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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手里的书，掩卷深思，我更加怀念现在依旧押在大陆监狱里的阿海，漫长的十年刑期，他能熬得出来么？况且就算他熬到了刑满之日，那个徐明的先例，也是深深地镶嵌在我的脑海里了，想到此，年过古稀的我也不禁无语哽咽了……

有一种天生在丘吉尔基因里的东西，依然顽强。一时行动迟缓，不是因为胆怯，是因为对盟友的过分信任，产生了依赖感不设防，因而被动。当他们看见：盟友也可能背叛，盟主不愿再担当责任，那个崇尚骑士风度的，人类现代文明发祥地的欧洲，会重新振作，再次复兴。自由世界的领袖，更不必终身制。历史在呼唤新人。全世界都看着你们，欧洲人！

我多少次躲过了死亡的威胁、躲过牢狱之灾，躲过车祸和凶险的病情，躲过了小人的构陷和有司的罗网，一直活到六十岁的今天。而王海云律师，却于2011年——我出国三年后，倒在了法庭的辩护席上，正如1996年一位同行预言的一样。

中国古话说“国家不幸诗家幸”，现在，这句话应该改为“天下不幸诗家幸”。 甩掉了群体喧嚣，海外诗歌只能是倍增难度的“一个人的诗歌”。这给海外华语诗人提出的要求，首先在定力和耐力上。

我觉得不可思议，这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呀——两个来历不明的孩子，身世如此怪异。

2025年3月16日，我和陳竹奇都參加了野百合學運夥伴們在臺北的紀念座談，陳竹奇語重心長地表達了以下的觀點，以此鼓舞年過半百的大家繼續為臺灣民主奮戰。他是這麼說道：「臺灣是一個非常時期的國家，國家生存危機在於面臨一個強大的敵人及內在潛在的內應。臺灣是一個民主國家，對內訴求民主價值以獲取國民認同，對外以民主的價值建立同盟關係，民主無法被取代，也不能減損。對一個國家而言，這是一個兩難，即維持民主體制，並同時對抗一個極權國家的侵略及其內應。期待大家共同努力思考並提出對策。」這裡道盡擁有民主運動者、社會科學學者和文學創作者多重身分的他，終其一生的思考和追求。

我们是如何变得如此粗糙，粗鲁，粗鄙的？在木心款款而来、而立、而坐在我们中间之前，我们为何对自己的粗糙粗鲁粗鄙蒙然无知？为什么连所谓的文化人，也一身的流氓痞子气？为什么成群结队的艺人、学者、为人师表者，争先恐后对权势膜拜、下跪？为什么当今的文人码出的方块字，散发着越来越浓烈的铜臭味腐尸气？

这个案子的胜诉，并没有让我洋洋自得，反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惆怅和尴尬，因为我知道，此案仍然和四方那个案子一样，并不是靠我的能力实现了司法正义，而是案子背后的某些东西。而这正是让我心有不甘的。

我明白，
他们也遗失了同样的东西。
但与我不同，
他们已经放下，
不愿再去找寻。

从1997年开始，新刑法实施，增设了辩护人伪证罪，去年在北京受训的时候，专家特别提醒，这项法律一旦实施，会有很多律师触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