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将集体置于个体之上的社会,既危害个体,也危害集体。将民主和平等置于自由之上,将社会和民族置于个体之上,就是民粹主义的典型特征。

—东海曰

对于民粹主义,我有大量文章阐释和批判。粹有二义:一是纯美无杂,二指人、物、事理的精华。民粹,意谓以庶民的思想意欲为政治标准和价值尺度。

民粹主义将民情民意、将庶民的思想理想价值神圣化,以之为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高依据,对庶民的各种不良思想愿欲采取巧言令色的逢迎讨好的态度,同时又将人民抽象化,蔑视个体的人权自由和人格尊严。

可以十六字概括之:以民为粹,逢民之恶,虚化人民,蔑视个体。

中国近代民粹主义有五个面向:反儒主义、民主主义、平等主义(包括经济平均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又包括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五个面向都与极权主义一脉相通。也就是说,民粹主义与极权主义一体两面。盖民粹主义导致丛林化,极权主义导致监狱化。丛林化是通往监狱化的一条捷径和维护监狱化的一种方式。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第二代芝加哥经济学派领军人物、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12-2006)有一句名言:“一个将平等置于自由之上的社会,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

把平等换成民主,此言同样成立。特补充一句:一个将集体(民族、社会、国家)置于个体之上的社会,既危害个体,也危害集体。将平等置于自由之上,将集体置于个体之上,就是民粹主义的典型特征。

近代史上四大民粹主义运动是:太平天国、义和团、五四和共运。四次民粹运动对歪理邪说的宣传一次比一次深入,对恶习邪欲的解放一次比一次彻底。

共运和五四密切相关,堪称五四之子。五四蒙启派一分为二,一为西化派,中国特色的自由派;一为北化派,即蚂鬣派。两派文化、政治立场大不同,但有两点不约而同:一反儒,昧于中华文化、文明和历史;二民粹主义或有民粹倾向。

五四北化派大多是民粹主义,西化派大多有严重的民粹倾向。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即真正的自由派民主派西化派非常罕见。胡适虽然号称自由主义大师,但思想轻浮混乱,不乏民粹倾向,只能算半个自由主义者。其他人就更等而下之了。

胡适的思想问题非常严重。例如,在蚂主义和民粹主义泛滥成灾的社会,他鼓吹“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就大错特错。因为蚂主义和民粹主义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撇开这个问题不谈,就是纵容它们泛滥成灾,制造人道灾难。

有人为胡适辩护说:“胡的少谈些主义的那个主义就是特指马主义!他用解决民生民智等具体问题彻底否定马主义”云。

辩护无效。不少西化派有反对蚂鬣和极权的一面,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他们的反儒和民粹言论,又有意无意地为马列主义提供了很好的思想支持。

解决民生问题无助于否定马主义,马主义泛滥必然导致民生民智问题严重化。同时,解决民生问题属于具体行政事务,解决民智问题属于文化工作。否定和批判马主义,是大文化人应尽的责任,也是解决民智问题应有之题义。

民生亦忌主义化。民生与民族民权一旦主义化,就会产生严重的民粹化倾向。《大禹谟》以“正德,利用,厚生”为政治三要素。三者以正德为主,兼重利用厚生。用现代话语讲,儒家是正德主义,正德必须、也必然利用厚生。利物之用即发展科技,重视科学;厚民之生即发展经济,重视民生。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财,厚生以养民,三者调和,就是善政。

三民主义的问题,就是忽略和放弃了正德,本末颠倒了。本末颠倒的思想文化,岂能用来指导政治社会,岂能培养圣贤君子。

四九之时,受过民国教育的大部分知识分子留在了大陆而没有跟着蒋公去台湾,原因就在于多数知识分子成了马学的认同者、马帮的同情者乃至支持者,足证民国教育之失败。三民主义品质低下,对于集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之大成的马学,根本无力批判无法抗拒;五四反孔反儒,更是令吾民吾族丧魂失魄。

作为中国特色的现代民粹主义面相之一,反孔反儒直接导致了道德大贬值、生命大贬值和中华大贬值。这里的中华包括中华圣贤、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当然,反孔反儒的人物、群体和势力,自身也像人民币一样快速贬值,严重者甚至变成负价值,不仅一钱不值,而且倒欠巨债!

百年来自由民主运动之所以从失败走向失败,重要乃至主要内因有二:一是缺乏道德追求的强烈和道义形象的美好,凝聚力感召力有限;二是民粹化导致思想混乱,三界精英普遍分不清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本质区别,甚至分不清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不知道两者正邪有别。

知识分子不知“道”,知识最多也枉然。很认同童大焕先生《7个武器可以帮助你判断美国大选真相》一文中的一段话:

“不要迷信知识分子的判断力。纳粹时期,德国大多数哲学家和科学家,都主动成了希特勒的粉丝,连海德格尔都不能幸免。冷战时期,西方思想界大咖罗曼罗兰,萨特,对待能让他们自由发表观点的欧美多有尖锐的批评,对苏联却赞不绝口。五四的那批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除了留学过英国的徐志摩等少数人,包括鲁迅等人都对北方邻国发生的那场革命及更早之前的法国大革命,无不热烈歌颂。”

四大民粹运动中,论邪恶程度,以共运为最,文革又是共运的巅峰状态,暴君与暴民、邪官与邪民、恶政与恶奴、恶政治与恶社会的结合如胶似膝,天衣无缝,极权主义与民粹主义进入史无前例的的蜜月期,获得了最为圆满的结合。

其时已经全民禽兽化,红卫兵群体更是豺狼不如,将背天逆理、欺师灭祖、弑父杀母等恶行发展到了史无前例的最高境界。

古代也有欺师灭祖弑父杀母的现象,但一则不常见,颇罕见,二则犯者自知罪恶,三则这些罪恶会受到舆论谴责和法律惩罚。文革之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妇不妇都达到了极致,欺师灭祖弑父杀母的恶行司空见惯,红卫兵作起恶犯起罪吃其人来,理直气壮,大义凛然!

民粹主义极具煽动性和迷惑性,美国和西方都曾深受其迷,国民党至今仍受其惑。

台湾民进党民粹化色彩比国民党更重,其某些官员在思想上倾向乃至认同马家,毫不奇怪。

天下唯三种人能够摆脱民粹主义的迷魂阵,一是深受其害而没被害死的觉醒者,灾难启蒙,此之谓也;一是中道君子,一是某些西方大文化人,皆有择法之眼。

对于民粹主义,儒家认识最为深刻。一些西方文化哲学大家和自由主义名家,也是英雄所见。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说:“知识分子的担当,不仅体现在反抗权力的蛮横上,也同时体现在抵制群氓的愚蠢上。”

抵制群氓的愚蠢就是一种反民粹。这与吾国自由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吾国自由派只反极权,不反民粹,甚至苟同民粹,为群氓的愚蠢欢呼鼓舞推波助澜。逢民之恶,此之谓也。

民主主义是民粹主义的核心。我有文章揭示民主主义的反民主性质,有学者驳斥:“民主主义与民主当然不完全一样,前者是“民主至上”或“唯民主论”,但说“民主至上”就是“反民主”就太扯了,岂非等于说“自由主义反自由”,“极权主义反极权”,太搞笑了吧?”

答曰:自由主义反自由、极权主义反极权都不成立。自由有主义的资格,自由主义有民主法治的制度保障和人权平等的价值支撑,不会走向自由的反面;极权主义意味着极端权力本位,也不会走向极权的反面。民主主义反民主则完全成立,逻辑和事实都成立。

在自由主义框架中,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有其基本规范和适用范围。而民主主义将民主本位化和扩大化,扩大到很多不适宜民意作主的领域,如教育、科研乃至司法领域,那就乱套了悲剧了。那样的社会必然反常混乱丛林化,最适合极权主义。故无论初衷如何,民主主义必然滑向民主的反面。毛鉴不远。文革所谓的大民主,就是民主主义的最高潮,与民主背道而驰。

故民主与民主主义、民主与民粹有正邪之别。儒家必须反民粹,反对民主主义,不能反民主。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相辅相成,为人本主义五常道,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反民主就是反法治、反自由、反人权、反平等,就是反民本,不配为儒。

民粹直通丛林,最反秩序;极权直达监狱,最反自由。而儒家追求王道,强调有序自由,自由和秩序并重,故难免同时受到极权派与民粹派的反对反感,两面受敌。这正是儒家的光荣,也是儒家的立场。

上反暴政,下反暴民;上反恶制,下反恶俗;上反君本主义,下反民主主义;上反国家监狱化,下反社会丛林化。一句话,上反极权主义,下反民粹主义,这是中道思想和王道原则的逻辑必然,也都是仁爱的表现。

圣贤君子,皆仁者也,仁者爱人。然仁者之仁与妇人之仁,君子之爱与小人之爱,圣贤之爱与圣母之爱,皆大不同。仁爱的表达方式自有儒家特色。

儒家为政,必有仁政,仁政即王道,王道必爱民。庶之富之教之,正德利用厚生,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是爱民;惩恶罚罪,义刑义杀,以生道杀民,也是爱民。惩恶扬善,无非大爱;雨露雷霆,同归于仁。这是具有民粹倾向和圣母心态者很难理解的。2021-5-17余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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