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北京下岗工人廖丹,妻子患尿毒症,半年花光所有积蓄。为让妻子先不死,廖私刻公章到医院给妻子做了近4年的“免费”透析治疗。他在庭审时掩面而泣说:“被逼的没办法了,只为妻子能先不死,她病成这样,我总不能掐死她。”廖称愿意卖房退赔。近日拿着珠海市政协委员陈利浩捐助的17.2万元,到北京东城法院偿还了所有的赃款。目前尚未判决。

  在廖丹身上,仿佛看到法国伟大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同样有着有悲惨的遭遇,美好的爱情与来自民间的善行。

  十九世纪的巴黎,冉•阿让为了挨饿的孩子去偷面包,结果被饱食终日的法官判处19年的苦役。出狱后冉•阿让被米里哀主教收留过夜,偷走了银器潜逃,被警察捉回。主教声称银器是送的,包庇了冉•阿让。冉•阿让受到感化,化名马德兰,洗心革面奋发向上,十年后成为成功商人并当上市长。在此期间,冉•阿让得知了妓女芳汀的悲惨遭遇,并承诺照顾她的私生女柯赛特。

  可能是从小父母离异,亲友因病疏远,廖丹带着一层对人缺乏信任感的盔甲。冉阿让因为偷一条面包救济7个外甥而坐牢十九年的囚犯,原本只判五年徒刑,但由于他并不信任法律,屡屡越狱以致罪刑加重。

  廖丹的故事告诉我们社会保障体系是如何吞噬一个生命乃至一个家庭的:干部病房占医疗投入的大头,而老百姓拿不到医疗救助甚至还要成为医院捞钱的肥羊。社会自发捐助,且不说是杯水车薪,都害怕红十字会大幅度消耗和“郭美美”们的分享。廖丹案件给政府一个巨大的道义压力就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穷人不至于走投无路,病有所医,难有所济,老有所养。


紧急避险来抗辩

  人心并不似铁,而官法如炉。审判廖丹的法官称,廖丹没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无法对其作出过轻的判决;廖丹退赃属于从轻处罚情节,可在基准的3到10年量刑区间内,最多减少30%以下刑期。

  在中国法律体系中,有一个强大的禁区或禁忌,那就是对国家权威的膜拜,如国有资产神圣绝对不可侵犯,自然法在这里失效。十来年前,行政法泰斗最高法院原副院长罗豪才教授到福州大学做讲座,我提问说,如果是政府或者部门违法,公民能否进行正当防卫,罗豪才教授回答说,行政权力效力既定,具有优先权,不能正当防卫。

  有一个强大无比的豁免理由放在法官面前,审判廖丹的法官是看不见的。我国刑法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应该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妻子的生命危机面前,廖丹退无可退,只得铤而走险,符合“紧急时无法律”这句古老的刑法格言。其基本含义就是:在紧急状态下,可以实施法律在通常情况下所不能禁止的某种行为,以避免紧急状态所带来的危险。

  紧急避险要具备以下条件:一、紧急情况。刑法的禁止性规范是以一般人的思维在一般情况下所设立的,但现象总有例外和一般之分,在例外情况下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便难以遵守针对一般情况下所设立的法律规范,所以在紧急例外情况下,人们的特殊行为就可以使其合法化来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合法利益。二、迫不得已。即要求行为人实施该行为必须是在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实施的情况下为了保护最大合法利益的唯一方法。三、所保护的合法利益大于损害的合法利益,不能是等于或小于。


生命权高于财产权

  我想起了电影《疯狂的石头》的结尾,在地窖中饿了几天的黑皮,手都在打颤,看到新鲜的面包,嘴唇又打颤了,但无奈黑皮没钱,只能露出自己的本行盗窃面包来。

  还可以用生命权高于财产权民法原则为廖丹辩护。在西方法律传统中,生命权高于财产权,这是一种自然法。黑格尔认为,反对把生命权牺牲给所有权,这意味着,反对一个更大的违法,反对权利更大的侵犯。

  独立、自由和民主的价值,必须有一个物质上的前提条件,就是个体生命的延续。没有这个的人,一切都是空中楼阁。这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没有人能够否认。黑格尔把民族国家当作一个城邦,因为在城邦中参与政治、获取政治自由的前政治条件,例如生活资料的取得,对于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尤其是底层的个体,具有很大的制约作用。

  在市民社会中存在着最残酷的不平等,因此在这个基础上就认为没有承认贫困的人没有生命权,是黑格尔所反对的。黑格尔认为“不法”成为极端需要的权利,成为有饿死危险的人的权利,他们不仅有权偷面包,以使自己活下去,他们还有“绝对的权利”去侵犯所有权,违反“不能盗窃”的法律规范。

  黑格尔所致力于维护的,并不是贵族阶层,或者中产阶级的自由,而是共同体内所有人的自由。那么底层如何获得生活资料、实现自我保存、解决参与政治的物质性约束,成为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黑格尔以极大的力量为“非法”辩护,捍卫底层民众的生命权。黑格尔的政治方案是在自我保存的前提之上,规定各种开放性的政治经济权利,供底层获得公民资格和上升空间。这就体现为英国式的市场经济和政治自由。

  这并不是黑格尔一个人绝望的抗争,而是西方强大无比的传统。托马斯.阿奎纳捍卫过这种自然法教义,即在极度贫穷时偷窃是允许的。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重新诠释了18世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在极度贫困时所有财产权失去效力。康德在《永久和平》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美国著名宪法学者的斯蒂芬.霍尔姆斯的《反自由主义剖析》专门一节的标题就是“持久的饥饿问题”。


普遍现象

  在黑格尔的很多著作中,庄严宣布“一个快要饿死的人有绝对权力去侵犯另一个人的所有权”。这种“不法”成为那些有饿死危险的人权利。他们不仅有权偷面包,以使自己活下去,他们还有“绝对的权利”去侵犯所有权,违反盗窃的法律规范。这不算任意和暴行,而是对一个更高的权利的肯定。

  雨果《悲惨世界》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来自这样二件事实:1801年,一个名叫彼埃尔•莫的穷苦农民,因饥饿偷了一块面包而判五年苦役。大规模贫困是社会现实,而不是艺术描写。贫困是黑格尔时代的大规模存在,决不是偶然的特殊的例外,是刑法体系必须面对的漏洞之一。

  市场经济本身带来各种无法自动恢复的失衡,例如经济大灾难。整个经济服从失衡规律,而这种失衡悖论来源于最贫困人口所达到的贫困现象。

  这是市场经济逻辑本身的必然后果,还不是因为非市场经济因素造成的。用市场经济的理想美好并不能回避这些残酷的现实,只会造成一个收入不平等而导致消费不足的恶性循环,这是没有出路的。

  而目前找到的,不知道是不是“出路”的出路,例如福利措施,又与市场经济的理想冲突。强制富人维持穷人的生活,例如英国的济贫法,穷人得到援助,就从社会中被排斥出去,重新回到过去的依附地位的可能性。

  因为市场经济的理想是,只有依靠本人的独立劳动,劳动者才能成为社会的一员。不劳动者不得食。市场经济本身是从物质上造成穷人的贫困,从而排除出去,而补救措施则是从精神上造成穷人的贫困,也同样排除出去。这是双贫困。

  在黑格尔看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纠正市场的自然后果,不是通过一种中央调节行动来平衡自发的经济干预。这些行动是把政治行动简化为经济干预,是一种下乘的做法。黑格尔真正关心的是,从政治上建立市场,在政治上审视公民社会,从而打开可能性和希望,承担普遍化的实现任务。普遍化就是在法律之中的个体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合一。黑格尔使经济从属于政治,从而超验地提供治疗公民社会内在疾病的可能性。

  英国式市场经济早期的奠定,与二十世纪的福利国家,都可以看到黑格尔“不法”问题的重要性。市场经济的初衷是为了大规模提供食品,来避免“不法”问题对自由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冲击,福利国家甚至在市场经济初衷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用制度方式将其确立下来。“不法”问题始终威胁现代社会,这种危机需要直面来应付,而不是用残暴的镇压加以解决。

原载作者博客
2012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