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刊《求是》旗下的《察网》，日前发表人民大学马列教授周新城的一篇洋洋大作，题目是“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http://blog.sina.com.cn/s/blog_a29961a90102xnej.html），在海内外掀起波澜，值得密切关注。
文章的观点并不新奇，凡上过大学公共政治课的人都熟悉，无非把《共产党宣言》的金科玉律拿出来炒冷饭。新奇的是，文章公开叫板，指名道姓攻击经济学家吴敬琏和张五常。没点名的企业家、理论家和领导干部应该更多，比如厉以宁、茅于轼等。凡主张深化市场改革的自由派人士，大约被一网打尽。文章贴标签，打棍子，上纲上线。且不说有理没理，就凭来势汹汹，让人想起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矛头直指北京副市长吴晗，点燃文革烈火。莫非周教授的大作，也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指标含义？
老邓的“不争论”训令，是否已经过时？
记得七八十年代，围绕“姓资姓社”有过一番争论。改革派要放弃毛路线，重回市场经济，引发原教旨派的恐慌，迫使老邓祭出“真理标准”讨论，最后采用苏绍智等人建议，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遮掩搪塞。不过形势比人强，川皖两省率先解散公社，农民喊出“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多年头疼的吃饭问题迅速解决，铁的事实终于平息了争论。
六四屠城后，江泽民错估形式，誓言“让资本家倾家荡产”，再次挑起“姓资姓社”争论。老邓南行撂狠话“谁不改革谁下台”，用“不争论”“不当头”“韬光养晦”等铁腕口诀，硬把争论压制下来。打左灯往右拐，政治上收紧，经济上放开，快速释放市场威力，捞取全球化好处。一条腿（半截子）“改革”的结果，既实现了经济起飞，也积累了诸多问题。权钱勾结发挥到极致，积制度性腐败难以收拾，包括产品积压、产能过剩、环境污染、治安恶化在内的综合社会危机，病入膏肓。“中国向何处去”的百年疑问，再次凸显出来。
如今，无论对于左派还是右派，“姓资姓社”问题，都到了难以回避的地步。认真说来，争论的实质其实不是“姓资姓社”，而是“姓资姓共”。因为从北欧模式看，资本主义（私有制）跟社会主义福利制没有矛盾，甚至并行不悖，互为补充。但资本主义（私有制）跟共产主义国有（公有）制，的确水火不容，冰炭不能同炉。周教授大作的出笼，预示中国已经处于社会转折临界点，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继续“摸石头”搞蒙骗的好日子难以为继。接下来我们要问：党妈立场如何？应对策略又是什么？真要开放一场大辩论吗？
如果继续执行老邓“不争论”的训令，显然面临双重困难。第一，有没有老邓当年强压阵脚的威望和能力？看看高层权斗的激烈程度，再看看媒体呼吁“绝对权威”的声嘶力竭，这个问题不言自明。如果真有什么“绝对权威”在，还需要媒体天天喊吗？第二，权威弱化到近乎失灵，争论必然随之而起，强压是压不住的。就算不让公开，内部和私下的争论也会逐渐白热化。
相反，如果开放争论，允许“姓资姓共”来一场公开较量，“要文斗不要武斗”，也许有助于打破舆论的沉闷，释放一点百家争鸣的春天气息。果如此，可证明“自信”实实在在。吴敬琏也好，张五常也罢，拥护私有和市场的经济学家高手如云，肯定会对公开叫阵精彩回击。让我们期待双方不断拿出得意之作，经受一次“两条道路”的再教育。
但从各方信息看，党妈似乎并没有开放辩论的雅量。就算学者出身的新科常委王沪宁，有意开创意识形态新局，在当前敏感时刻，也未必能获得习核心和其他常委的支持。
恰恰相反，从周新城的大批判调门看，不像要给批评对象平等回应的机会。此文若仅仅是周教授的个人心血来潮，注定不会有什么吸引力。要是周文的背景跟姚文元当年评海瑞罢官类似，是精心策划的结果，那问题就比较严重。说它实质上发出一个动员令，要再刮一次新的“共产风”，恐怕也不为过。这不是我个人多心，周围一帮退休教职工，都有类似担忧。
新一轮“共产风”，莫非正在酝酿？
联系最近大规模驱赶城郊“低端人口”，据说那不仅局限在北京郊区，而是全国性的行政指令。绝大部分打工仔，要在春运期间回流农村，对于今后外流，要严加控制。这个现象背后，应该有全局性的体制性原因。
为什么驱赶他们？当局有不便言说的苦衷。表面看，似乎是十九大新班子“新官上任三把火”，要让首都更加光鲜亮丽。深层次看，是这些人已经失去原有利用价值。反过来看，如果外贸形势依然利好，生产线人手紧缺，当局无论如何不会驱赶，只会更欢迎他们。如今由欢迎变排斥，根本上说还是经济形势不妙，加工企业拿不到订单，纷纷破产关门。既然城市不再提供那么多就业岗位，与其让千百万失业人口窝在城郊（无事生非？），构成潜在威胁，当然还不如把他们赶回原籍，在家乡自生自灭。
要知道，流动人口的很大比例，特别第二三代农民工，事实上已经成为城市整体运作的一部分。就算暴力驱离，他们也难以在农村扎根。千方百计回流城市只是迟早的事情。按党国惯性思维，唯一有效的办法，是恢复农业集体，或者改头换面的集体化，用强制把他们捆绑在一亩三分地上，既让你吃不饱（并非大饥荒年代的吃不饱，而是挣不到想要的报酬），也让你饿不死，窝窝囊囊待在农村算了。当然，各地不是正在推动新农村建设吗，你可以在家乡周边的中小城镇寻找机会，只要别去大城市，别让“高端人口”看着不舒服就行。消灭私产、恢复“集体所有制”的美梦，在乡镇村干部头脑中根深蒂固。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永保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垄断永续不绝，换成冠冕堂皇的话，就是“红色江山不变色”。
反正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并没有真正地权，只不过有张多少年承包的合同纸。在我党历史上，何曾重视过合同？村委会和党支部未动毫发，好吃懒做的基层干部，随时都准备撸起袖子，抢夺村民私产。即便偷偷摸摸，还要贪污腐败呢，何况官方下令再来个集体化？那不等于天赐良机吗？政府找个说词，“深化承包，集体联营”什么的，类似有些地方大力提倡的“公司加农户”，料想农民也不会造反作乱。看来，消灭私产，重归集体，在农村不会有太大阻力。至于长远后果如何，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么，城市私产又应该如何“消灭”呢？这个问题，也难不倒党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前不是有过“公私合营”、“拿定息”，让资本家敲锣打鼓、高高兴兴“捐献”私有产权的“成功经验”吗？基本上照搬就行。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要制造战争气氛，把爱国主义跟捐献私产联系在一起，看谁好意思抵制？！政府号令一出，哪个胆敢顽抗，“卖国通敌”的大帽子就会扣到头上，根本不用政府出面，下面的“爱国群众”就会一窝蜂把你收拾干净。当年榮毅仁家族，不但乖乖交出全部工厂，还外加五吨黄金，不就是这么办的吗。我党这方面驾轻就熟，经验老道，绝不会书生气十足，在什么“合法不合法”的问题上跟你们玩文字游戏。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
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想，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近来“准备打仗”的口号越来越响。先不说跟谁打？为什么打？是速决？持久？局部？还是全面核大战？那些细节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旦宣布全国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一个城乡同步的“消灭私有制”运动（不叫运动的运动）定会随之出现，迅速见效。别说私企会派政府官员进驻（当年叫公方代表），实行公方、资方和工会三方联合管理，也就是全面夺权，就连个人的银行存款，也会实行有条件冻结。表面上，国家给民企某种补偿（厉以宁就说过，共产党没有剥夺过资本家，因为给了定息），对私人存款也不说没收不给，只是“非常时期”的一种“临时过渡”措施。不让你挤提，更不让你兑换外币出逃，只让你提取一点点，维持温饱，你能怎么样？至于随着时间变化，定息少到聊胜于无，存款和债券贬值成擦屁股纸，那就不是党国所关心的了。
真要消灭私有产权，中国将成人间地狱
前天跟同事老李聊天，我问他，如果新一轮“兴无灭资”抢夺私产在中国重演，后果会是什么？他回答：“北韩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个危险人尽皆知。”我又问，党国高层明知恶果，为什么还要这么干？他说“为了保权。保住政权就是一切。百姓福祉无关紧要”。
老李的话一针见血，让我想起大跃进跟大饥荒。五八年的浮夸风导致过量征购，五九年冬天农户开始断粮，逃荒要饭被强制遣返，人们只好眼睁睁饿死。侥幸活下来的青壮年，下地干活的时候，都是混工分，没人卖力，所以形成“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恶性循环。张五常教授说人性“自私”，所以公有制无法战胜私有制。其实并不全面，从儿童行为看，人性有“自私”的一面，同时也有“分享”的另一面。作为群体动物，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独居，鲁滨逊飘流记仅是暂短特例，并非社会常态。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体经营，互助合作都没错，只要自愿就好。
问题是，互助合作不能以侵犯私有财产权为前提。产权越明晰，法制越严明，合作才能越公平自愿，效率才能越高。为何如此？源自人的聪明才智永远有差别，只有平等自愿，相互交换劳动，按同一个价值尺度，获得不同的相应报酬，才能最大限度激发人的创造力。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证明，除了商品交换和市场货币这些手段之外，其它方法都不灵。除了历史经验，再看逻辑推导。
周新城等原教旨马克思派，无不祈灵于共产主义的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产品极大丰富；另一个是人的觉悟极大提高。似乎这两个条件，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自然成熟。但近两百年的历史证明，所谓条件成熟根本是痴人说梦。第一，产品永远不会极大丰富。因为人的需求分两类，第一类是生理需求，这个容易满足，许多发达国家，已经达到或者接近达到这个水平。另一类是心理需求，永远无法满足。追求新奇和攀比，来自人的天生欲望，没有这种欲望，社会将停止发展。而心理追求的无限性，与产能及资源的有限性之间，永远存在矛盾。
第二，人的觉悟也与此相关。觉悟再高，也不会达到放弃竞争的程度。而公平竞争，也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之一。竞争就有优胜劣汰，否者不是真竞争。这个问题，马克思未能重新思考，这正是《共产党宣言》的败笔之一。
除此之外，《共产党宣言》还有败笔之二，那就是对剩余价值的论述。老马认为，剩余价值完全被资本家（地主、银行家等）无偿占有，自己只有相对和绝对贫困化。不错，工人阶级（包括蓝领白领和管理阶层）的活劳动，的确是创造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但老马忽略了另一点，如果无产阶级只能获得劳动力价值补偿，不能分享剩余价值，那作为消费者，必然无力购买他生产的全部商品。而如果商品卖不出去，资本家如何赚到利润？如何拿到剩余价值？其实，老马在《资本论》中分析社会必要劳动的两条标准（即生理标准和道德标准）时，那条所谓“道德标准”（水涨船高），已经包含了剩余价值分享的意思。遗憾的是，他没有展开论述，稀里糊涂引导出消灭私有制的错误结论。
在老关的隧道眼看来，无论从历史经验看，还是从逻辑推导看，消灭私有制的结论都荒腔走板。相反，只有规范化法制化的市场经济，加上群策群力的民主政治，也就是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农民企业家孙大午所说的“劳资共和”，“水涨船高”，“有差别的共同富裕”。有人称之为“资本社会主义”，这个提法好不好，可以商榷。但其中的真知灼见，难以驳倒。如果采用周新城的馊主意，霸王硬上弓，用暴力消灭私有，必将把中国引向灾难。毛式公有制，把中国人搞怕了，创痛犹在，殷鉴不远。闹好了，也就是另一个北朝鲜，定量供应，营养不良。闹得不好，生产队、工分制、大锅饭这些老花样，也会死灰复燃，还有可能重演六十年代的大饥荒。
总之，中共十九大新班子任重道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需要当机立断。继续在意识形态上模棱两可，方针大计上左右摇摆，只能让中国的困境积重难返，尾大不掉。
归根结底，处在社会转型的十字路口，中国的确需要一场“姓资姓共”的大辩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把理论的彻底性和路线的明确性统一起来，不再继续“摸石头过河”。石头摸了三十年啦，已经走到“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悬崖峭壁，再往前走，很可能万劫不覆。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周新城的宏文，或许有某种进步意义。如果能把路线问题的大辩论引向深入，那可真是功德无量。能否如此，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2018年元月18日晨
于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