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国政府)的跨国镇压 以对在华亲属的威胁为主

文章来源:人权观察网站(HUMAN RIGHTS WATCH) 2024年10月10
作者:人权观察
译者:Grace Wang


2022年11月30日,抗议者在东京集会,声援中国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最近发生的火灾的受害者。(2022 Hiro Komae/美联社照片)

2024年10月10日,驻东京的人权观察组织表示,中国当局正试图恐吓/骚扰居住在日本并参与批评中国政府活动的中国人。

中国政府骚扰来自中国的人,主指包括来自于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的人以及他们在国内的家人,其目的旨在为了阻止在日侨民抗议中共政府或者参与所谓政治敏感性活动。另外,中国当局还寻找海外侨民,让他们提供居住在日的其他人士的有关信息。

人权观察亚洲区研究专员葛西彻平(Teppei Kasai)说:“中国当局似乎毫不犹豫地压制移居在日本的批评北京暴行的中国人。日本政府应当向北京表明,它不会容忍中国在日本进行跨国镇压。”

在2024年6月至8月期间,人权观察采访了25名来自香港和中国大陆(含来自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的旅日人士。他们均参与过中国共产党认为对其不利或威胁其一党专政的和平抗议活动,例如:举办公共活动以提高人们对新疆反人类罪行的认识,推广宣传西藏文化,或者组织读书会讨论内蒙古异见人士的著作等等。

受访者大多表示,中国警方已经联系了他们或他们在华的亲属,并且明显向他们施压,要求他们停止在日本的活动。有些受访者甚至还提供了来自中国的微信聊天记录、视频通话录音以及监视器录像,以佐证他们的说法。

一位受访者表示,自从今年(2024年)接到中国当局的电话后,他就不再参加任何所谓政治敏感的现场活动和在线活动。另一位受访者起初表示他愿意接受采访,但之后因担心中国当局报复而又决定不予参加。

有数名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受访者表示,中国当局通过他们在国内的家人(亲属)联系了他们。随后警方很快就通过微信(WeChat)给在国外的他们打电话,要求他们,要么停止在日从事反中国政府的活动,要么施压他们必须提供有关日本维吾尔族社区的相关信息,包括积极倡导组织日本维吾尔协会的成员资料。

另有几名参与推动内蒙古少数民族语言权利与和平自决的内蒙古受访者表示,中国当局通常会透过他们在国内的家人(亲属)联系他们。

一位在日本倡导西藏文化的西藏受访者说,当他们去东京的中国大使馆更新护照时,大使馆官员竟告诉他们必须返回西藏才能办理。一位曾参与了香港人在第三国举办的民主活动的台湾受访者说,中国大使馆多次向他们发出“取回重要文件”的邀请。此二人都表示,他们因担心自己可能被拘捕或面临惩罚都拒绝了中国使馆的建议。

中国当局侵犯了回国的中国公民的权利。2023年,香港警方就曾任意逮捕了一名23岁的香港女子,原因是她在日本留学期间,在网上发表了有关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言论。

在受访中,一些人都表示,他们遇到此事其实并没有向日本警方寻求帮助,因为他们不认为日本当局能提供什么补救措施,反而担心遭到报复,或使自己及国内家人的处境变得更糟。

人权观察组织分享了其调查结果,并致函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寻求置评,但大使馆尚未回应。日本外务省对此也未发表评论,日本警务厅也没有回应人权观察给他们的致函,该信要求提供有关日本警务厅对中国在日镇压行为(即中方针对旅居日本的中国人进行恐吓镇压行为)的应对措施(或方案)。

事实上,近些年来,日本政府对中国政府的人权侵犯已越来越直言不讳,包括向中国官员提出这个问题,并在国会通过决议来监督这些案件。

“跨国镇压”一词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指国家行为者跨越国界压制或扼杀/噤声异见人士的举措。而居住在另一个国家的国民或前国民、侨民社区成员以及流亡人士,尤其容易受到这种行为的伤害。

人权观察组织表示,日本政府应当认识到中国政府镇压海外华人所造成的威胁,并建立日本居民举报此类事件的制度(或投诉机制),来帮助保护他们的基本权利。这一制度应该对个人隐私提供适当的保障,以促进对违反日本法律的案件展开刑事侦办,并保护已联系当局举报可信案件的人士免遭驱逐出境和引渡。面临这种压力的人应当被告知,其有权寻求庇护或其他形式的保护。日本政府应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对日本居民的监视和威胁。尽管在6月26 日,日本与来自各地区的54个国家一道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谴责“跨国镇压”,并承诺追究加害者的责任,但日本还应与其他政府和联合国机构协调,以保护那些在本国处于危险之中的人。

葛西彻平(Teppei Kasai)说,“日本应检讨其政策,建立支持机制,以帮助那些面临中国政府骚扰的人”,“日本应尽快建立一个全国性系统,调查跨国镇压案件,并适当保护个人隐私。”

有关中国政府骚扰旅日中国公民的部分报道,请参见下文。

(为保护他们,受访者的姓名、日期和个人信息已被隐瞒)

一、向在中国的亲属施压

A.B.来自中国北方的内蒙古地区。在那里,少数民族蒙古人主要讲蒙古语,占全区总人口的 17%。A.B.于2018年来到日本工作,他说他参加了在日本的和平抗议活动,以反对中国政府在学校用普通话取代蒙古语的政策。他说:

“针对语言问题,我觉得如果我自己什么都不说,我们 [最终] 将无能为力,所以我开始表达我对中国政府、反对北京的看法……起初,我没有透露我的名字和面孔,我戴着口罩。我的亲戚很担心我。我不确定自己的未来,我也没有能力去思考它……但我最终在日本找到了一份工作,就在那时,我公开了我的面孔和名字。”

自身份公开以来,A.B.表示,内蒙古当地公安局的官员(即中国警方)曾到他亲属家里调查,但他的亲属并不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两段 CCTV 视频均于 2022 年同一天拍摄,由A.B.提供,并经人权观察证实这是在内蒙古拍摄的。视频显示一辆鸣着警笛、标有“公安局”字样的警车驶向他亲属的家。三名男子(其中一名男子显然穿着当地公安局的制服)进入A.B.亲属的家,几分钟后,有人看到这三名男子把A.B.的亲人带离了家:

“那些警察对我的亲属家人们说,他们想就一些照片问几个问题,但不能在那里当场给他们看,所以让我的亲属必须到附近的公安局走一趟。警方向我的亲属展示了一个[在日本]的内蒙古团体在网上发布的照片​,并说我在里面。我的亲属就说这些照片可能是伪造的。”

随后,A.B.表示,当地公安局要求他的亲属签署文件,声明 A.B.不会参加日本的任何抗议活动,但他们拒绝这样做。A.B.说:

“当时,我的亲属家人向[当局]表示他们不认得这些汉字……[我的亲属] 当时告诉我,签这些文件可能对我不利,因为我正在参加抗议活动……(其实)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知道文件上的内容。”

A.B.说,虽然他不认为参加抗议活动有什么错,但有时他也感到害怕。最糟糕的是,他说,当地警方因为他在日本的活动而盘问和威胁他在内蒙古的亲属,他感到内疚:

“在日本,人们与警察打交道是常有的事,包括丢失财物。但在内蒙古,除非发生严重事件,否则你不会与警察打交道。我的[亲属们]告诉我,他们害怕[来自警察的]压力,这对我来说很难受。”

F.G.也来自内蒙古,他在日本生活了大约20年,自2000年代初以来一直参与公开抗议活动。他说,2019年,当他准备抗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日本大阪的G20国际峰会时,中国警察找上了他家乡的亲人:

“他们恐吓我的亲人,让他们告诉我,我正在犯下反国家罪行。他们记下了我所有亲戚的联系方式。我的[亲人] 很害怕,就对我说:´因为你,这么多警察来我们家。我们的[亲人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你能不能别再这样了´……从那时起,我的[亲人]就跟我断绝了联系。”

R.S.于2000年代初从新疆移居到日本,并在2009 年开始参与抗议中共的活动。从那时起,R.S.称中国警方多次联系他在新疆的亲属,亲属随后就电告他停止在日本的活动。R.S.是说,这种骚扰给他的家人带来了精神上的负担。2024年初,新疆的一名警察再次打电话给他在家乡的亲人,盘问他及他在日本家人的详细情况:

“他们打电话给我的[亲戚家人],询问我们住在哪里、在做什么等细节。……我的[亲人]惊慌失措,(对我)说:“我们已经告诉过他们一次了,这还不够吗?他们还想知道些什么?”他们又给我[亲人]打了两次电话……显然,他们用一种粗暴的方式跟我的[亲人]说话,我的[亲人]无法忍受,所以[亲人]把手机扔了,摔成了碎片。”

同样来自新疆并于2000年代初移居日本的S.T.表示,他从 2008 年开始私下支持当地的一个倡议团体,以提高人们对新疆人权问题的重视。他说,他经常与家乡的亲人们保持联系,但2017年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当时他的亲人们突然开始要求他回家。S.T.说:

“有一天,我又和一位[亲人]通电话,当时拒绝了他让我回家的请求,一名警察就立刻接了电话。他告诉我:´听你[亲戚]的话,否则我不能保证你的家人会怎么样´。那时我才意识到他们是被迫叫我回家的。”

S.T.说那是他最后一次和那位亲属家人通话。后来,在2018年,S.T.说有一名警察在微信上多次给他发信息:

“我问他:´你想要什么?´他说:´不要这么消极,要对中央[中国]政府表现出忠诚。……如果你提供有关日本活动人士的信息,我可以很快解决有关你家人的问题。´我告诉他:´我不会和阻碍我家人联系我的人合作,所以不要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挂断了电话。”

在与这位警察接触后,S.T.说他尝试再给亲属打电话,结果没人接。他认为他的亲人是因为害怕接到境外号码打来的电话。

二、限制行动自由

A.B.说,中国当局限制他亲属的行动自由,应该是因为他们与A.B.有关系:

“去年(2023年)5月,我邀请我的[亲属]来日本,所以我让他们办理护照。他们去了当地公安局,当他们把我的名字输入系统时,系统里马上跳出了“国安重点人员”的红标。……结果他们无法办取护照。”

2024年,A.B.称中国当局再次阻止他的亲属获得护照:

“当我的[亲属]家人发现他们的护照不被签发时,我想他们一定哭了。所以我告诉他们,你们不需要来[日本]。我告诉他们没关系。那时我才意识到,也许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是在2018年,是在我来日本之前。”

A.B.说,他不能回内蒙古看望家人,因为他认为中国当局会拘捕他:“如果我回去,我就会被拘留,所以我没有任何计划,这是我所担心的事情……我的[亲人]告诉我,‘如果你被抓捕,我们就会自杀。’”

三、针对常见活动的挟制

中国当局一直在针对并试图取缔日本常见的活动,比如读书会。一位来自内蒙古,现居日本的J.K.就说,2024年,他组织一个读书会,开始关注内蒙古一位学者和活动人士所著的一部书,之后,他家乡的一名警察就找上了他的亲属。他说:

“警察告诉我的家人,说我参加了一个读书会,讨论内蒙古一位著名学者和活动家写的一本书,但这是一个´反华´性质的聚会。……我的家人们就非常紧张,问我为什么不专心做研究,为什么要参加´反华´活动。他们问我是不是´汉奸´,我就很生气地说:´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呢?´,于是我们争吵起来。我问我的家人:´我在这里违反了哪条法律?´他们告诉我:´讲法律没有用,如果[中国]政府说谁是坏人,那谁就是坏人!´,并且他们说,他们只想过安稳日子,让我不要再做任何冒险的事了。”

后来,同一位警官在微信上加了J.K.:

“我在微信上和他聊天。我问他:´你想谈什么?´他就说´聊一聊。´我就说那你问吧。他说:´这个读书会是你主办的吗?´我回复说是我主持的。他就说我应该假装没主持,然后叫我用书面形式写下来,声明我不是主持者。这名警察还告诉我该写什么。”

由于担心国内家人的安全,J.K.就在微信上向那位警官发送了一份书面声明。J.K.又说,警官实际上是想要他监视别人,包括参加活动、拍其他活动人士的照片,向他提供和发送这些信息等等,但被他拒绝了。

J.K.还说,他没有就此事情求助日本警方,因他担心情况会变得更糟,他家乡的亲属可能会面临报复。

四、压制言论和集会自由 

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X.Y.表示,他于2023年移居日本,因为他感受到中国政府对艺术界人士的压制日益加剧。

X.Y.表示,在他移居日本后,一名中国警察2024年联系了他在中国的家人,要求提供他的微信帐号。由于担心家人的安全,X.Y.告诉家人就让警察直接跟他联系。他说:

“(警察]最初打电话给我国内的家人。我的家人就问我:´你知道公安机关为什么要你的电话号码吗?´当时,当局并不知道我在日本,所以他们以为我和我的家人在一起,就打电话给我家人。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故意恐吓我的家人,但这对他们确实构成了影响。”

随后,一名警官就用微信联系了X.Y.,要求他不要参与某些网上活动(出于安全起见,活动名称保密)。X.Y.表示,这通电话改变了他在日本的行为,而且至今他仍担心在国内家人的安全。他说:

“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接到过他们的电话,但我认为这是因为我停止上传有关敏感话题的资讯并自我控制了自己的活动参与。……至今我仍受到影响。因为我的家人在中国,所以难保他们不受到威胁。……虽然我来到了日本,但我认为我的言论自由并没有得到保障。”

对此,X.Y.说,他没有向日本当局寻求帮助,因为他认为这可能会让他的家人面临更大的中共当局报复的风险:

“即使有求助电话,我想我也不会去用。因为我的家人还在中国,日本警方不会对中国公安机关做什么。如果我与日本警方协调配合,或者是不接中国当局的电话,那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我不知道下次等我回国探亲时会发生什么。”

2022年11月下旬,中国许多城市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手持白纸,抗议政府的“清零”政策,甚至有些人发出了反共反独裁声音,后来被称为“白纸抗议运动”(简称白纸运动)。中国人在日本也举行了类似的抗议活动。参与组织东京抗议活动的M.N.说,他在一次集会前接到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一名官员的电话,要求他取消抗议活动。M.N.讲:

“当´白纸抗议´在中国发生时,我们决定也在日本组织抗议活动。……中国大使馆看到了有关活动的海报,他们就打电话给我,要求我停止举办。……后来,他们又打电话给我当时就读的日语学校,要他们阻止我的行动。……我的老师因是来自于中国,他就告诉我,´请停止任何政治活动,要不你就自己退学。´……我退学了,现在就读于一所职业学校,学习互联网技术。”

这位因参与人权活动而曾在中国被拘捕多次的M.N.说,自从2022年他移居日本后,一名警察“拜访”了他在中国的家人。2022年底,警方还直接通过微信给他打电话。M.N.向人权观察提供了他与两名男子(实为警察)之间的视频通话录音,其中一名男子穿着警服,上面有明显的6位数警号。警察问 M.N.是否还在日本、他的学习情况,以及他在社交媒体上的活动。他们告诉他应该“专注于自己”和“好好学习”。M.N.说:“和警方通话之后,我的家人就打电话告诉我,让我停止参加抗议活动,专心学业,考上日本的大学,不要再参与任何政治敏感性活动。”

(完结)

原文链接:https://www.hrw.org/news/2024/10/09/japan-chinese-authorities-harass-critics-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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