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香港的占中运动定义为一场革命，甚至为它取了一个非常诗意的名字 —“太阳花革命”。香港的的占中运动，是“公民抗法”的对法律的不服从运动，远不能称之为“革命”。在占中运动中，香港公民使用太阳伞抵挡警察的胡椒水和催泪瓦斯，太阳伞成为这次占中运标志性符号，但是，从运动发生的起源、过程和性质来看，它不是一场革命，而是“非暴力、不服从”的公民抗法的社会运动。其实，早在占中活动发起阶段， 2014年9月4日，自由亚洲电台一篇题为《香港公民抗命正式拉开序幕》的文章，就为这次占中活动定下了“公民抗法”的基调。
与革命不同，“非暴力的公民不服从” (nonviolent civil disobedience)的公民抗法采用“非暴力”手段作为抗争的武器。“非暴力的公民不服从”哲学源于美国十九世纪哲学家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非暴力的不服从抗争哲学》(Philosophy of nonviolent civil disobedience)一书。《非暴力的不服从抗争哲学》的中心思想是：我不和你硬干，但也不听你的指使。有人评价说，“这是人类史上所向无敌的最高段数的政治斗争策略，除非不用，用之则无坚不摧，无敌不破，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失败的案例。”洛约拉大学法学教授比尔·奎格雷说，“历史上最受欢迎、带来变革最大的公民抗法运动都是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的。”
“非暴力的公民不服从”这个政治理念的精髓，不是不用暴力，而是用被动的“暴力”，这种“暴力”，也可称为“消极攻击”。人类的攻击行为，有两种：一种是主动攻击，一种是消极攻击（passive aggression）。消极攻击与主动攻击是相对应的两个概念。消极攻击行为不是公开的攻击行为，而是用消极的、被动的、不服从、不合作等方式攻击对手。公民抗法，就是一种典型的“消极攻击行为”。
公民抗法的目的，是要以“消极攻击行为”挑起执法者的“主动攻击行为”。以被动的抗法行为或有意的不法行为挑起执法者的主动攻击和暴力。奎格雷说：“假如在人们从事的非暴力公民抗法运动中，政府作出过度的反应，并且在其中扮演了坏人的角色，这往往成为公民抗法者揭露社会不公正的最佳办法，因为公民抗法的核心就是挑战社会不公正。”
公民抗法是一种合乎道德但不合法的攻击行为；它攻击的目标是具体的法律，而不是具体的人；被动型攻击，目的是激起执法者应用法律手段，采取暴力行为，对示威者采取主动攻击行为。比如，把没有得到集会许可的游戏示威群众抓起来，对示威者发催泪弹和喷胡椒水。因为消极攻击采取非暴力的手段，相比较，政府以暴力手段对付非暴力的示威者，等于把道德的制高点拱手送给了示威者。
虽然公民不服从采取非暴力的方式，但是，公民抗法是因为反抗不公正的法律而不惜触犯法律。非暴力不服从的公民抗法，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行动理论，既要非暴力，也要不服从。不服从的抗法行动是以非暴力为前提；非暴力是以不服从的抗法为目的。仅仅有非暴力，达不到街头群众运动需要达到的目的。必须有不服从的集体的抗法活动。“不服从”也不是消极的街头运动，而是一个有独特政治诉求的、有严格计划的、并且有统一行动的公民抗法运动。
政府的职责之一，是维持社会秩序。政府必须根据现存的法律—无论是良法还是恶法，对示威群众施行“合法”的暴力，否则，政府就必须面对立法者的问责。公民抗法的群众街头抗争，不是推翻一个国家政权的革命。相反，公民抗法是通过违反不公平的法律的手段推动建立更为公平的法律。西维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查尔斯·迪萨尔沃(Charles R. DiSalvo)说，“虽然公民抗法者反对某项法律，但是，他们并不反对法治。相反，为了表示对法治的尊重，他们心甘愿意接受因为触犯法律而受到的惩罚。” 公民抗法，不适用于任何形式的革命。
在革命的过程中，发起革命的一方，不占据物质供给、组织动员和军事力量的优势，只能追求速战速决。因为，革命追求的推翻政权，改变社会制度的巨大的社会工程，速度是革命的第一要素，革命的目标越快达成越好；同时，革命是一个利益集团推翻另一个利益集团的行动，必然涉及被推翻的集团的负隅顽抗；因此，不流血的革命，不是革命的常态。“天鹅绒革命”或“茉莉花革命”的例子，不能作为典型的革命样板。
革命的结果，往往是推翻旧政权。革命的目的是对社会结构的瓦解和破坏或者重建，革命的目的不是人心改良和社会改良。因此，获得新政权的利益集团，在制度上、法律上甚至是组织上，不可避免要回到被推翻的利益集团的旧的模式。希望通过革命改变制度的方式获得社会制度进步的民众，结果发现，革命后新建立的制度，由于经过暴力革命的洗礼，往往比旧的制度更邪恶、更残暴。
社会变革，不能通过革命完成，而必须从人心的改良开始，才能有坚实的基础。没有经过人心改良、社会改良的运动，革命不过是改朝换代的工具。只有通过柔性的、长期的社会运动，才能一点一点改变人心。通过人心的改变，改变社会中人的行为；通过人的行为的改变，改变社会道德和行为规则；通过道德和行为规则的改变，最终改变社会制度。这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任何有志于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的革命家，是不愿意做这方面的工作的。他们只愿意通过“速成革命”，政权更替，轮流坐庄。“皇帝轮流做，今日到我家”。
革命者和社会改良者的目的不同，手段也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是法律的蔑视者。但革命者谋国不谋法；不谋求法律的改进，而是谋求改朝换代。与革命者不同，社会改良者试图改变的，不是社会制度，而是不维护抗争者权利的法律。为了在社会改良找到着力点，他们首先必须对现存的法律提出挑战。“恶法非法”。公民抗法，反抗的是恶法，而不是法律制度；公民抗法，谋求的是社会变革，而非推翻政府。
公民抗法符合社会进步的潮流，但不符合现存法律规范。公民抗法是一种通过突破现存法律规范，打破现存法律的社会运动，通过“非暴力不服从”的有效手段，挑衅现存法律，把当政者推到必须维护法律权威的政治困境，不得不对抗法的公民施予暴力—就像香港警察用瓦斯驱散手无寸铁的静坐市民，唤醒社会大多数人的同情心和责任感；社会沉默的大多数，是公民抗法所要争取的对象；争取他们的支持，才能达到公民抗法的目的。
非暴力的公民抗法的面对的必然是政府执法的暴力。公民抗法是一种合乎道德但不合法的柔性行为；政府暴力是一种合法的但是不道德的强力行为。以柔克刚，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无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对群众运动施行暴力，比如，把没有的到集会许可的游戏示威群众抓起来。政府可以动员警察，用合法的暴力制裁“非法”的公民抗法。如果公民抗法以暴力对抗政府暴力，一方面把自己放在了政府暴力的目标上，一方面失去公民抗法的自己的目标。以暴力对抗暴力的结果，无疑是流血。而以非暴力对抗暴力，在互联网媒体时代，将把政府的暴力置于全球的视线之下；以不流血的方式，瓦解政府的权威。
公民抗法是一个长期的不中断的运动，而不是短期的街头暴动。这次香港占中的非暴力抗争，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不必计较一个广场和街道的得失，必须有做持久战的准备。美国的民权运动，始于1956年，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城黑人妇女罗莎·派克丝公然挑战黑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必须给白人让座这个恶法。罗莎·派克丝遭到逮捕，由此引发当地黑人抵制公共交通的非暴力抗争。在马丁·路德·金的领导下，全城5万名黑人，走路上班或拼车上班，拒绝乘坐公共汽车；这场抗议活动持续斗争380多天。最终，美国最高法院做出判决：在交通工具上实施种族隔离非法。
1957年，马丁·路德·金参与建立了黑人牧师组织—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并担任首任主席，直到1968年他去世为止。南方基督徒领袖会议的主要的任务是：连络、团结、发动和组织美国南方数州美国黑人教堂领袖，运用非暴力的不服从抗争策略，为美国黑人争取司法公正与民权平等。在马丁·路德·金的领导下，美国的民权运动才没有走向对社会的巨大破坏的方向，以比较理性的公民抗法的方式进行。
公民抗法要有具有理性的领导层。公民抗法的领导人，要拿捏“公民抗法”的尺度，不使它转变失去控制的社会暴力，同时，又要用挑战现存法律的行为，刺激权威，使权威处于“囚徒困境”中—如果不出手镇压，那么，政府的法律权威将被瓦解；如果出手镇压，政府的道德权威将被瓦解。在这个两难的“囚徒困境”中，政府既不能坐视公民抗法运动不管，又找不到“既获得法律合法性，又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对付抗法公民的两全之策。
公民抗法不是权力斗争，也不是谋求行政上即刻改变，而是争取民心的向背。民心改变，社会自然改变；社会改变，政策就会改变。这次“太阳伞运动”提出的要梁振英下台的诉求，显然超过了公民抗法所能够达到的目标。无论如何，梁振英是在既有体制下的最高行政长官。不改变体制，改变一个行政首脑，并不能起到任何作用。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说，“不与魔鬼合作远比和好人合作更重要。”公民抗法运动，要有自己的战略目标，不必纠缠在旧体制中谁上台、谁下台这样的技术细节上。在这样的细节上纠缠，只说明公民抗法运动对旧的体制还存有幻想，认为可以通过一二个最高行政首脑的更换改变，因而失去公民抗法的清晰的定位和目标.
公民抗法，争取公民的基本权利，要有明确的比他们抗拒的法律更高的道德诉求，要占据道德制高点，而不是针对一时一事的短期的街头政治。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黑人牧师，他对谋求政治地位没有兴趣，他的民权运动，远比当时任何政治家的政治眼界都高。1963年8月，马丁·路德·金组织了“自由进军”运动，带领20多万名黑人向首都华盛顿进军，为全美国的黑人争取人权。8月28日，在林肯纪念堂前，他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他的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正义的理念，站在美国政治和道德的制高点，改变了美国的种族歧视政治生态，带领美国走向全新的制度文明和政治文明。
然而，公民抗法，不会一帆风顺。即使是和平的理性的公民抗法，也可能被推向剧烈的暴力甚至社会动乱。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被暗杀。他的遇刺，引发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黑人抗暴浪潮，席卷全美125个城市。成为公民抗法走向社会暴力的导火线。正如马丁·路德·金说的，“如果正义不实现，不断反抗的旋风就会动摇我们国家的根基。” 公民抗法的目的，是唤醒人民的良知，从而从认知上颠覆不正义的法律制度的合法性基础。失去合法性基础的政府，要么顺应潮流做出改良，要么被社会的良心抛弃。
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唤醒美国人民的良心，也唤醒了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们的良心。在人民和国家领导层的共同的正确的合力作用下，这场公民抗法民权运动，没有被推向错误的方向。美国社会的平等权利，经过这次民权运动，被推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美国在没有改变政体和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取得社会人权的进步。受到梭罗的“非暴力不服从抗争哲学”影响的马丁·路德·金，成功开创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权运动。马丁·路德·金领导的美国民权运动，为今天的公民抗法树立了一个成功的典范。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4/10/6 15:36: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