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立
不久前，李伟东先生为了给中国的民主化寻找出路，呕心沥血写了4万字的长文《民国丢失大陆七十年祭及战略检讨》，引起很多反响。我本人看了文章后，就国共内战那段历史问题，针对其中22处原文，提出22条批判意见。因为文章很长，我也没有能力对其中所有观点一一点评。其实除了批判意见之外，对于总体上探求民主改革的方向，我是非常认可的。我的22点意见发表在博讯上之后，年青的王庆民先生迅速写了逐条评论。这些评论里有些很有历史根据，有些论据不足，也有些并不是观点冲突而是评判标准不一样。遗憾的是，我没有及时看到庆民的这个回复，而是看到李伟东先生对原文的补充版。为了讲清楚我所了解的国共内战的真实历史，我又写了一篇《也论国共内战中共产党的胜利》，比较全面的讲述了共产党当时胜出的原因，并反驳了若干不正确的说法。
直到最近，我才看到庆民的逐条评判。其中有些问题，其实我已经在《也论》中谈到并澄清了，但是庆民在写作时还没有看到那篇《也论》。所以，现在就具体几个值得拿出来讨论的问题再与王庆民兄进行商榷探讨。
1，关于国共都是专制独裁的问题，王文说：“其实无论是国民党还是中共，哪一方单独得势，都极大可能进行专制独裁。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单独拿出来说，这么讲没有什么错误。因为毕竟两党都脱胎于苏联模式，而且孙中山的“训政”本身就是国民党一党独裁。但是放到国共谈判、和平建国的1945年，这么说就太笼统了。假如没有国共和谈，国民党按照孙中山的三部曲，也是要从“训政”走向“宪政”的。有了国共和谈，国民党还是要这么走。有了共产党竞争，从好的方面说，多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想拖延也不行了；从坏的方面说，民主宪政多了一个不信民主的挑战者。
而中共从理论上就一直是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理论。民主对于中共仅仅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当它搞统战时，就可以把其他阶级说成是统治阶级一部分，比如五星红旗那四颗星就是四个阶级。需要斗争的时候，就把斗争对象划到敌对阶级里去。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这里的人民在共产党刚建政的时候就是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但是后来资产阶级消灭掉了，改叫“无产阶级专政”了，农民则称为“半无产阶级”。到毛死后，又改叫“人民民主专政”。无论怎么叫，其实本质都是共产党专政，因为中共的理论把自己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唯一代表。
也就是说，虽然国共两党表现的都独裁，但是它们的基因是不一样的。国民党的独裁过渡到宪政顺理成章，而共产党则要千方百计修改马克思主义和指导思想，甚至不要理论摸着石头过河，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社会实际。
至于国民党跑到台湾仍然独裁，这是因为丢了大陆以后，台湾残存的民国政体随时会被中共消灭，不得不暂时中止宪政以加强抵抗能力。即便如此，地方的议会选举和县市长选举也不局限于国民党独裁，还是推进了基层民主。
国共两党还有更本质的区别，就是对待公民私产和公民私有权利的态度。这一点比较复杂，以后再谈。
2，关于青年党和国社党是否傀儡的问题，王文说：“青年党是国民党的傀儡政党（还有更晚些从民盟分裂出的国社党也是），和国民党步调一致。这不仅在1946-1949年是事实，在后来台湾专制时代也证明了，它和大陆的‘民主党派’之于中共一样，是国民党的卫星党、傀儡党。”
关于青年党和国社党的傀儡党说法，不能完全赞同。这俩都是偏左的国家主义政党。青年党曾经拥有一定武装，抗战时参加过长城抗争和淞沪抗战，牺牲不小。
1946年的国民大会按五方协议（那时还没有国社党）于5月5日召开，但中共迟迟不提交名单，后改为11月12日召开，但是青年党和国社党也在犹豫，经过紧急磋商，两党终于提交名单。推迟3天后，国大于15日举行。假如是真正傀儡党派，能如此给国民党要价吗？
当然，由于行宪后，内战加剧，民国在大陆的主体被颠覆，所以根据宪法的附属紧急条款，国民党在蒋介石手里维持了一党独裁，其他党也就无法再竞争中央政权。
不过，这跟大陆的8大所谓民主党派还是有本质区别。这8个真正的傀儡党，不但人员工资和经费靠政府，而且吸收党员、提拔干部、组织活动都要共产党同意，其领导人也经常由共产党员担任。
在共产党胜利前，民盟虽然对中共亦步亦趋，但也不能叫傀儡党，因为毕竟民盟的领导层是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之时赞同中共的立场而已。共产党无法直接控制民盟的干部任命和政治决定，只能靠统战政策、私交等方法施加影响。青年、国社两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充其量是1949年之前民盟与共产党的关系而已。
3，关于国共两党的民主方案比拼，庆民先生认为，“中共当时提出的的确更具变革性，而国民党的则倾向于保守，… … 中共那时是倾向于工农，所以简单推理也知道谁更倾斜于民众。”
首先，这个问题上，李伟东老师，庆民跟我的看法各有不同。李老师认为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比国民党的宪政方案好，我认为国共加上另外三方在政协会议上已经谈出来代表各方共同意见的《和平建国纲领》；无论新民主主义，还是三民主义，都只能服从《和平建国纲领》，不存在比拼问题。实际上新民主主义相对应旧民主主义只不过增加了不同阶级的政治地位，而三民主义则在《和平建国纲领》中被奉为指导思想。
庆民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说国民党保守，共产党变革也没有错。但中共倾斜于民众，如果理解成46年之前的民众心向共产党，这就跟李老师的观点类似，我是不同意的，在《也论》中论述过这个问题。
4，关于苏区发展问题。我建议庆民看看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合传媒》上发表的研究文章《红军长征之谜》。里面不仅引用了龚楚回忆录，还有中共以及共产国际的报告等许多资料，说明中共在苏区进行的暴力土改政策已经全面失败。因此，不仅中央红军要大撤退，各个根据地的红军都难以立脚，纷纷长征。暴力土改导致各个根据地财尽民穷。据宋永毅教授研究，中共当时私下承认没有国民党的围攻也得长征了，因为中央苏区已经养不起红军和机关人员了。
5，关于平型关战斗。歼敌500的数字，是二十多年前我看到人民大学一份内部研究论文说，毛泽东给朱德发电报说，给中央政府上报的歼敌数字“据实报五百人为宜”。现在网上也可以找到杨奎松写的《平型关大捷到底歼敌多少人》，结论也是四五百人。而被袭击的是两个汽车中队和一个行李大队。其中行李大队将近300人里多少车夫多少日本兵，没有看到详细考证。但是台湾人根据日本军史整理的材料是日本被歼283人。总之，歼敌千人或以上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6，关于中共放弃了长江以南地区几乎所有控制区域，庆民同学认为“当然也可以认为是战略收缩、集中力量，但事实上的确履行了谈判中关于控制区调整的一大诺言。”
但是根据维基百科以及《马歇尔将军及其中国使命》等资料，1946年之后的内战中，中共的政策是积极抢占日伪占领区，国军从共军那里拿到的地盘都是硬抢过来的，共军从江南、苏北、绥远等地的撤退是7月国共开始全面争抢日占区后，国军大举进攻造成的，谈不上履行承诺。马歇尔的调停谈判中，中共一直在要求国军撤退到1946年1月31日政协会议结束时的状态。那时大片的日战区还是被日伪军占据，如何能恢复彼时状态?
在《也论》中，我已经论述了只有在1945年8月《中苏同盟友好协定》签署到1926年2月中国的反苏浪潮导致中苏官方关系恶化之前，这期间，中共在苏联迫使下才有诚意跟国民党进行谈判并达成五项政协协议。到1946年4月之后，中共就不准备履行协议了。
7，庆民认为，“直到1948年底辽沈战役结果明朗以前，国民党对中共都有军事优势，如果那时国民党诚心要谈，中共大抵也会谈的。”
我在《也论》中说过，在1946年4月以后，国军对共军具有全面优势，毛泽东尚且不愿意履行既有协议，到了辽沈战役共军正在节节胜利之时，怎么可能会让步呢？辽沈战役之后，如果要谈，基本上就是谈国民党如何投降的问题。那时，美国已经放弃国民党，马歇尔调停失败走了。苏联则是全力支持中共。国民党士气低落，国军内到处是间谍、卧底，也无法稳定下来发展经济，毛那时胜利的信心十足，哪里有停战建国的余地的呢？
至于毛为什么好斗的原因，我也说过。毛哪怕当了山大王，也是别人看他脸色，他仍可以无法无天。要是当了副总统，哪怕是民主体制下的总统，他也受法律制约，别人报纸上骂他也没有办法。所以只要有苏联这个后路，他是一定要战斗到底的，最差也得当个独立王国的土皇帝。
8，关于74师，由74军整编而来，由4.5万人缩编到3万人。虽然战斗力减少有限，但不能说没有缩编。而且这是五大主力之首，普通的部队缩编就非常多了。关于整编导致中山陵哭陵事件，可以查看维基百科。
9，关于共产党的性质，庆民认为，“中共现在是权贵资本主义，不仅不是共产主义，它最怕被‘共产’，最抵制共产主义。”
这一点倒是基本赞同。但是，最近习近平学习毛泽东，有点回归毛原教旨主义的趋向。
我们到底赞同什么政治路线，不应该仅仅从某个主义的名称出发，而是看这个政治路线的基本原则是什么。现在的习近平裹脚布理论是个大杂烩，既有权贵资本主义特征，又有毛泽东遗传的一党专制特征。表面上还在进行共产主义初心教育，但是由极端害怕包括工人维权运动在内的一切社会力量。你可以说，他是挂着共产主义旗帜的资本主义独裁体制，并没有什么错。
10，关于“凡是共产党支持的都反对，凡是共产党反对的都支持”。
凡是是人或人的群体，都会有相同观点和不同观点。用“两个凡是”概括任何人也不对的。今天的异议人士批判共产党为主，但是不是共产党在某些时候某些得到老百姓拥护的措施也遭异议人士反对呢？当然不是。以我本人来说，胡温时期废除了农业税，建立了农业补贴、新农合、新农保，这是给农民做好事，当然我也是非常赞同的，而且也没有听到哪个异议人士有非议。当时还颁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民得以公开监督政府，这当然都是好事。共产党历史上那么多领导人，不能一概而论。胡耀邦就是民间声望很高的人。而习近平倒行逆施，背离法治宪政，加强极权，当然以批判为主。我们批评共产党或某个领导人，既包括对共产主义体制的批判，也包括具体的政策和具体的人的批评。
庆民的误解，可能跟我对李伟东先生的文章尽是批判有关。其实除了批评之外，其他观点我基本赞同。比如我这篇文章，辩论之处有11点，还有11点我没有涉及的，基本上都是赞同态度。如果只看批评，也许有凡是对方观点都反对的印象。
11，关于地主的 “剥削”，这是分歧比较大的地方。王文说，“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是不是文明的呢？有没有合什么逻辑（当然如果说剥削是合理的，那没什么好谈的了）？”
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其实早就被许多人批驳，比如庞巴维克，我也写过《剖析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可供批评参考。
这里只说地主的剥削吧。所谓地主剥削佃农（说农民是不准确的，因为地主也是农民）就是地主出租土地给佃农耕种并收取地租。假如双方的财产来历是正当的，那么在自愿情况下进行的市场交易当然就是合理的，也谈不上剥削。因为佃农有不租种土地的自由，民国时可以到城市里打工做学徒摆摊做小生意，古代可以去荒芜的地方开垦。自由市场是最公平的。有剥削的情况是发生了强制。最明显的是毛泽东时期，农民被强制种地，被剥夺了迁徙和择业自由，而且种出来的粮食都是共产党的，这就是赤裸裸的剥削了。如果说土地来历不正当，不是辛苦挣来的，而是偷抢过来的，那是另外一回事。
小结
从庆民前后的论述中，可以判断其立场是西方意义上的左派立场，但是又受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影响。这个立场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从阶级对立的角度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这个角度过于狭窄。
人类要过的更幸福，一方面是要创造更多的财富，一方面是要确保基本的生存和安全。崇尚自由市场的右翼和关注弱势群体的左翼相辅相成，民主国家总是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所以民主国家的政党基本都是左右更替的，就像人的两条腿交替前进一样。
但是极权主义不同，它不是以人的幸福或人道主义为目的，而是以某个异化的目标为目的。国家主义、种族主义为了国家、种族、民族、的强大；宗教原教旨主义为了教义的巩固；共产主义为了无阶级社会的平等… 你可以说他们的终极目的也是某种形式的人类和谐幸福，但是极权主义无视人类政治文明的经验，也就是自由、平等、法治、宪政、民主、人权等基本原则和价值观，而采取暴力手段实现其目的。由于人非圣贤，极权主义的操作者往往利用极权主义的理论为他们个人谋求最大利益，于是现实中表现为腐化堕落。
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左右，而在于一党独裁。秦晖先生很形象的用“尺蠖运动”来说明。你说它左了，它的应对就对弱势群体不管不顾以便右一点，你说他右了，他就加税扩权以便左一点，结果就是弱势群体，包括工人都被剥削压迫，而自由市场也被中共官企积压的没有发展空间。总之，无论社会公平还是经济发展都让位于特权阶层的异化利益。
感谢年轻的王庆民先生愿意探讨这些尖锐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并给出很有见地的评论和解析。
参考：维基百科 国共内战（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85%B1%E5%86%85%E6%88%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