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年六四学运中，周舵、刘晓波、侯德健与高新等绝食抗议，被视为“四君子”，如今刘晓波获奖，周舵的命运还是休戚与共……
晓波获奖的消息，我是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当时我正在万圣书园的咖啡厅接受法国《世界报》的採访。然后就电话不断，都是香港和外国媒体打进来的。我毫不犹豫地说，“太好了，大喜事，必定会大大鼓舞和推进中国的社会进步、自由民主和人权保障事业”。然后，法国记者买了一瓶红酒，大家碰杯庆贺，照相留念。
那天真有点鬼使神差。我的一位清华附中的同学、同桌请我和太太在莫斯科餐厅吃晚餐，我本想去万圣书园给晓波买些书，就把採访约在了那裡。我前脚走，警方就到了我家门口，扑了个空。不然我就被“捂”在家裡了。第二天，警方说要来我家，我答说“写文章，不见客”，他们也就没来骚扰。下午，却接到崔卫平的短信，约我晚上六点半在昆仑饭店吃饭。不用说，就是为了庆贺晓波获奖。二十多人，很热闹。十点多回到家裡，赫然发现警方一帮人已经恭候多时了。是奉命来阻止我召集的10号午餐庆贺聚会的。我把共产党臭骂一顿，怒斥他们无法无天，问他们要剥权（剥夺公民权利）的手续，他们一概不理。接着，我就被软禁了。
共产党究竟怕什麽呢？是怕和平吗？诺贝尔和平奖的宗旨，是表彰全世界为人类和平事业献身的人们，其中也理所当然地包括为各国的人权事业奋斗的志士仁人，因为人权保障正是和平的基石——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列宁史达林主义这些人权纪录最恶劣的极权专制政权，恰恰是国内外和平最大的破坏者。刘晓波自“六四”以来，一直都是在为改进中国的人权状况、为中国政治体制的和平转型坚持不懈地呼吁和奋斗，却不断遭到当局的百般迫害，直到被妄加罪名，三次入狱。难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是想告诉全世界，中共是反对尊重人权的，中国的和平转型是不允许的，只有暴力推翻共产党一条路可走吗？何等愚蠢不智啊！
我和法国记者打赌，中共不会允许中国媒体报导晓波得奖的消息，他们说，不可能吧，那也太过分，太丢人了！当然，我赢了——如此可悲地赢了。但这消息毕竟太重要、太惊人了，互联网的时代，想完全封锁是做不到的，于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不得已出头讲了一番让人笑掉大牙的溷帐话，什麽把诺奖颁给晓波是“对诺贝尔和平奖的亵渎”，意思是，诺贝尔和平奖是神圣的，不容亵渎，而中共比诺奖颁奖委员会更有资格决定此奖应当颁给谁！随后，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参考消息》连续转载了三篇和中共同唱一个调门的文章，一篇是俄国人写的，两篇来自西班牙的极左报纸《起义报》，由此彻底暴露了在今天的世界上，在价值观、制度和精神文化方面，中共是如何地孤立、如何地只能和一小撮顽固信奉马列主义的极左残渣馀孽为伍，而中共的所谓“朋友”，尽是些见利忘义、庸俗不堪，一旦捞不到好处，立即掉头而去甚至反咬一口的损友、假友。
毛泽东时代，中共以及全世界的极左派，都把诺贝尔和平奖、文学奖骂得狗血淋头。那位法国存在主义的极左“大师”、毛泽东的热烈崇拜者萨特，就曾经说“诺贝尔文学奖是奖励西方奴才和东方叛徒的”，拒绝领取。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对于诺奖的态度，比起毛泽东时代可以说是截然相反了，追捧、豔羡继而因中国人始终得不到而懊丧不已。这是巨大的进步。谁能想到，如今中共一个急转弯，回到了三十多年前！这充分反映出当今中共领导层思想理论的严重僵化和倒退。
话说回来，我们这样说“共产党”如何如何，其实是很不准确的。共产党不是铁板一块。据我看，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至少包括四个派别——狗屎派，饿狼派，庸人派，和君子派。狗屎派——对不起，请不要怪我粗鲁，我是在引用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他说过，狗屎虽臭，还可以肥田，而教条主义比狗屎都不如——是下定决心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那一整套极左的反文明、反人类的狗屎教条在世人面前败坏中共的形象，存心要让全世界人民对中共噁心得要死的那些人。其实，我说马列毛是 “狗屎”已经算是很克制，实际上那是剧毒的毒药，危害极大。那是一种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三位一体的暴力仇恨邪教，一套缔造出20世纪现代奴隶制的邪恶思想。中共为什麽越维稳越不稳？根子就在于，这种邪教教唆和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完全不相容——详见拙作《不可持续的拖字诀治国》一文（载于 2010年6月1日—4日香港《明报》）。饿狼派，是一群饿狼般用手中掌握的不受监督约束的政治权力，拼命攫取非法财富，用“愈反愈腐”的大规模、群体性腐败从内部腐蚀、掏空共产党的那些人。庸人派，是共产党体制内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溷一天算一天的大多数人。君子派，是共产党内的正人君子、精英，如田纪云、谢韬、我的导师于光远、李锐、胡绩伟，刚刚去世的李昌和朱厚泽，以及《炎黄春秋》杂志社诸公，等等，他们当年都是聚集在中共历史上两位最受人敬爱的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旗下的政治改革派，党内的自由民主派。很多人认为，现总理温家宝，前人大委员长万里也都应该算是这一派。他们是想要用社会民主主义挽救共产党，让共产党获得新生；而狗屎派和饿狼派则恰恰相反，是在联手搞垮中共。现在的局面，仍然是我们早就说过的那样，是“精英和痞子赛跑，看谁跑到前面” ——对于共产党而言，精英，就是君子派；痞子，就是狗屎派和饿狼派。很遗憾，判刘晓波11年徒刑，然后，说什麽“颁奖给刘晓波是对诺贝尔和平奖的亵渎”，种种恶形恶状，让人有理由认为，恐怕是痞子暂时跑到前面了。但我相信，这是不会持久的——假如孙中山所说属实，自由民主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果有其事的话。
从长远看，自由民主终究是要在中华大地实现的——不是因为有什麽“客观必然规律”的保证，而是因为它是目前所知唯一能够长治久安、繁荣昌盛的良治政体，所以，它终究会成为大多数人民的人心之所向。但是，我们将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尤其是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之内？这却是高度不确定的。我们这些包括刘晓波在内的渐进有序和平改良派坚决认为，那些激进民粹民主分子所鼓吹的论调，什麽“只要能够实现民主，付出什麽样的代价都是值得的”等等，是极端不负责任的残酷主张，而且根本就是共产党长期教育的产物。反共不等于民主，某些反共分子其实正是一些反对共产党的共产党 ——反对掌权的共产党的在野的共产党。
近一两年来，共产党内部的各种“自选动作”层出不穷，地方大员、高层人士甚至军界都已经越来越不听招呼，胡温体制似乎已经疲态毕露；加上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各路人马都蠢蠢欲动，恰在此时，诺奖来了，势必更加搅动中国政局。在这个历史的岔路口上，中国这一列重载列车一旦在政治改革方面动起来，它究竟会驶向何处？有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种是瓦解秩序的，一种却反而能强化秩序，中国会选择哪一种？从各国民主化的经验看，要想走一条有序、可控的民主化道路，必须“先自由、后民主”，就是说，必须先建立起牢固的自由宪政、法治和人权保障，再逐步扩大政治参与。只有这样做，政治体制改革才会是强化秩序，而不是瓦解秩序的——因为，这样建立的秩序，是正义的、政治权力受到切实约束因而能够防止严重腐败的自由秩序，相反，依靠专制铁腕强加的秩序是根本非正义并且必定日益腐化的，绝不可能持久。
自“六四”以来，我和包括刘晓波在内的许多渐进民主派，一直在顶着来自共产党和激进民粹民主派两方面的巨大压力大声疾呼，中共必须看清大势，为民主化早作准备，儘快开始全面、系统、有前瞻性地创设自由民主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早开始、稳步走”，“先自由、后民主”，“促成中左中右两大中派的联盟”，等等，然而，得到的不但不是积极善意的回应，反而是持续不断的打击迫害。难道中共真的是要像我们一再警告的那样，是想要走清末新政的那条“裱煳匠主义”的老路吗？什麽地方破了窟窿，就扯张纸煳上，煳来煳去，直到呼隆隆牆倒屋塌才算完事，这对于中国人民、也包括共产党自己，究竟有什麽好处？
“六四”以来的21年，由于中共拒绝对民主化早作准备，只顾按照马克思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的鄙俗教唆，错误地以为只要经济搞好了，人民的生活水准提高了，便万事大吉，于是，贫富悬殊、道德堕落、腐败盛行、社会失序、治理失效、人权侵害遍于国中、精神文化恶俗不堪、某些政府部门自身无法无天甚至黑社会化……种种末世腐朽之像愈演愈烈，现在已经到了民怨沸腾，连共产党的各级官员都对政权离心离德、私下裡各作打算的极其危险的地步。 回看中国两千年的皇权专制历史，每个专制朝代的末年都是这幅景象——朝廷醉生梦死，吏治腐败不堪，“文官搂钱，武将怕死”，文人士子道德堕落、生活糜烂、全然不顾社会责任，整个社会表面上歌舞昇平，内裡却在全面、深入地腐烂，烂到了骨髓裡面。读一读晚明的文学名着《金瓶梅》，晚清的《官场现形记》，那副德性和当今何其相似乃尔！这样一种风俗民情，加上共产党一贯反自由民主的教育养育出的极端主义政治文化，居然还有人大言不惭地大谈什麽“中国人民有足够的民主觉悟，只要推翻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民主马上就能实现”，“民主很简单，小学生都会”，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当今中国，一旦政权失效、社会失序，迅速崛起的很可能是各种极端主义势力——极左新毛派、反美反西方的极端民族主义、激进民粹民主，等等。这不是什麽民主福音，只能是民族浩劫。
肉食者鄙，不足与谋。要想避免未来的社会大动盪，各界精英、君子必须儘早达成自由民主的目标及路径的共识，尽力让精英君子而不是痞子或庸人处在各个领域的关键位置上，大家共同坚韧不拔地努力奋斗，舍此别无出路！
祝福刘晓波，祝福中国！也祝福中国共产党人果断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儘早向社会民主主义转型，以此获得新生！
2010-10-14
（亚洲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