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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发的《举债时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一文写于2020年7月16日。下面这篇写于2020年7月18日。这两篇文章虽然都写于将近三年前,但对于认识今天的债务问题,还多少有些价值】

一个贫困的西部县,令人瞠目的四百亿债务,沸沸扬扬,网上已经议论几天了。但直到今天,仍有几个巨大的问号,萦绕在脑海中。下面我们将尽可能搜集一些资料,努力为这些问号提供一些答案。

一个听起来就过于荒诞的事情如何演绎成为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件事情之所以引人注目,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它的荒诞性。但就是这么一出普通人都会觉得匪夷所思的闹剧,就在几个智商看起来一点都不低,且手握大权的人的主导下,变成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其中的道理与逻辑何在?

其实,故事演绎时的舞台背景有时是至关重要的。舞台背景的意义就在于,它烘托的氛围使荒诞变得正常甚至顺理成章。

这个舞台背景是什么?侠客岛在《独山县烧钱400亿绝非孤例,“举债式发展”已成惯用套路》中,分析了这件事情发生的时代背景:独山县这种“大胆地举债、悄没声儿地跑路”并非孤例。据侠客岛这些年的调研经验,“举债式发展”、“折腾式治理”已成为部分地方政府的惯用套路。

侠客岛的文章指出,近年来,地方发展模式发生明显变化。如果说过去地方发展主要依靠资源、区位、产业基础,现在一些地方的发展则在很大程度上靠土地、金融、政策杠杆来驱动。这样一来,一些有“见识”、胆子大的地方官员很难满足于普通招商引资基础上的快速发展。毕竟,产业发展再怎么迅速,也需要一个过程。真要在最短时间内改变地方面貌,能“撑起门面”的,只有基建和房地产。

侠客岛的文章说,尽管“不唯GDP论英雄”的呼声近年来越来越高,但“经济增长”已深深融入部分地方政府的治理逻辑。有人评价:“如果不抓增长率,地方政府就不知道做什么;不考核GDP,就没办法对地方官员的政绩做客观衡量。”的确,只要GDP增长,地方经济就会活跃,群众就有更多收入,各级官员会更有干劲,当地也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因此,尽管一些地方到处是烂尾楼、当地政府天天忙于处理“老板跑路”等各类纠纷,但既然面子上还算“热火朝天”,也就没人去想欠下的债要怎么还。

对于这背后更深层的原因,侠客岛分析说,这一方面要归咎于地方官员的政绩冲动,另一方面也与其背后的制度推力密切关联。首先,地方官员的任期有限,短时间内既要树立个人威望,又要做出政绩,难免“新官上任三把火”。而对于官员来说,只要运作得当,保证相关项目在自己任期内不出现资金链断裂的爆雷情况,就可以借助政府信用“金蝉脱壳”。

不知大家看明白没有。侠客岛的意思是说,其实类似的模式,已经是远非个别的现象。差异只是在于,胆大的玩的大,胆小的玩的小;水平高的,能击鼓传花地传下去,比较笨的,在自己手里雷就爆了。既然是都这么玩,甚至是不这么玩就不行,还有什么荒诞可言呢?

谁有能力来阻止一把手的疯狂,从而避免无法收拾的结局的发生?

在这个事情曝光之后的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一个人,这就是独山县的原县委书记潘志立,我甚至琢磨了半天他坐在主席台上的那张照片。一个从沿海地区调往西部的干部,从照片上看,精明而干练。据有关报道,当地人对他的印象是:思路清晰、懂经济、有眼光、口才好。那么,他在当时是如何盘算的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干?政绩和升迁的因素就不用说了,当官的不想升迁和做生意不想挣钱是一样的不可思议。但即便是从这个角度说,难道他没想过这当中的风险?即使是可以在暴雷前全身而退,那早晚有一天可能的暴雷不会影响他未来的前程?

另外一个可用来作为解释思路的因素是腐败。确实有不少报道都有意无意地把人们的思路往这个地方引:通过大兴土木贪腐受贿。这样说,不但符合逻辑和人们的想象,似乎也证据确凿:该县县委书记、县长在2018年双双落马。2019年12月5日,独山县委原书记潘志立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一案在安顺市中院开庭审理。曾经和潘志立搭班子的独山县原县长梁嘉庚,已在2019年2月因受贿罪获刑10年,并被处罚金100万。当然,还有诸多职务级别更低一些的腐败案例。

但仅仅是上面的事实并不能服人。我曾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下面原文引用我原来文章中的几段:县委书记是腐败的重灾区。从以往披露的有关腐败案件看,涉及的数额上亿甚至若干亿,早就司空见惯。而与之相比,你不觉得这位书记和县长的贪腐,与一些同行们相比,与400多个亿的工程相比,太不成比例了吗?一个几千万的项目都可以造就几百万的腐败,为了几百万的贪腐不惜大举借债几百个亿,他们是没有脑子的笨蛋吗?所以说,很难把贪腐作为举债上项目的重要动机。我只能把这个规模的腐败看作是类似事情中的顺手而为。

我说这些,绝不是为他们开脱。追求政绩从而为个人升迁捞取资本是确确实实的,贪腐也是实实在在的。这都是没得可说的。我要说的是,仅有这些还不足以解释400个亿这样的天文数字。几十个亿,好好鼓捣鼓捣,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吗?因此,我猜测,说不定这其中还另有原因。什么原因?我只能是一种想象(因为我没有证据):说不定他们的脑子里,还真的有他妈的一个美好的幻想,即在自己升迁和腐败的同时,用一种非常规的手段,干成点事情,实现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实现的发展,造福一方。人是多面的。

有人说,你这么说是不是把他们想象的太好了?好吧,动机的事情就不继续讨论了。无论是什么动机,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是确定无疑的,400个亿的债务,一年的利息40个亿,一个35万人,一年财政收入10个亿的县,怎么来填这个窟窿?

这个窟窿就是他们的父母官,或是为了政绩和升迁,或是为了美好的幻想与理念,恣意妄为玩出来的。问题是玩得太大。我要特别提醒人们注意这个大。一是现在经济发展了,财富的规模扩大了,一举一动就不是个小数目。二是现代金融加杠杆的能力太强了。有了这两点,一玩就能玩出个惊天动地的大数目出来。过去的县太爷,就是疯了,能惹出多大的事儿来?而现在动辄就是上百亿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有一种什么样的机制能用来制止这样的疯狂、来制止这样的恣意妄为?我说的不是理论上的,而是现实意义上的,有吗?在哪里?难道只有不可收拾的结局发生了,只有巨大的代价付出了,社会才能制止这种荒唐吗?这里难道没有需要深究的东西吗?

借给他们钱的人都是犯傻吗?

在议论独山县这400亿债务的时候,人们脑子中的一个问号是:是什么人敢把这么多的钱借给独山县?他们就不知道这当中的风险吗?借钱人难道都是傻子吗?是什么东西模糊了这当中的荒诞和风险?是哪些因素耦合在一起共同造就了这个荒诞?

这不禁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大约十多年前,我去一个省会城市。当时该市交通非常拥堵,因为据说有11座立交桥在同时施工。那时候经济发展水平比现在低得多,财力远没有现在这样雄厚,同时建11座立交桥,所需费用不是一个小数目。有一天,某银行一位副行长请我吃饭,席间我问,修这些立交桥的资金哪来的呢?这位副行长说,您不知道这钱是哪来的,连我这样的银行的人都说不清钱是哪来的。其实,我知道他说这话是带点情绪的,是他对同时建这么多的立交桥有看法。实际的情况并不复杂,就是垫资施工而已。因为当时的中国经济还是处在一个很朴素简单的阶段。

但这一次的情况不同了。这一次的400亿,则是政府信誉与现代融资机制巧妙结合的结果。

我看到一个应当是比较了解其中情况的人们的讨论。大体的逻辑是:一开始独山用的也是包工头自己垫资干工程的老套路。但包工头也是非常精明的,他们知道独山最终是无法付给自己工程款的。但他们还想赚这个钱,怎么办?共谋之下,就想出了一个具有创新性的办法来:要不这样吧,这些工程我用独山有政府背景的融资平台公司来担保,你出去帮这些工程融资,谁能借到钱,我就把工程给谁。据该县新闻传媒中心2017年的一篇报道,当时全县共有融资平台公司36家,其中,总资产规模达到60亿元以上的5家、30亿至60亿元4家、10亿至30亿元10家、10亿元以下16家。

于是,一时之间,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模式:老子承包工程,二代们则在城市甚至大城市的写字楼里成立个公司,帮老子融资。在合格链条中,用的是政府的信用,债务背在政府融资平台上,而借来的钱则作为工程款装进工程公司的口袋。据说,这个现象并非在独山一地存在。

这告诉我们什么?起码告诉我们,不受制约的权力如果与某些现代机制结合在一起,将会是多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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