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银波：站着死，不跪着生——血荐轩辕刘文辉

图：作者与刘文忠在香港相聚

　　45年前的3月23日，上海文化广场的公判大会万人聚集，三十而立的刘文辉即是头号被枪决者。45年后，也是三十而立的我，在香港获赠以血泪写就的《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而当面赠我书者，正是这本书的作者——刘文辉的九弟刘文忠，即书名所言的“同案犯”，他蒙遭牢狱之灾十三年。与刘文忠在香港相处两三日，已大致感受到其作为当事人的痛彻心扉和宏观视野。回大陆后读罢全书，更感胸中热血沸腾，全身颤栗。这种震撼，不仅基于刘文忠笔下的恐怖岁月何等疯狂，何等惨无人道，何等苍天无眼，更基于他的三哥刘文辉这个仅仅只有初中文化的硬汉，在那个汪洋死水的年代，思想境界竟能攀越到如此高度，与同时代人的差距拉得如此之大——即使以今日时局来定断，他也必属国家安全部门重点盯防的对象。这个人，看得太远，又心同言、言同行，精神气度与谭嗣同无异，与日本人所倡的武士道亦颇接近，毫不顾忌地死，毫不犹豫地死，不做顺民，甘当义士。义、仁、勇、诚等品格，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同是民主自由的追求，同是疾恶如仇的脾味，同是压不垮灭不熄的斗志，同是三十而立但一天比一天更感时日无多的青春，刘文辉血荐轩辕，而我此刻还活着。这条路何其漫长艰难，心中已有数。回望刘文辉就义前十年，仅仅20岁的他就被打成右派，从此一直在压迫、监控、非议、歧视中自强不息，他在教会学校上过学，有英文功底，广览书报，常听境外电台，密切关注时局，任凭风吹雨打，一心飞蛾扑火，以卵击石。他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写于1966年的文革之初，不但反文革，而且反毛泽东，不但反毛泽东，而且反毛政权，不但反毛政权，而且呼吁抗暴，不但呼吁抗暴，而且主张军队与干部站在人民一边，夺取武器，占领党政军警、机关、监狱、机场、码头、电台、报社……其政治诉求的最危险处，是武装抗暴，推翻毛政权。就算此举不成，他也预言今后的现实主义领袖必将清算文革、清算毛泽东，而军队也必须国家化，经济建设势必打开国门，开展洋务运动，即改革开放。

　　刘文辉15岁以后就成为普通工人，嗜书如命，人文社科功底扎实，又频频获悉境外诸报道，与眼前局势两相对比，比绝大多数中国人看得更穿。他策划偷渡他国申请政治避难，被揭发后被打成反革命，但心火燃烧，继续抗争。他历数五七反右以来所有政治运动，对阶级斗争早就批判得体无完肤，称其为幌子，而实质是毛泽东铲除一切异己，行极权专制统治。如果说仅仅是分析时局，头脑里想想，对少数几人说说，偶尔躲起来写写，倒还算了，最多被他人揭发而遭殃——那时许多文革受难者是真心崇拜毛泽东或偶有怀疑，结果亦遭横祸。但刘文辉与绝大多数政治犯不同的是，他是从根本上，且相当系统地彻底否定毛泽东及其执政方针，绝不甘心把这一切埋在心里任其烂掉，而要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扩散到整个社会，意图激起各界响应，形成风潮，以抵制强大的文革风暴，进而逼迫发动文革的毛政权下课。最极端之时，他心中甚至萌生“荆柯刺秦王”之念，若有机会刺杀毛泽东，他绝对赴汤蹈火。当老舍投湖自杀，他却认为，人就算要自我了断，也要了断得惊天动地，不如到天安门自焚，以唤醒芸芸众生。

　　如此血性男儿，有知识，有胆魄，有毅力，敢牺牲，敢号召，敢舍我其谁，历朝历代都颇为罕见，文革中刘文辉算是第一人，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到第二个。这个第一，不是单指他是第一个被公开枪决的文革抗暴者，更是指他抗暴的激烈程度，足以称得上“革命”二字，亦即当一个政权无法无天地践踏人民、祸乱国家，人民生不如死，国家满目疮痍，一个个怒火焚身却只能沉默等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揭竿而起。他的这种揭竿而起，不是嘴上说说，纸上写写，而是基于大量研究之后发现别无他路，只此一条，于是形成纲领性的讨毛檄文《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可以想象，倘若当初刘文辉让刘文忠将这篇《驳》文抄写十四份之后，尚能深思熟虑地制作更精良、更保险的扩散方案，就算最终被查获，但公安机关破案时间拖得越长，刘文辉必然越激进，其接下来留下的文字或事迹，也将绝对超越《驳》文的层次。当时的刘文辉，在思想上已经被逼到了一条不走都不行的道路，左边、右边、后边都没有了路，只能沿着《驳》文的反抗层次，勇往直前，杀出一条血路。

　　但刘文辉低估了政府，也高估了人民。那是一台台绝对忠诚于毛泽东的国家机器，也是一个个深感思想有罪的大脑已经停止转动的苦命人，谁也保不住谁，更别提揭竿而起这种肥皂泡一样的梦。他和帮他投寄信件的刘文忠，皆被迅速逮捕、判决。从进看守所的第一天起，刘文忠就再也没见过他三哥，但他书里叙述的一个场景引起我的注意。我想，当时应该是审讯者先审问了刘文辉，将其带走后再找刘文忠。刘文忠一进审讯室，看到的是砸烂的茶杯，东倒西歪的桌椅，由此可以断定，之前审讯者与刘文辉之间肯定发生了相当激烈的肢体冲突。被捕后的刘文辉，一直像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那样，哪怕自己已经伤痕累累，被黑牢迫害得只剩一身皮囊，但是仍然血气方刚，反正横竖都是死，不如死得像条汉子，才懒得跟你翻来覆去交代案情，不如把你们这些文革罪人一个个批判得入血入骨，就算我刘文辉血洒大地，你们今后做梦都会梦到我恨不得把你们杀得一干二净，让你们记住我布满血丝的圆睁双眼，记住我死到临头还没把你们这群吃人不吐骨头的民族败类、朝廷鹰犬放在眼里。就像刘文辉在血写的遗书里慷慨陈词：“我斗争很激烈，我当然立志于将头磨钝屠刀，把血溅污道袍，也即站着死，不跪着生，这是宗旨。”

　　文革结束后，那么多冤假错案，但凡与文革沾边的，大都被平反。就连“遭到空前未有的惨痛无己的迫害与折磨和镇压”的林昭，即使令毛泽东龙颜大怒，也在1980年即将结束时被平了反。但刘文辉的大案，由高层主管，因案情过于敏感，一拖再拖，主意太难拿定，一直到1982年才宣告刘文辉无罪，且在判决书里说“其余思想认识与教育问题，均不构成犯罪”。其之所以被平反，主要是因反文革，对文革的极左路线不满，是路线斗争，却不敢深究刘文辉视毛政权为敌人的思想资源。至于所有涉案言论，一概封存，视作机密，解密之日遥遥无期。当初直接将刘文辉置于死地的人，所谓“四人帮”中的其中三人（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有参与，他们把刘文辉第一个拉出来进行万人公判，而后残忍杀害，这也足以证明刘文辉的抗争已经到了敌我斗争层面。据目睹过刘文辉被公判的人说，他当时嘴里只能发出“呜呜”之声，极可能下颌骨已被卸去。在他死后，没人敢去要骨灰，至今坟墓里埋的，也只是他的衣冠。这个人曾经如此真实地存在过，抗争过，但他的牺牲换来的，却是至今大多数人对他的陌生和遗忘，以及统治者对其民主思想的恐惧。好在网上有极个别人发出感叹，“应该在上海文化广场为反文革第一人刘文辉塑碑纪念”，总算石头投江，有点回声。

　　刘文辉的思想在文革中过于领先，由此成为先烈。如果这样的人在那时不死，“忍”功必须一流，要跳出四极八荒。他没有忍，非但没忍，思想还一日千里地激进向前。他的孤独郁愤，他的满腔热血，他的想让一盏微弱孤灯照亮漆黑中国的远大理想，全部被剿杀得干干净净，连骨灰都不剩，一切烟消云散。他的亲人对于他的死亡之路，非常自责，倘若那时早知道他居然已经激烈到倡导武装抗暴的程度，一定会把他说服，哪怕哭着跪着求他，哪怕把他捆起来、关起来，也绝不让他动笔，更不会让他嘱咐腿有残疾的九弟到杭州去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这一家人，祖祖辈辈为国为民，无怨无悔，多少被救助的人应该感谢他们啊。他们支持抗日，他们帮助共产党，他们救济穷人、流民，他们不去台湾、香港，他们甚至让老二跑到朝鲜打仗还身带战伤，这些他们都不图回报。可是，怎么一家人就出了三个阶级敌人？父亲刘宗汉被整得双目失明，老三刘文辉血荐轩辕，老九刘文忠被关看守所、被监视改造、被判入监、被送进农场石场长达十三年。这笔血债实在太深了，深得就算偶尔想起来也如割疮挖肉。这教训乃是何等深刻，难道中华民族每一次艰难的进步，都必须以牺牲自己最优秀的儿女为代价吗？

　　好在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刘文忠2004年毅然关闭三家公司，余下公司由儿子打点，从此再次从血海里掏出文革岁月留下的所有记忆，著书立说，环游世界，誓要把风雨人生路阐述得透透彻彻，将往事与今天、中国与海外的所有苦难和危机，都一一写尽，继承刘文辉遗志，留下了巨大的精神遗产。好在刘文辉的大案，就算在今天也可能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但在30年前仍然被宣告无罪，而30年后也越来越被人所知，颇受瞻仰。好在事实证明，无论一个国家被劫持、被毁灭到何等程度，始终有最无畏的勇士敢于站出来向大厦将倾的危难发出呐喊，这是这个民族终究难以被压迫至死的希望，也是那个年代之于今天还为我们及后人留下几许颜面的光辉。好在我这样三十而立的人，在说不清是上帝指引还是机缘巧合的时候，面对面地相逢65岁的刘文忠，把目光投注到那个舍身取义的三十而立的思想先行者刘文辉，让我感同身受，无数个瞬间看到了我自己的来路与去路，也无数个瞬间被点醒了一条领悟：民主政治，尤其是中国的民主政治，今天行动，明天不一定有效果，也许30年、50年甚至100年以后才看得到曙光，孤独是必然，坚持是必须，胆魄是必定，就算临死前都看不到希望，但灵魂深处一定要想到将来，所以要起而行，从当下做起，从我做起。

　　（作者为作家兼签约公益歌手，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九年）

《公民议报》首发
2012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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