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听说六四屠杀的头号刽子手、第一罪人李鹏写了一本《六四日记》，主要目的是归罪于邓小平，洗刷自己的罪责。这本“杰作”现在已经广为流传，我读过之后却大为惊异——实情恰好相反，此人不但没有丝毫反省和愧悔，反而是在大肆吹嘘自己血腥屠杀的“功绩”，大大地以自己的罪行为荣！ 一个中共权力核心的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竟然是这样一种畸形怪物，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怎么竟会堕落到这般田地？这是每一个良知未泯的中国人不得不痛切追问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任何一个握有暴力机器的政权，在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挑战时，都会动用暴力来保卫自己，自由民主政权也不例外。但是，只要是文明民族，对于使用暴力，都一定存在制度、法律和道德约束，使得政权——哪怕是最专制的政权——在运用暴力时不能不慎之又慎，并且，更重要的是，文明民族的教化必定会让当事人为事态居然发展到如此极端的无奈境况深深自责、心存愧疚。像李鹏这样视暴力为理所当然、价值观彻底扭曲的政治人物，各文明民族的历史记载中不是没有，但那终究是病态的例外，而在当今中国却恰恰是官方大肆张扬的正式意识形态！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六四之后的中共政权不但继续让李鹏掌权长达16年之久，并且至今没有对制造六四惨案表示过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歉意。
究竟孰令致之？根源在哪里？
国人的本能反应是：是李鹏邪恶的个人品质导致。很抱歉，我无法赞同这种意见。就个人品质而言，李鹏很可能既不特别优秀，也不格外低劣。根源另有所在。
首先是激进革命视暴力为理所当然的残酷逻辑，使得革命党人完全卸除了审慎使用暴力的道德责任。不管革命党人的初衷如何，革命的内在逻辑就是“比狠”，比赛心黑手狠，谁狠谁称王，谁不够狠谁完蛋。你只要入了此门，就由不得你了，你要么出局，要么照比狠的游戏规则玩下去，直到对于暴力的不道德性质完全麻木不仁为止。就此而言，革命党人和那些反文明的病态人群——痞子游民（可参看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边缘人终究要走上同一条路。但不管怎样，理想主义的革命党人最初还是被动、无奈、不情愿地被暴力牵着鼻子走的，他们内心里并不认为暴力是好事。
比这更可恶、也更可怕的是，19世纪号称“高度文明”的西方人，居然发明了一大推公然赞颂暴力的哲学和“科学”学说，把暴力和战争说成是什么“保持民族青春活力的刺激剂”，“文明进步的动力”，“社会变革的助产婆”等等。黑格尔这个普鲁士御用哲学家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马克思直接继承了黑格尔的衣钵；马克思主义和纳粹主义成为影响最大、罪恶最深的极权主义两大主流，和19世纪浸透德国人灵魂深处的日耳曼普鲁士好战黩武文化有脱不开的关系。近代中国最大的不幸，就是学习西方学来学去，最后学习的居然就是西方文明当中这种最坏的，赞美暴力、崇拜暴力，把暴力彻底合理化的东西。
我们务必不要继续被马克思主义和其它西方谬说所误导，把自己的文明传统一笔抹黑。皇权专制当然很坏，这正是中华文明当中最坏的部分，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中华文明的主流价值体系——儒家学说绝没有上述西方那种坏透了的暴力崇拜。不但没有，而且正相反，儒家学说毫不含糊地谴责暴力，主张“以德服人”的“王道”，严厉批判法家“以力服人”即“以暴力令人屈服”的“霸道”。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历史传统当中，武人（军人）的地位一直很低，远远低于文官，民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俗谚，就是儒家崇文抑武价值观深入人心的典型反映。中华文化精致典雅的辉煌成就，与此大有关联。
对比之下，西方文明却一直是未脱蛮风，嗜血好战。从公元5世纪直到16、17世纪，日耳曼野蛮人造成的，长达一千多年的封建中世纪黑暗时代不必说了，就是堪称辉煌灿烂的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和中华文明相比较，也要野蛮得多，暴力血腥得多——我是指文明的主流与常态而言，秩序崩坏的乱世不在此列。只是到了20世纪中叶，西方经历了惨烈无比的两次世界大战，才终于醒悟过来，开始认真清理自身的好战传统。于是有了联合国和欧盟。总的来说，西方的文明程度整体超越中国，不过是自“现代化”这个文明巨变发生之后，距今短短二、三百年的事。太不幸了，我们被近代以来对西方的盲目崇拜障住了双眼，被“双重无知”障住了双眼——既对西方文明无知，又对中华文明无知，把两个文明各自的优点和劣点整个搞错了，搞反了。于是才会在中华大地上，出现本文标题所说的，“暴发户新奴隶主阶级”的民粹极权统治，这个和中华文明格格不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坏最坏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形态。李鹏，则不过是它的一个典型产品和最大受益者之一罢了，他因此而要拼死维护这个制度、这个政权，而这个“暴发户新奴隶主阶级”、权贵资产阶级要重重犒赏它那只最凶恶的忠狗，乃是理所当然。
一些中共高干子弟自称“贵族”，他们不知道，贵族最突出的品质，是捍卫自由、视荣誉高于生命；而“自由”的核心含义是人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等每个人必须享有的基本自由权利：“荣誉”则首先就要严守规则，像“春秋五霸”之一，可敬可爱的宋襄公那样，宁可战败也“不击半渡”：“礼崩乐坏”，就是宋襄公们遵行的贵族社会荣誉规则的崩坏，所以才有孔夫子“以德治国”的不合时宜，才有秦始皇、李斯这些流氓痞子的横行天下。这些高干子弟的父辈们，他们按照“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三位一体暴力仇恨邪教的教唆建立起来的极权制度，却正好是自由的对立面即自由等于零，而他们夺取政权的手法同样是“荣誉”的对立面——实力第一，没有道德底线，为成功不择手段——照列宁的说法是，共产党人的全部道德，就是绝对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利益的需要。这不是贵族，是痞子成了暴发户——先是权力暴发户，改革开放之后，又用“权力搅市场”的权贵资本主义大发横财，成为财富暴发户。这个暴发户新奴隶主阶级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两条：有权就有一切，和金钱万能；他们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只不过是罗莎。卢森堡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预言过的，极少数特权阶级的专政）不受监督约束的超级权力攫取了巨大利益，然后用这个权力残酷镇压批评者和他们认为可能威胁到他们利益的一切人。这只极权怪兽，和这怪兽所看守的无比巨大的利益，就是李鹏们要誓死捍卫的东西——这在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已经丝毫不是什么秘密，而极其讽刺的是，李鹏却在他的日记里假装全然没有这回事，继续毫不知耻地大讲特讲他们讲了一辈子的什么“两千万烈士鲜血换来的红色江山”，什么“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什么“社会主义”，等等一大堆陈腐不堪的弥天大谎。李鹏等人竟然到今天也还丝毫不懂，他们自以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无产阶级专政”、“四项基本原则”等等那一套，根本就是法治、自由和人权保障的对立面，两者绝对无法相容，只有逻辑彻底混乱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才会把完全不相容的东西“对立统一”在一起，搅作一团乱麻。法治社会是没有内部敌人的，只有守法∕违法、合法∕非法之分，即便是十恶不赦的刑事犯，除了依法剥夺部分自由权利之外，仍然必须享有其它基本人权（相关论述可参看拙作《不可持续的“拖”字诀治国》）。人们不禁要想，此人到底是个大笨蛋，是一块政治活化石，还是个毫无羞耻的超级大骗子？改革开放30多年了，怎么还会有这样的活宝？或者，一切邪教的信徒都是这付德性——打着某个蛊惑人心的伪神的神圣旗号，行骗财骗色、大捞实惠之实？——最后这个解释，我看可能最接近真理！
（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