那乌云压阵、万马齐喑的时代一去不返，让这“我们总是要怀有理想”的青春不要有遗憾。恰如韩寒所说：“愿这个东西化为蛀纸的时候，你还能回忆起自己当年冒险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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