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乃忠：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失败典型——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之三

列宁：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网络图片)

【内容摘要】因为存在两重意义上的两个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尤其是在20世纪前20多年中，在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领袖们在将前期马克思主义——而且是“排除还拖在马克思主义身上的某些空想主义残余”的前期马克思主义——西欧化，从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成功范例的同时，以列宁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的左派、特别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在将后期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从前期的价值取向中一直沿袭下来的主观的价值取向中的后期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客观的叙述中的后期马克思主义，即主张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峡谷”的后期马克思主义——俄国化，从而导致苏俄成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失败典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后期马克思主义；苏俄；社会主义；列宁。

【作者简介】顾乃忠，前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研究。

如本系列论文第一篇所论，存在两重意义上的两个马克思：既有其前期著作中的主观的价值取向和客观的叙述之间对立的两个马克思；又有在其前期和后期的主观价值取向不变的前提下，前期的客观的叙述与后期的客观的叙述之间对立的两个马克思。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尤其是在20世纪前20多年，在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领袖们在将前期马克思主义——而且是“排除还拖在马克思主义身上的某些空想主义残余”的前期马克思主义——西欧化，从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成功范例的同时，以列宁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的左派、特别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在将后期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从前期的价值取向中一直沿袭下来的主观的价值取向中的后期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客观的叙述中的后期马克思主义，即主张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峡谷”的后期马克思主义——俄国化，从而导致苏俄成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失败典型。

苏俄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是从列宁的理论观点的转变开始的。早期的列宁虽然在充满民粹主义的文化氛围中长大，但他主要接受的是后期的普列汉诺夫的影响，在社会理论上着重强调的是马克思前期的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论。 比如，在俄国革命的问题上，1894年，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说：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只有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即大机器工业，才能造成进行这场斗争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在其余一切地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较低级的形式下，这种物质条件是没有的”；而俄国是“村社土地占有制形式下”的国家，所以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①]1897年，列宁在《我们拒绝什么遗产？》中，肯定并高度评价19世纪60年代俄国启蒙者的思想，认为俄国应该继承这一思想遗产，“热烈拥护教育、自治、自由、西欧生活方式和整个俄国全盘欧化”。[②]列宁还很赞同地认为，这种启蒙者的思想遗产，“根本不认为知识界和法律政治制度是一种能够使历史‘越出轨道’的因素。” [③]再如，在对待民粹主义的问题上，列宁在1894年说：民粹主义“是社会民主党最凶恶的敌人”。[④]1897年，列宁强调指出，“60年代遗产”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在这个遗产里没有任何民粹派的东西”。[⑤]尤其需要指出的是，1905年，列宁甚至从历史哲学的高度阐发了马克思前期的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思想。在《社会民主党在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并且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自己也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而经过其他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坚决屏弃了他们的这种荒诞言论。”列宁还强调指出，“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自由和迅速发展的旧时代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⑥]

但是，大约在1905年以后，列宁开始接受马克思后期的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并努力将此理论以及其中包含的民粹主义俄国化。

此时的列宁不再强调作为革命条件的物质基础；相反，他把强调物质基础的人称之为经济主义者。列宁批判道：经济主义者“说什么无论最热心的思想家怎样努力，都不能使工人运动脱离那条由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就完全等于抛弃社会主义”[⑦]。此时的列宁也不再强调资本主义阶段的不可逾越性，而开始强调资本主义阶段的可以逾越性。他反驳经济主义者说：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⑧]后期的列宁也改变了对民粹主义的观点。在1907年的《土地纲领》中，列宁说，民粹派的理论在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中包含着“从历史角度看来是现实的和合理的内容”。[⑨]1912年，列宁又说，民粹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而在历史上却是正确的”。[⑩]同样，在村社问题上，列宁的观点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根据金雁的研究，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有1899年、1908年两个版本：前者认为“村社对农民的危害很大”，后者认为“解散村社对农民的危害很大”；前者反对俄国特殊论，后者和民粹主义抢“俄罗斯民族特殊论”的潮头，最后把原来主张俄国特殊论的师傅挤下历史舞台，而由他自己领衔。[11]

与伯恩施坦在将马克思主义西欧化的过程中把社会主义作为运动而不是作为目的相反，列宁在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过程中把社会主义作为目的而不是作为运动。1900年，列宁提出政治斗争高于经济斗争的观点：如果只从事经济斗争，工人阶级就不仅会“失去自己的政治独立性，成为其它党派的尾巴”，而且会使工人运动“脱离社会主义”这一最终目的。[12]、由此，列宁强调，社会民主党的真正任务“不是消极地为每一阶段的工人运动服务，而是要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给这个运动指出最终目的，指出政治任务，保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13]、1911年，列宁在已经认识到旧的专制制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一步”，即在已经有“黑色的和黄色的杜马”可以利用的情况下，他依然强调暴力革命，强调最终目的。在论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制定的纲领时，列宁说：“我们的纲领确切地表述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的任务、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而且这种表述都特别强调反对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14] 、出于把社会主义作为最终目的的考虑，在1915—1916年间，列宁连续两次明确提出：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取得胜利”，而“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的观点。[15]、列宁的意思显然是，像俄国这样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可以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众所周知，俄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迟缓的国家，资产阶级软弱，无产阶级的力量更加弱小，根据前期马克思的思想，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纯粹是乌托邦，如前所说，列宁也曾经完全赞同此观点。然而，理论观点发生了变化后的列宁，在把马克思晚年的俄国可以在村社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俄国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快、越走越远，以至于在1917年3月刚刚推翻沙皇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一个月后，就在《四月提纲》中提出俄国应该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计划，并在当年11月（俄历10月）发动了被他们自己称为“十月革命”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布尔什维克政权。

这里顺便提及，根本不存在“十月革命”一说。所谓“十月革命”，只不过是在布尔什维克知道自己不可能获得议会选举多数的情况下，由列宁主导的布尔什维克发动的一次军事政变。[16]、所以，普列汉诺夫在其《政治遗嘱》中从来不使用“十月革命”一词，凡是说及“十月革命”的地方，都以“十月事件”、“十月政变”代之。[17]、最近，由俄国学者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也不使用“十月革命”这个词，而使用了“政变”这个词。俄国的大部分教科书也如此。[18]、不过，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仍然使用“十月革命”。

现在，需要讨论的是，十月革命与马克思究竟是什么关系？关于这个问题，西方思想家们几乎有着一致的看法，即十月革命与马克思无关，或者说，十月革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伯恩施坦说：“布尔什维主义的冒险事业在实际上是——或者迄今是——企图通过一系列专横行动而撇开必要的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的尝试。……根据马克思的一句话，专政被命名为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党的专政，这个党依靠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在一个顺利的时刻掌握了统治手段，借助征募来的近卫军和运用恐怖主义的措施而暴力地镇压了一切别的党派，不管它是否社会主义的。”[19]在伯恩施坦看来，十月革命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断章取义，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因为它企图进行一次“撇开必要的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的尝试”。

考茨基认为，布尔什维克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曾经使他们影响所及的无产者诸阶层满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热爱。“然而他们的专政是违反马克思的这一学说的：即任何国家的人民都不能超越或者用法令来取消那些自然的发展阶段。针对达一点，他们从哪里能找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呢？” [20]

普列汉诺夫说得直截了当：“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能在单独一个像俄国那样落后的国家里取得胜利的论断，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态度，而是对它的背离。列宁得出这一结论决非偶然，因为他需要这个结论来鼓舞布尔什维克。”[21]

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在一篇专门讨论十月革命的文章中说：十月革命“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因为在俄国，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书。它批判地论证了事件应该如何沿着事先确定的进程发展下去：俄国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应该首先发展资本主义，按照西方文明的式样，必须经过一个资本主义时代。但是，已发生的十月事件战胜了马克思制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布尔什维克否定了卡尔·马克思”。[22]

上述列位西方思想家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即十月革命的原则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主张的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是对立的。

西方思想家们的这一观点我完全赞同。不过，就整个马克思主义与十月革命的关系而言，我想指出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有前后对立的两个马克思主义。从这个角度考察，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与前期马克思主义即《资本论》的马克思主义是对立的，但是，与后期马克思主义即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论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如果不对马克思做前后两个时期的区分，似乎难以说清楚列宁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斯蒂芬·T．波索尼在讨论列宁的书中说：“（包括列宁在内的）几乎每一个俄国革命者都受益于马克思，但是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是马克思的真正追随者，因为俄国条件同马克思的学说是无关的。”[23]波索尼的说法我能够理解，他也是将领导十月革命的列宁们与《资本论》的马克思做比较的；但这里存在的问题就是：既未对马克思做前后两个时期的区分，也未对列宁做前后两个时期的区分。如果做这种区分，我们就会发现，前期的列宁由于主张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论，虽然谈不上是前期马克思的虔诚的信徒，但起码是前期马克思的合格的信徒。而后期的列宁由于将后期马克思的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变成了实践，不仅是后期马克思的虔诚信徒，而且堪称后期马克思的杰出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了。从这个角度讲，马克思由于提出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他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为十月革命的发生负责。但是，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追究历史责任，而是总结历史教训。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来说，列宁坚持走一条与伯恩施坦相反的道路，当他违背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俄国村社基础上发动所谓社会主义性质的十月革命，用权力取消资本主义阶段的时候，亦即当列宁将马克思主张的俄国应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后期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时候，一切灾难从这一刻全都开始了。

在村社基础上跨过资本主义阶段实行所谓社会主义，本来就是乌托邦；为了使这一乌托邦变成“现实”，惟一的手段就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于是我们看到，与伯恩施坦、考茨基在把前期马克思主义西欧化过程中强调马克思的自由民主主张，尽量淡化或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做法相反，列宁在把后期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过程中背弃马克思的自由民主主张，尽量强化并全面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说：“民主这个词用在共产党身上，不仅在科学上不正确，而且在1917年3月以后，它已成为遮住革命人民眼睛的眼罩，妨碍它们自由地、大胆地、自动地建设新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使它成为‘国家’的惟一政权，成为所有国家‘消亡’的前驱。”[24]列宁明确宣布，布尔什维克政权要与民主彻底决裂了。那么，与民主彻底决裂后，治理社会的手段是什么呢？不言而喻，自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于是列宁宣布：“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25]列宁还认为，“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26]人们不要忘记，列宁的这一套全面的、血腥的、无法无天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在打着马克思的幌子下传布的。在十月革命后，列宁明确提出承认不承认他的这一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区分真假马克恩主义者的“试金石”。

然而，要使一种错误理论成为现实的罪恶，光有错误理论本身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使这种错误理论付诸实施的权力实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之所以成为现实的罪恶，关键就在于，列宁在发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同时，也发明了使这一理论得以实施的权力实体，即把马克思说的“专政”由本来意义上的“状态”变成“政体”；而这个政体就是工农苏维埃。列宁说：“迄今为止，人们只指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但没有去研究这种专政应该采取什么形式。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发现了这种形式。——这就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式，就是无产阶级和（俄国的）农民的贫苦阶层实行长期专政的形式。” 列宁接着强调指出：“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要指出下列这一点：即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一种按专政这个词的狭义来理解的暂时现象，而是整整一个历史时期内的国家形式。这里是要组织一种崭新的国家形式，不应该把这同某些反资产阶级的特定措施相混淆；这些措施只不过是必须适应重大任务与斗争的特殊国家机构的职能而已。”[27]读者一定还记得，考茨基在论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时，也强调不应该把作为“政体”的专政和作为“状态”（姑且理解为列宁所说的，为“适应重大任务与斗争的特殊国家机构的职能”）的专政相混淆；但是，考茨基强调的是专政应该是“状态”，而不应该是“政体”。列宁则与考茨基完全相反；他强调专政应该是“政体”，而不应该是“状态”。在此我们看到，列宁不仅在理论上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国家“政体”，而且发明了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苏维埃。

但是，掌握无产阶级专政大权的苏维埃毕竟只是国家政权，按照列宁主义，国家政权必须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因此，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建立布尔什维克的一党领导，是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孜孜追求的目标；这可从列宁在二月革命后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上看出来。根据《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记载，列宁于1917年3月6日（俄历）从苏黎世向彼得格勒发电报说：“完全不得相信新政府，不得给予它一丝一毫的支持……武装无产阶级——这才是惟一的保证……不得谋求与其它政党的任何接近。”这就明确提出了布尔什维克的任务：“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建立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28]后面事情的发展正如伯恩施坦所说，在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借助征募来的近卫军和运用恐怖主义的措施而暴力地镇压了一切别的党派”。自此，苏俄就开始长期在列宁发明的党权至上、党政合一、党国一体的体制下运行。

如前所说，所谓的十月革命，实际上只不过是一场政变，十分缺乏群众基础。在农村，虽然布尔什维克有关于土地、和平和面包的承若，新政权暂时得到了底层农民的支持，但这种情况很快就发生变化。随着抢夺农民的粮食以及其他种种暴行的发生，素来温顺服从的俄国农民便忍无可忍，起来反抗，暴动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在城市，更是一片反对之声。据史载，对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抵抗活动，早在十月革命后第一周就已出现了。且不说克伦斯基成功地征募了一支不大的哥萨克部队开进到彼得格勒郊外。单在首都城内，作为反对派的社会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及其他不满分子组成了一个“全俄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该委员会号召人民收回对新政府的支持。绝大多数教授和知识分子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白领工人包括政府雇员拒绝工作，部队里的社会革命党人占领了首都的某些建筑。[29]而工人方面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在布尔什维克党刚刚建政后，工人阶级还享有选举、出版等方面的自由，也能选择工作并取得优厚的报酬。但是，过不多久，事情就发生明显变化。根据考茨基的出版于1919年的《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30]记载，变化的原因是，由于俄国广大工人群众的水平很低，上述这些措施有日益使工业完全丧失其作用的危险。因此，为了拯救工业，不得不形成一个新的官吏阶级，并使它掌握支配工人的权力。“这个新的阶级逐渐把一切实际的和事实上的控制权抓在自己手里，把工人们的自由变成纯粹虚假的自由。”[31]自然，这些事情的发生不能不引起工人群体的反对，而且这种反对由于缺乏粮食供应等原因势必变得格外强烈。虽然新政权遭到工人、农民和市民的全面反抗，但是，此时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依靠“一党专政”的力量，已经剥夺了工人和所有人的结社集会的自由，因此，“工人们的反对始终是没有组织的和分散的，不能形成密集的队伍来反对具有更高度的组织的官僚政治。工人们无法同他们抗衡。”[32]

仅仅在组织上阻止工人和其他各阶层的反抗，对苏维埃当局来说并不是上策，上策是如何使人们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怀疑苏维埃制度的神圣性的思想和感情。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统一思想；为了统一思想，就必须控制报刊；而控制报刊的手段，主要是报刊审批和出版审查。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后，控制报刊的手段是十分严厉的，不仅针对着资产阶级报刊，而且针对着所有不效忠于现行政治制度的报刊。布尔什维克当局为这种严厉的报刊管理制度辩护的理由，是“从这样一个天真的假设出发的，即：确实存在着一种绝对真理；只有共产党人才掌握那种真理。它也从另一个假设出发，即：所有的新闻记者根据他们的本性来说都是撒谎者，只有共产党人才是真理的狂热的拥护者。”[33]在布尔什维克当局看来，到处都有那种把他们所看到的事情信以为真的撒谎者和盲信者，所以必须实行严格的报刊管理制度。可是，报刊管理制度实行了，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呢？“在那些不必耽心受到压制而又只有某种倾向的报刊才有权利发言的地方，最容易滋生谎言。这样，报利就简直有了撒谎的护身符，这种情况还鼓励了那些喜欢骗人的家伙。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关于报导的真实性并不会由于取消了出版自由而有所加强。相反地，它还因此受到最不利的影响。”[34] 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统治下，为什么到处都是欺骗和谎言，我们在这里看到欺骗和谎言的数量与报刊审查制度的严格性是如何在恶性循环中互成正比例发展的奇妙情景。

布尔什维克政权为了镇压工人和其它阶层群众由于利益受到侵犯而产生的反抗，并使之俯首贴耳地服从专制统治，除了使用舆论欺骗、道德说教等软的手段外，还使用硬的手段。——具体地说，就是管、关、杀的红色恐怖。据考茨基在1919年的记载：“苏俄已经组成了一系列革命法庭和非常委具会（俄国自称的‘肃反委员会’——引者注），‘以反对反革命和投机活动以及滥用职权的行为’。它们具有专断的权力，可以宣告任何被控到它们那里来的人的罪名，随意决定枪毙那些不受它们欢迎的人们；也就是说，可以枪毙它们所捉到的一切投机商和奸商，以及他们在苏维埃公务人员中的同谋犯。它们的手段并不到此为止，而是连累到每一个胆敢批评它们的可怕虐政的正直人士。在‘反革命’这个集合名词下，把各种各样的反对者都包括了进去，不问这是发生在哪一类人中间，产生的动机是什么，用的是什么手段，抱的是什么目的。”[35]为了让读者了解这种无法无天的红色恐怖的具体情况，介绍几个具体细节也许不无裨益。据《国中之国：克格勃和它掌控下的俄罗斯》记载，契卡（cheka）们所奉的指示是：“你们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靠这个就能决定此人的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内涵和实质。”[36]据莫斯的《俄国史》记载，在红色恐怖时期，外表特别像具有特权者的人会有麻烦。1918年初，一个布尔什维克被杀死在萨拉托夫，因为他穿着一件时髦的外套，被人当做了一个“布尔昂”（上流社会一员）。眼镜也足以使一个人变得可疑，在国内战争中，有人甚至因为指甲干净、双臂平直而被红军枪毙。[37]在这次大清洗中，被杀的人数，普列汉诺夫在大清洗开始不久的1918年4月预言，“列宁将砍掉几百万人的脑袋”。[38]如果说普氏的说法还是一种预见的话，那么，下面的数字就是历史事实了。据2009年成书的《二十世纪俄国史》记载，在1918—1922年2月，被杀的人不少于200万。[39]

人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些恐怖行为是在违背列宁和俄共中央意志或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基层布尔什维克造成的；恰恰相反，这一切都是在以列宁为首的俄共中央完全知情并亲自部署下发生的。据前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2003年出版的著作记载，1918年1月，反革命政变刚刚过去两个月，列宁在《如何组织竞赛？》一文中说，“有许许多多贯彻‘社会主义金科玉律’的办法”——他将其中的一个办法叫做“将十分之一犯游手好闲罪者处决。”决定命运的公式为“十分之一”。雅科夫列夫接着评论道，后来希特勒也喜欢上了这个公式，卫国战争中党卫军分子枪决苏联和平居民，是每十个人中杀一个。在坏人的行为中，一切都很相似。[40]据《真理报》记载，当时有人写信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和政府机关清洗所有那些不与共产党共命运的、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才利用共产党的坏蛋和野心家。列宁在1919年3月27日回信说：“写信的人要我们纯洁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政府机关，清除那些‘毫无良心的临时同路人、自私者、野心家、走狗和强盗’。这是正确的要求。我们早已提出并在实行这个要求。……我们现在和今后都会枪毙那些被捕获的强盗、自私者和野心家。但是，为了使清洗工作进行得更彻底更迅速，就需要真诚的非党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协助我们。”[41]列宁的这些指示和号召对于全国规模的大清洗，无疑起了直接动员的作用。至于在对全国各地的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逃跑等具体事件的处理中，列宁亲自下达的枪毙、处决的命令则多得不计其数，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可参见芦笛的网文《列宁与红色恐怖：“仇恨与复仇的赞美诗”》。[42] 在大清洗的具体操作中，契卡发挥了重大作用。据考证，在1918年第一季开始的反对各式各样的反对者、不配合者的“十字军讨伐”，使大清洗全面升级。根据列宁的指示和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契卡被授予绝对的权力：独自进行搜查、逮捕和枪决的权力，尤其是契卡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不用向任何法律机构报告的情况下可以自行枪决“人犯”的权力。更为严重的是，不仅国家契卡拥有这样的权力，而且各州县的下属机构也拥有了这样的权力。[43]而对于契卡们的工作，据《二十世纪俄国史》记载，列宁也给予高度评价：“契卡在直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这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契卡的功劳之大无法估量。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没有别的办法解放人民群众。契卡就是这样做的。”[44]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这种即决裁判的恐怖手段根本没有效果。因为这些非常委员会本身就不纯洁，不但是庸碌之辈，而且还有已经干了或正在干着各种抢劫勾当的匪徒都钻进了各级委员会。能够阻止这些坏蛋和野心家钻进革命法庭和非常委员会的手段只有不受管制的自由的报刊。但是，当时的俄国已经没有自由、公正的报刊，相反，“报刊完全掌握在那些被坏蛋和野心家盘踞的政府机关手里”。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有什么把握不让这些坏蛋和野心家设法钻进革命法庭和非常委员会，从而推波助澜，使真诚的非党‘知识分子’遭到枪杀呢？拥有至高无上的最专制的权力的，正就是这些被设立起来同贪污腐化现象作斗争的非常委员会。它们完全不受任何形式的监督，也就是说，它们大部分是在确实有利于贪污腐化现象的情况下活动的。”[45]大清洗的成效如何姑且不论，我们关注的是，这种为了维持政权大规模地使用恐怖和暴力的行径，无论如何是违反人道主义的，是对雅各布宾恐怖主义的接续，而且是更为恶劣的接续。[46]

人们自然会产生疑问，一个如此恐怖、暴力、血腥的反人类运动，究竟是何以能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这要从列宁的强调独裁说起。列宁在提出组建特别法庭和肃反委员会要求的同时，又提出实行个人独裁的问题。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列宁说：“无可争辩的历史经验证明：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着和执行者，是屡见不鲜的事。” “所以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与实行个人独裁之间，绝无任何原则上的矛盾。”[47] 为了把他的独裁主张贯彻于全党，列宁又随即提出“给与一切企业的个别领导人以独裁的和无限的权力”的要求。列宁说，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必须强调“个人独裁制”，任何大机器工业都要“使成百成千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48]事实上，列宁是要把独裁原则贯彻于全党的主张，早在建政前就很明确。据奥地利学者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的《国际史》记载，列宁认为，一个处在独裁政府体制统治下的革命党，也不可能以民主原则——被选举权和党员对党的领导机关进行民主监督的原则——作为基础。它不可能是民主的群众性政党。革命需要一个人数不多的、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党，他们是动员群众和领导群众的杠杆。[49]建政后，列宁集党政军以及立法、司法、行政权力于一身，终于使他的独裁主张得以大行其道。所以，《国际史》又记载，阿克雪里罗得写道：被列宁加以理想化的有知识的“职业革命家”，只不过是像雅各布宾一样的激进资产阶级，列宁的想法是把党变成一所由一名以中央委员会面目出现的厂长领导的大工厂。托洛茨基写道：列宁的方法是“一幅半明半暗的、可悲的雅各布宾主义强硬派的讽刺画……整个国际工人运动要被一座雅各布宾派法庭指控犯有温和罪，而掉下断头台的第一颗脑袋，将是马克思的巨人之首”。托洛茨基还预言，在布尔什维克体制下，“党将会由党的组织、党的组织由中央委员会，以及最终中央委员会由独裁者取而代之”——由“一个掌握生杀大权的人”取而代之。[50]在独裁统治之下，无产阶级还有主人翁的地位吗？党员个人还有价值吗？还是《国际史》记载，“普列汉诺夫指控列宁力图以对无产阶级专政取代无产阶级专政，并把‘党员’贬低为‘小轮子和小螺丝钉’，说列宁的党的思想是一种‘神权政治性质的组织空想’，列宁关于职业革命家同工人阶级的关系的见解是巴枯宁的观点，不是马克思的观点。普列汉诺夫以先见之明写道：列宁的组织原则将导致‘归根结蒂一切都围着一个人转，这个人注定了要总揽所有权力于一身’”。[51]在这里我们看到，恐怖、暴力、独裁、专政天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共产主义试验在开始的头两年就被证明失败，但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为了保全自己作为执政党的地位不是承认失败，改弦易辙，而是在统治手法上耍尽花招。他们突破了一切政治伦理的底线，他们违背了执政前向人民允下的所有承诺，他们改变了建党时关于布尔什维克性质的初衷。考茨基记载，作为讲究实际的彻底的政治家，布尔什维克在他们统治的过程中已经显着地表现出他们的适应环境的本领。他们本来是根据平等的普选原则选出的国民议会的热心宣传者，可是当国民议会对他们有所妨碍时，他们便立刻把它打入冷宫了。他们是死刑的坚决反对者，可是他们却建立了血腥的统治。在他们执政之初，他们宣布他们的目的是粉碎那个代表旧政府的权力手段的官僚机构，但他们却建立了一种新的官僚统治来代替旧的。他们曾经依靠瓦解军队的纪律并最后瓦解军队本身的办法取得了政权，但他们现在已经建立了一支经过严格训练的新的军队。他们本来力求把各个阶级置于同一水平，相反地，他们却已经一手制造了新的阶级差别。他们已经造成了一个地位低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而把无产阶级提高到特权阶级的地位；他们又使另一个阶级出现在无产阶级之上，这个阶级领取高薪，享受种种非一般人所能想望的特权。他们最初无情地剥夺资本，目前却正在准备把半个俄国的矿藏交给美国资本家，以便取得他们的帮助并在各方面同外国资本妥协。……[52]考茨基的这些记载虽然是在1919年，但是，近年来发现的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考茨基的记载是可信的。根据考茨基的记载，我们可以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政权实际上只做了一件事情：拆了一座大厦，又建了一座大厦。不同的是，原来的大厦是别人的，现在的大厦是自己的，仅此而已。就大厦功能的积极作用和结构的合理性而言，后者远不如前者。而为了这一拆一建，毁灭了无法计算的俄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政权不仅不认为是罪恶，还一直把它作为历史功绩来歌颂。

如果我们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过程中的罪错加以概括，那就是他（们）否定人类在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的一切积极成果。普列汉诺夫说得对，许多为每一个文明人承认的全人类概念列宁一概加以否定，或者从消极意义上加以诠释。例如，对于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自由主义是一个正面的观点体系，而对于列宁来说，这无非是“自由主义的下流货色”；对于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资产阶级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毕竟仍然是民主，而对于列宁来说，这是“庸俗行为”。可是，那种不受任何限制的阶级恐怖，却被他认为是“无产阶级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53]诸如此类的反对普世文明的概念和行为，对于列宁来说不胜枚举。总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政权在人类社会有东方和西方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的“理论”指导下，在俄国绝不走西方道路的口号下，他们拒绝了西方的、实际上也是全人类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所有积极成果——议会政治、三权分立、自由、平等和人权。在这条反人类、反文明的道路上，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统治究竟是怎样一副面貌，要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我们还是来看看与列宁同时代的思想家们的、包括列宁的战友的揭示。

伯恩施坦在1919年8月的文章中说：“布尔什维克抛弃了选举权，因为对他们来说有组织的发展进程是不适用于政治的。然而事物的逻辑胜过统治者的任何暴力，当暴力和发展的规律相矛盾的时候，它只会破坏而不会一致地为进步服务。而布尔什维克就是这样。它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是由尖锐的矛盾组成的：极端的社会唯心主义和赤裸裸的东方暴君专制并列。只要不及时发生转变，就必然会成为一个十足的畸形儿。”[54]伯恩施坦是有先见之明的，苏俄的社会主义模式确实是一个十足的畸形儿。

考茨基说，我们在俄国所看到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它的反面。俄国工人在无权支配生产资料这一点上，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处于大致相同的境地。“苏俄和西欧的差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已经足够强大，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资本的专政，并且也把权力关系改变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重要经济垄断企业的社会化在最近的将来将成为工人的一项政治胜利；而在俄国，生产资料是高度集中在一只手中，它的所有权受着专制的国家机器的保护，同时工人被分化了，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一个自由的出版界或自由的选举，完全被剥夺了任何反抗的手段。”[55]

考茨基还说：“在俄国，和财产所有权的垄断相类似的是教育的垄断。教育

是专政借以支持政权的工具之一。”此外，“更坏的是知识自由的遭到全部摧毁，这甚至也打击了共产党党员这个集体。没有了知识上的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不可能真正参与我们的时代的知识。”[56]

奥托·鲍威尔认为，布尔什维克政权统治下的俄国是一个无限的专制主义的国家，这个国家专制的特点之一就是特别加强意识形态控制。鲍威尔说，在俄国，“专政按照自己的统治利益，规定在历史、经济、社会等问题上可以宣教些什么。它不容许偏离统治政党的现行观点。它排斥种种学说，因为这些学说可能为统治政党中一个被打倒、被击败了的派别服务。这就给历史和社会领域内的自由研究划定了狭窄的范围。由于害怕受到惩罚，研究者不敢越雷池一步。这种恐惧把研究工作限制在正统思想的范围内，正统思想有时归根到底是用对执政党领导人的著作的解释来代替对事实的自由探讨，从而倒退到经院哲学的方法之中。”[57]在控制意识形态这一点上，鲍威尔还将布尔什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做了对比。鲍氏说：“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在其它方面是截然不同的，但在下面这一点上，两者是完全相同的，即一小撮当权者决定关于历史和社会哪些可以说、可以教、可以印。只允许一种意见、一种主义存在。不愿意讲授这一主义的教员，一个都不能容许在从小学到高等学校的所有学校任教。不宣传这一主义的书报，一份也不能刊印；不为这一主义服务的艺术作品，一件也不能刨作。谁胆敢发表另外一种意见，谁就在利帕里群岛和索洛夫基群岛的集中营里结束自己的生命。”[58]

在没有出版自由、知识自由的情况下，社会的任何主导思想——在俄国是官方自我称谓并自我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必然变成国教。布尔什维克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本来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派。但是，“在（他们）夺取了国家政权之后，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学派）变成国教，这个宗教的信条及其解释都受到政府的监督，对于这个宗教的批评，甚至一点点最微末的偏差，都要受到国家的严厉处罚，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以西班牙宗教裁判的方法来实行统治，以火刑和屠杀来进行宣传，实行一种戏剧性的仪式（例如列宁尸体的防腐保存），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不仅仅降到了一个国教的地位，而且是降到了中世纪或东方迷信的地位”。[59]考茨基如是补充道。

如果有人认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本来与列宁就不是一个派别，他们批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政权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我们来看看与列宁同为社会民主党左派的理论家、并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的有用+1罗莎·卢森堡吧。我们知道，卢森堡是暴力革命的支持者，也是十月革命的坚定拥护者：她在肯定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将工业、贸易、银行国有化的同时，激烈地批评列宁将土地分给了农民而没有国有化的做法；她甚至在写出下面我们将引用的文字的同一篇文章《论俄国革命》中，还充分肯定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但是，就是这个卢森堡却在1919年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反自由、反民主的表现和本质作了既生动又深刻的揭示。卢森堡认为，在俄国，命令，工厂监工的独裁暴力，严酷的处罚，恐怖统治，这一切都是治标的办法。达到再生的惟一途径应该是：公共生活本身的学校，不受限制的、最广泛的民主，公共舆论。卢森堡指出：“如果这一切都取消了，现实中还剩下什么呢？列宁和托洛茨基用苏维埃代替了根据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认为苏维埃是劳动群众惟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惟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纯粹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布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不仅如此，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的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60]

通过以上几位思想家的揭示，我们大致已经了解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统治情况和特点；其核心就是取消民主，实行专政。现在需要追问的是：既然取消民主，实行专政已经给俄国带来无穷灾难，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为什么还坚持这样做呢？我们还是用当时思想家们的话来回答吧。考茨基是这样解释的：布尔什维克党把无产阶级专政当成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先决条件，而把社会主义当成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考茨基指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除了把它的权力用来实现社会主义之外，还能用来做什么呢？它必须立即致力于此，并且不顾一切，毫无顾虑地扫清它所面临的一切障碍。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民主同新政权发生了冲突……就不得不用专政来代替民主；这尤其容易做到，因为人民的自由在俄国还是完全新的东西，还没有在人民群众中扎下深根。这时，专政的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这种实际事例的教育不仅应该使国内那些仍然持反对态度的分子顺应潮流，而且应该吸引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者来效法它，鼓励他们去革命。”[61]不能不承认，考茨基的分析是符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观目的的。

如果说考茨基是从积极的意义上解释的，那么，普列汉诺夫则是从消极的意义上解释的。针对当时布尔什维克已经夺取政权，以及列宁的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条件下，可以更快地消灭文盲，迅速发展生产力的观点，普列汉诺夫指出：“列宁实现了政变，把它宣布为社会主义革命，把俄国历史引向错误的死胡同。俄国的发展将因此落后许多年，也许几十年。”普列汉诺夫还指出：“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实施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列宁很清楚这一点。既然如此，布尔什维克除了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就别无道路可走。但是通过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能否迅速发展生产力和建成公正的社会呢？当然不能！这只有在民主的条件下，在自由的、自觉的和结合个人利益的劳动的基础上才能做到。但布尔什维克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皇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62]通过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揭示，我们终于明白了，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在明知取消民主，实行专政已经给俄国带来无穷灾难的情况下还坚持这样做，是为了“使国内那些仍然持反对态度的分子”在慑于专政威力的情况下“顺应（他们的）潮流”；是为了“吸引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者来效法它，鼓励他们去革命”。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都很清楚，“因为他们一实施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在上述主观的动机和客观的情势下，布尔什维克党由于它的本性所决定，应该和能够采取什么方法统治，答案自然不言而喻了。

到现在为止，我们讨论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他们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这个题目下进行的。根据上文初步揭示的材料，我们说苏俄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失败了，而且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失败的典型；这个结论应该是能够成立的。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所作所为，并不都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通过政变夺取政权，他们在取得政权后把马克思的“专政”由“状态”变成“政体”，取消了普选制，取消了出版自由、结社集会自由，实行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和红色恐怖等等，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他们符合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后期马克思主义——的只有一点，即跨过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在村社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然而，恰恰就是这一点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能违背的，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阶段是不能用权力取消的。苏俄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它不是将前期马克思主义——强调“自然历史过程”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而是将后期马克思主义——强调跨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由于走出了这一步，如前所述，就等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人世间的所有邪恶必然由此而生。

苏俄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失败的原因，除了从前期和后期马克思主义对立这种二元论的角度分析外，还可以从前期马克思主义的二元论的角度分析；伯恩施坦就是从这个角度分析的。伯恩施坦认为，布尔什维克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们不能科学地区别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他们在早期的、自然道德化的和形式思辨的社会主义面前干脆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巨大进步。他们从这一学说中抽取了对资本主义剥削倾向的批判，然而他们忽视了其中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必要性的强调，即不承认资本主义企业主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所承当的经济职能，因而竟致直接抑制其有效地为文明进步创造基础的这种职能。”[63]两个角度的分析，异曲同工。相比之下，西欧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成功范例，根本原因就在于，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领袖们将前期马克思主义——而且是“排除还拖在马克思主义身上的某些空想主义残余”的前期马克思主义——西欧化。而苏俄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失败典型，根本原因就在于，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将后期马克思主义——而且是作为后期思想主体的马克思主义，即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峡谷”的后期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在此意义上，我赞成维利·勃兰特的观点：“伯恩施坦战胜了列宁”。[64]而所谓伯恩施坦战胜了列宁，也就是前期马克思主义战胜了后期马克思主义；或者说，也就是前期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倾向战胜了空想主义残余。这个历史功绩应该归于伯恩施坦和考茨基。

作者附记：本系列论文由作者根据本人的书稿《东方在何处——欧洲国家西方化及其启示》中的有关章节改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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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作者简介与联系方式

顾乃忠，男，江苏省滨海县人，前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教授

电子邮箱：naizhonggu@163.com

注释：[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