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10 日两天,受普林斯顿中国学社邀请,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了“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140多位汉藏两族学者及活动者参加了这次会议,达赖喇嘛本人也来到研讨会现场与大家进行交流。

虽然在今年4月份的“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期间我曾与一些西藏人权活动者有过交流,但由于会议的内容不同,可以说,关于西藏问题,这次的“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研讨会使我更多地了解了西藏的历史、现实以及藏人的诉求,同时,作为汉人,能够与流亡藏人的精英人物一起讨论未来西藏的出路与前途,我感到十分荣幸,因此,会议期间,我特别注意倾听西藏朋友的发言,并以兄弟般有爱的态度交接了藏人的朋友。

作为中国有56个民族,身为汉人,加之中国政府的信息封锁,可以说,在很多年的时间里,我对藏人的态度基本上是和官方一致的,对于1959年的藏人流亡,官方的说法是暴乱,对于达赖喇嘛,中国政府说他是分裂中国领土的“豺狼”,在中国的时候,我没有去过西藏,也不认识藏人朋友,可以说,我对藏人的历史和生活所知很少,甚至不愿意去思考有关的问题,就是在这种被欺骗的舆论环境下,我没有对藏人的苦难表示过同情和关注。
通过4月份的“族群领袖研习营”和这一次的华盛顿会议,我对西藏历史有了一些了解。毫无疑问,中共当年“和平解放”西藏,是大兵压境的结果,但即使如此,当时中共与藏人签署的是西藏自治的协议,但是,中共政权进入西藏后,很快就开始了以暴力为依托的土改,严重破坏了西藏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而达赖喇嘛本人的安全也受到威胁,无奈之下,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海外。

新当选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洛桑桑杰也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了解到他的父亲曾经是一位藏传佛教修炼者,1959年前后,由于中共政权使用刚刚从苏联进口的最新式飞机轰炸寺庙,他的父亲和很多人一起遇难,洛桑桑杰在西方社会长大,并取得了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洛桑桑杰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就与杨建利博士是同学好友,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回忆了以前生活的一些细节,我想,这也许正是汉藏之间友谊的一个象征吧。

7月10日,达赖喇嘛来到会场与大家一起交流。作为被推选出的大会工作人员,我站在会场入口处迎接达赖喇嘛,当他的手握住我的时候,我十分感动,这是一个带领流亡藏人保存了民族文化,并实践民主的智者,在藏传佛教中,他是中国神话人物观音菩萨的化身,但看上去,他是那么平和,而他的演讲则充满了幽默和智慧。他告诉我们,他退休了,藏人会在新的政府领导下继续处理与中国的关系。

达赖喇嘛的演讲长达一个小时,会场坐满了闻讯而来的听众,而我由于被选为会议工作人员,负责维持会议秩序,而且我的英文也不足以理解达赖喇嘛的演讲,只能通过翻译了解一个大概,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陈奎德、苏晓康、胡平、杨建利、李江琳以及专程从中国大陆赶来的汉人学者和活动者在这次会议上表达了与藏人共同承担责任的心愿,陈奎德、胡平先生还用考察西藏流亡社区民主实践的具体观感讲述了这一集体流亡的历史意义。当然,藏人朋友是谦虚的,他们并不满足于流亡社区的这些成绩,而是希望有一天能够让所有的西藏人、所有的汉人也能享受到民主的阳光。当中国的汉人军警在西藏镇压和屠杀藏人的时候,140多名汉藏学者和与会者却在华盛顿展示了不同族群间的友谊和真情。据我所知,在因起草和组织《零八宪章》入狱前,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曾经呼吁中国政府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而在这次华盛顿会议上,达赖喇嘛等藏族领袖也不止一次提到刘晓波的名字,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专制统治下共同的苦难,让汉藏两族民众产生了血肉相连的感情,对于彼此的人权受侵害现状,两族民众感同身受,因此,我们学会了相互尊重,相互倾听,而这只是一个开始,我相信,这样的感情将会使汉藏两族真正形成相互信任与合作的融洽关系,这是未来中国与西藏和平的真正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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