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晓斌：质疑“平反”

　　时下讨论如何解决“六四”问题，这是件令执政当局十分敏感而又无法回避的话题。海内外的诸多精英人士肩担道义，对这个困扰（对不起，我只能选择困扰这个词）了我们民族整整23年了的话题，纷纷仗义执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发表了大量建设性的意见。字里行间拳拳赤子之心，天地可鉴！令人感奋不已。

　　在这诸多谏言里，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词是平反。即要求执政当局为“六四”平反，“以解禁、取消、特赦”等方式，对“六四”海外流亡人士准予返国；对国内因“六四”受难、受迫害、受不公待遇者或家庭，予以相应抚恤与补偿。”这个正义诉求体现了民心所向，应该给予肯定和赞许。

　　然而，也许是笔者经历过的惨痛遭遇影响了理性思维，心底里对平反这个词却有着一种天生的憎恶情结。

　　平反一词源于班固《汉书.隽不疑传》：“汉昭帝初年，隽不疑因平定刘泽等谋反有功，擢升为京兆长官。他每次审查县城的囚犯案件归家后，他母亲必问：“有所平反，活几何人？”如果不疑答已平反了很多人，他母亲就满面笑容，饮食、言谈都异于平常；如回答没有平反，则生气，以至不进饭食。所以，隽不疑做官数十年，总是严而不残。”

　　何谓平反？即是把判误的案件或做错的政治结论改正过来。在“天无二日”的皇权时代，平反就是“浩荡天恩”的彰显。不但被平反的“罪臣”要叩谢天恩，治下的万民百姓也要山呼万岁，颂赞“天子圣明”。

　　在“天无二日”的皇权时代，平反和“大赦、特赦”等彰显“浩荡天恩”的手段一样，都是平息鼎沸民怨，粉饰盛世清明的上保社稷，下抚民心的驭国之术。是和伸张正义丝毫不搭边的。
中共独裁专制政权对老祖宗的这一驭国之术，应用得堪称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中共执政的短短几十年时间里，运用“平反、大赦、特赦”这几招驭国之术可谓得心应手，炉火纯青。
试举几个实例吧。

　　1959年到1975年间，中共政权先后7批特赦了共489名国民党及伪满、伪蒙战犯，这是特赦的实例。

　　1978年为地、富、反、坏、右分子摘帽这是大赦的性质。

　　1979年开始的三案（即冤、假、错）复查,据有关资料统计：“全中国有数百万件刑事案件得到平反或甄别，共产党内部也平反纠正了约３００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有４７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故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这次大规模复查运动，可以说是平反和特赦两种性质兼有之。

　　真正可以称之为平反的实例有如下几则。

　　如：“为大叛徒、大内奸、打工贼刘少奇平反”；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平反；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为“张志新烈士”平反等等。

　　中共政权所做的这些“平反，大赦、特赦”的实例。是不是伸张了正义呢？恕我直言，这些是和伸张正义毫不搭边的。在没有公正和道义的社会里，公正和道义只是远在天际的星辰，可望而不可及。中共政权所做的这些事情无非是为了维持和延续他们的“红色江山”。用时髦的一个词汇来表示，做这些事都是在“维稳”，都是平息鼎沸民怨，粉饰盛世清明的上保社稷，下抚民心的驭国之术。

　　举个形象的例子来说明一下。

　　中共独裁专制政权所做的平反，就像是一个儿童在沙滩上玩游戏。拢起两堆沙子来，然后轻轻一抹，沙堆就抹平了。然后再拢起两个更大的沙堆，再抹平了。周而复始，一成不变，到头来，沙子依旧是沙子。至于抹平那堆，完全是童心所系，根本不用什么缜密的理性思考，也和伸张正义毫无干系。就像我们根本就无从评价，这个顽童抹平那个沙堆算伸张了正义？又拢起那个更大的沙堆算制造了邪恶呢？

　　事实不正是如此么？中共玩起平反这种驭国之术，简直比那个顽童在沙滩上玩游戏还随心所欲。

　　在“天无二日”的皇权时代，平反还真有点规矩。据考，无论是两千多年前的《秦律》、《汉律》，还是近代的《大明律》、《大清律》，里边都有“反坐”和“赃官枉法”的律条。那时代，为官的要真闹出一两件“冤假错案”来，还真是不得了。轻者罢官丢乌纱帽，重者发配充军甚至掉脑壳。至于抚恤补偿嘛，虽则要叩谢天恩，山呼万岁，可那也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现赏啊！

　　我们再来盘点一下中共政权所做的历次平反，是不是比“天无二日”的皇朝还没规矩，是不是比那顽童的沙滩游戏还轻松随意。

　　诸如:给“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大叛徒刘少奇平反”，不只是把踏在他身上的那一万只脚挪开了，刘少奇虽然身是翻过来了，可把他打翻在地的那个伟人不是还昂首矗立在天安门城楼上，享受着世袭香火么？

　　再如;五十多万右派都平反了。可当年的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不俨然成了“改革的总设计师”了么？

　　过去封建王朝唯我独尊的皇帝，一旦认识到自己犯了错，还要下“罪己诏”昭告天下，当必是为向属下的臣民们有个交代。

　　而现实的中共政权给人平反可就简单多了。只要下发一个平反裁定书就完事了。而且去传达这个平反裁定的人还可能就是原先对你宣布判决的那个人。一个人，两副面孔，以前是凶神恶煞，现在是笑脸弥陀佛。照本宣科地朗读平反裁定：“某某法院根据中央文件指示精神，对某某人某项罪进行复查，经查原判定性不准，证据不确，现撤销原判，裁定某某人无罪。”然后，弥陀佛还会拍拍你的肩膀，并握住你的手说：“现在我们可以称呼同志了。”如此曾备受屈辱的“阶级敌人”就被恩抚得感激涕零了。

　　以上我所描绘的情形，并不是我凭空杜撰，这就是我本人的亲身遭历。说实在话，我在心底里对平反这个词有憎恶情结的根源也就在于此。我在心底里一直这样认为：这种“天恩浩荡”式的平反，给予我的并不是幸运，而是耻辱！是一种无法言说的耻辱，就像在不经意间突然呑咽下了一只苍蝇，懊丧得只能翻肠倒胃地作呕。

　　想想吧！从开国以来，土改、镇反、肃反、反右、社教直到文革，有多少“阶级敌人”被枉杀？又有多少无辜者被监禁？冥冥中有多少冤魂屈鬼在泣血怒号？现实中又有多少被奴役被蹂躏的贱民呼天不应，求告无门？中共独裁专制政权肆虐中华大地致使生灵涂炭，酿就滔天罪孽可谓罄竹难书！可经过无数次平反之后，那些杀了人的，依然故我，拒不认错，做了孽的，依然嚣张跋扈！而对被杀者及被杀者的家属们甚至连一句道歉的话语都没有。给予平反家属有限的一点点经济补偿，也是随心所欲，毫无原则标准。（当然对他们体制内的著名人物就另当别论了）其实，中共政权为人平反并不是为枉死的冤魂申冤昭雪，而是做个姿态给活人看的。诸如著名的反革命分子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都得到过当局的平反，但他们的沉冤昭雪了么？林昭，遇罗克的家属们得到过适当的抚恤了么？执政当局真的把这些被平反过的反革命分子当成志士了么？当然，对平了反的人也分门别类，张志新是“党的女儿”，当然就是烈士了；而遇罗克是“阶级异己分子”，能告知是无罪错杀，就已经是“天恩浩荡”了。而诸如像我的亲哥哥庄彦斌之辈，家属连被告知的知情权也没有，当局只在他的案卷上写上“错杀”两个字，就尘封在法院浩如烟海的案卷里了。

　　不仅如此，中共政权对给谁平反，给什么事件平反，也毫无原则章法，毫无公正道德底线，完全就是根据最高层决策机构“政治局常委决议”行事。（这是现在的情况了，在毛时代、邓时代，则是完全根据说一不二的毛旨意、邓旨意行事了）。这和顽童抹平沙堆的游戏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随意去抹平那个沙堆，信手抚平，全凭个人主观意志。他们思考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天道民心，而是把那个沙堆抹平了，既能体现粉饰盛世的“天恩浩荡”，又能无碍“红色的江山社稷”稳定长久，乃至千秋万代不变色。

　　所以，五十多万右派都平反了，而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四个短命的大右派就算是盖棺论定了；而长寿的复旦大学历史教授陈仁炳，就算你望穿了双眼，走到奈何桥头还翘首回望，也盼不来这平反的“恩典”；而沦落异国他乡的林希翎则更可悲了。即便她拖着老迈多病的身体，不惜跻身在愤青、五毛的行列里，举着标语牌到中国驻法大使馆的门前去欢迎“亲爱的江总书记”。可亲爱的江总书记的心却丝毫不为之所动，平反的“恩典”就算是下了场“磨盘大”的雨点的暴雨，也淋不到这个至死还念念不忘挚爱中华的天涯游子的身上，林希翎至死也未能闭上那双期盼的眼睛啊！

　　中共政权不仅对右派们如此，对曾与他们并肩浴血奋战的战友们也毫不例外。大叛徒刘少奇平反了；而曾为“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的林彪却背负着林贼的骂名，依然钉在耻辱柱上。

　　我由衷地理解，海内外的诸多精英人士呼吁为“六四”平反，这是肩担道义，顺应民心的正义诉求。我并不否定诸多精英的良苦用心。但我对中共政权这种“天恩浩荡”式的平反，真感觉是不屑一顾。接受这种“天恩浩荡”式的平反，是流亡海外的“六四”学运领袖们的耻辱；更是对在“六四”事件中血溅天安门的英灵们的亵渎！

　　那么，究竟该如何解决“六四”问题呢？为了透彻地论析，我拟定以下三个小标题来详论。


一、是是非非说“六四”反正纵横道丰碑

　　第一个问题是给“六四”运动准确定性的问题。

　　我清晰地知道，“八九六四”学运在许多人的心中已经“神圣”到了不可亵渎的境地。它的伟大形象不仅有“天安门母亲”们在精心呵护着，而且在西方主流社会的舆论里，这是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也几乎成了评论家们的共识。除了中共政权的御用文人，几乎没有什么人敢斗胆来否定这场“爱国民主运动”的性质的。

　　我毫不隐讳自己的感情，我在阅读“八九六四”的资料时，也确实感受到淋漓的鲜血对视觉的冲击。甚至在字里行间我亦能清晰地听得见赤诚学子那足能让人感奋的心跳。他们对我中华民族挚爱的感情确实是不可以亵渎的。在“八九六四”已经神圣到不可亵渎的今天，任何质疑它的声音都无疑会招致到一片诟骂。

　　然而，仔细阅读完这些资料后，又有另一种声音在拷问着我的良知。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过：“一个人已经死了，再用笔去鞭挞他的灵魂，这似乎无异于森阴的阎王殿里的那种声嘶力竭的拷问。当我沉重地写下这一命题时，一阵心灵上的战栗，使我下意识地凝视自己的笔端，感觉到自己手里握着的不是一支笔，而是一根裹着铁刺的鞭子。被拷问的不仅仅是已经堕入了地狱的灵魂，而且，鲜活的，滋润的生灵，包括我自己也在这根长鞭下瑟瑟发抖。我几乎没有了勇气和胆量。”

　　我今天动笔开始写这篇文章时，也几乎没有了勇气和胆量。然而另一种声音又用更大的分贝呼唤着：良知更不可亵渎！历史更不可亵渎！为了给未来，给历史留下一页真实的史料，为了将来的人们能更精准地认证“八九六四民运”这段史实，我能在裹着铁刺的长鞭下受刑，虽则苦楚难耐，但这也算对得起中国知识分子腐朽意识里经常缺失的两个字——良知！

　　我曾不止一次地在自己的脑海里发问：高举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牌，能走上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道路么？我甚至试图用策略，韬晦这样词语去解析，然而，最后我都失望了。
认真阅读“八九六四民运”的所有资料，我惊奇地发现，这场运动甚至连像“反独裁，反专制”这些民主运动最基本的政治口号都没有明确地提出来。“八九六四民运”两面最鲜亮的旗帜是“反官倒和反腐败”所表现出较为激进的政治诉求也就是“扔小瓶”和“李鹏下台”等等，这些都没有超出共产体制内的所谓改革派政治诉求的范畴。毋庸置疑，这次学运确实遭到了共产体制内保守派的血腥镇压。也正是这惨烈的结局使参与这次学运的无辜学子们得到世界上所有热爱民主和自由的人们的尊敬。

　　“八九六四”只是中国大陆发生在八九年夏天的一次学生运动，它远没有神圣到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层次。因为历史和客观的局限，它既无法和高举反封建旗帜的“五四运动”比肩，也没有伟大到“推动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高度。

　　言简意骇地为“八九、六四民运”定性：“八九、六四民运”只是共产党体制内的一次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激烈交锋。把它提升到是“推进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爱国民主运动”的高度是名不符实的。因为“八九、六四民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没有触及到独裁专制的根基。最后遭到血腥镇压却没有出现强烈的反弹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因为这场学潮发生在独裁专制政权的种种弊端已经被越来越多人所认识到了的1989年，沸腾的民怨成了这场运动的助推剂。因此这场运动里也客观地表达了人民大众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意愿。因此它才被世人赞誉是一场“推进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爱国民主运动”。

　　我丝毫不否认，怀着拳拳赤子之心的青年学子们无疑是爱国的。但因为客观和历史的制约，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一腔挚爱却是错误地倾注在了假共和真独裁的“人民共和国”身上了。

　　“八九、六四民运”和1976年4月5日发生的那场“天安门事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共产党体制内的一次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激烈交锋。他们之间的区别是，“八九、六四民运”规模更大，参与者更广泛，持续的时间更长，受到镇压更惨烈，而且至今没有得到中共的平反。而“四、五天安门事件”因为拥戴的是邓小平，所以已经得到“天恩浩荡”式的平反了。

　　我固执地认为，“八九、六四民运”就是发生在八九年夏天的一次学生爱国运动，他的历史意义可以和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比肩，即开启了社会变革的先河。

　　我以为“八九、六四民运”真正伟大的历史意义在于，青年学子们用盈盈碧血擦亮了国人的眼睛，让国人看清了独裁专制的残暴本质。如果仅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把“八九、六四民运”提升到是“推进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爱国民主运动”也是可以接受的。

　　诚然，我们不能苛求受客观和历史制约的青年学子们，在八九年夏天就能撑起反独裁专制、打到共产党的鲜明旗帜。有这些莘莘学子走上街头，登高一呼，面对装甲、坦克车毫不退缩，用盈盈碧血擦亮了国人的眼睛，让国人看清了独裁专制的残暴本质，这就足够了！这些莘莘学子们就无愧是我们民族的精英！更令人感奋的是，这场学生爱国运动激励起的全民族宏大磅礴的爱国激情，上千万的北京市民，全中国亿万老百姓，香港、台湾及世界各地数千万的华侨华裔都站在了爱国学生一边。这就是亿万中国人用良知筑起来的一座历史丰碑啊！这座用莘莘学子们的无涯碧血染就的历史丰碑必定能千秋永存，万世不朽！

　　从“六四事件”发生至今这23年来，对“六四事件”的质疑声，对流亡海外的学生领袖们的诋毁甚至诟骂，几乎就一直没有间断过。什么反思啊！人血馒头啊！让别人去堵枪眼，自己临阵脱逃啊！恶劣者甚至还用上了诸如婊子、贱货、戏子、软骨头等等不一而足的人身攻击词汇。还有一些资深的理论家发表洋洋宏论，论证了“六四事件”推迟滞缓了中国的“改革进程”。

　　对于这些无稽之谈，我真是感觉到心寒齿冷。我们民族的劣根性在这一群“好汉们”的身上彰显无遗。

　　不错，结结巴巴的刘晓波也许从来就不是个血气方刚的硬汉，唱歌的侯德健是个表演艺术家，叫他声“戏子”也无伤大雅。可用婊子、贱货来诟骂柴玲这就太恶毒了吧！

　　刘晓波、侯德健等天安门四君子们无论他们现在的政治立场如何，也不论他们后来有多少奴颜媚骨的言行，就凭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是枪声爆响，坦克车的马达声隆隆的危急时刻；他们意识到了血腥的屠杀瞬间即将降临。为了挽救广场上数千名无辜学子的性命，他俩几乎是用百米赛跑的速度去找当时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总指挥柴玲。恳求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派两个人和他们一起去和戒严部队谈，让执行清场任务的戒严部队给他们一点时间，他们好带领学生们无条件地安全撤离广场。当时柴玲以“赵紫阳和阎明复希望学生们能坚持到天亮”的理由拒绝了四君子的恳求。无奈之下四君子只好自己跑去和戒严部队谈，才最终挽救了数千名无辜学子的性命。侯德健曾言之凿凿地证实了这个细节的真实性。他说：“当时刘晓波义正词严地对柴玲说，我不管你说的是不是真的，问题是谁也没有资格拿广场上数千名无辜学子的性命做政治赌注！”好一个说话结巴的刘晓波啊！就凭这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语，就凭他们在危急时刻的这次理智的选择，他们就有资格获得世界上所有热爱民主和自由的人们的敬重。

　　再说柴玲，那时的她只不过是个20多岁的青年学生，是风起云涌的时代潮流把她推举到了那个举世瞩目的位置上的。涉世未深的她无论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是在危急时刻，都激情多于理性。这也是应该善意理解的。还是那句话，无论柴玲曾说过些什么错话，在以后流亡的岁月里，又有过那些有辱斯文的行止，这都减损不了她的光辉形象。她无愧是“八九、六四民运”的英雄！在那座中国人用良知筑起来的沉甸甸的历史丰碑上，毫无置疑地应该镌刻上她的名字！

　　在那座沉甸甸的历史丰碑上，还应该镌刻上：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司徒华，徐勤先……等等一长串闪光的名字。（为行文简洁，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排名也未分先后主次）

　　“八九、六四民运”这座亿万中国人用良知筑起来的历史丰碑，暂时还只能矗立在人们的心里，但我相信，迟早会有一天，这座丰碑会磊落地矗立在中华大地上，任凭风凋雨蚀，向未来的人们述说1989年夏天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一幕惨烈的史实……


二、是要平反？还是要昭雪？是仅仅抹平沙堆？还是要伸张正义的历史审判？

　　在现代汉语里，平反昭雪这个成语其实就是个并联短语。并联的两个词组平反和昭雪其各自的含义是不尽相同的。平反只是一个政治用语，是指涉及政权的人物、组织或政府在经历了一段不名誉阶段后恢复名誉，当然也有沉冤昭雪之意。然而，平反本身不包括道歉和赔偿，但可能是道歉和赔偿的先兆。平反大多用来指一些专制权力阶层因为政治角力，对个人进行批判、谴责、劳改或监禁，甚至是杀戮后，由于其后个人立场变化，政治领导人或路线变化等原因，对此人持同情立场，自我推翻了以前的结论。

　　而昭雪的含义就大不相同了。在现代汉语里，和昭雪并联为成语的最常用的一个词汇是沉冤，即沉冤昭雪。该词最早的出处由唐•于逖《灵应传》：“潜遁幽岩，沉冤莫雪。”演绎而来的。现代袭用的“沉冤昭雪”这一词则来自关汉卿的著名剧目《窦娥冤》。在古汉语里，昭字就蕴含着明亮和明白事理的意义。如日月昭昭，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等等。而沉冤昭雪则就是雪洗冤屈,推翻诬陷不实之辞,恢复名誉，就像无辜的窦娥一样把冤深似海的屈枉通过六月天下雪控诉出来，即还了民女的清白之身，也彰显了天理和道义，从而达到了伸张正义之目的。

　　如此详细解析，我们可以看出，单纯的平反和沉冤昭雪是不一样的。而中共政权所做过的诸多次平反，不都是对受害人由原来的敌对立场转为持同情立场，自我推翻了以前的结论，不包括道歉和赔偿的“天恩浩荡”式的平反么？

　　是的，在他们制定的诸多法律里，也有一部叫《国家赔偿法》的法律。但这部法律是在1995年1月1日才实施的。1995年1月1日以前的案例并不在本法的管辖时效之内。

　　众所周知，在中国大陆，所谓的法律不过就是个花瓶，只是一件装饰品。有法不依，公然践踏法律和人权的事例比比皆是。远的就不说了，就新近在网民中热议的薄熙来、王立军事件是不是公然践踏了他们制定的法律？一个是政治局委员，一个是副部级的是公安局局长，未经逮捕，就被囚禁起来了。至于陈广诚事件就更匪夷所思了，对一个盲人，当地政府竟动用了数百人，花了上千万的维稳费对其长期软禁。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大陆多如牛毛，举不胜举。他们的法律究竟是什么？我说是花瓶，这都是褒扬了。他们的法律其实就是只夜壶，是即拿不到台面上来的，里边装着的也都是些腥臊恶臭的东西！

　　行文至此，我透彻地申言：对《六四事件》我们应该要的不是单纯的平反？而是要沉冤昭雪？不是仅仅要抹平沙堆？而是要把沙堆下掩埋着的冤魂、尸骨都发掘出来，让真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屠杀无辜学子和平民的刽子手施以伸张正义的历史审判！在此，我为什么选择了“历史审判”这样一个“凝重”而又相对“遥远”的词汇来表述呢？且容我细细道来。

　　《八九六四事件》经过了23年光阴的陶冶和积淀，现在已经成为深深地楔入中共独裁专制政权脊背上的一根芒刺。这个芒刺已令执政者坐卧不安，但为什么就不敢拔出来呢？这其中的缘由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现在执掌中共政权的当权者和《八九六四事件》屠城的刽子手邓小平，无论在感情上还是法统承传上都无法剥离切割；就像经过当代“玄武门之变”上台的华国锋，以及后来垂帘听政的邓小平与毛泽东无法剥离切割一样。尽管实质上他们都是毛皇帝的不肖子孙，但他们自己却恬然地以正统的嫡传人自居。

　　我们向这些当权者去控诉“文革”，控诉“六四”，要求为惨遭杀戮的无辜者平冤昭雪。这无异就是到儿子开的法院去控诉他们的老子。尽管这些不肖子孙们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了他们的老子杀错了人，双手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但指望他们给枉死的冤魂申冤昭雪，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不仅在这些不肖子孙的法典里，根本就没有正义和良知这种词汇；更要命的是如果他们否定了老子，自己正统嫡传人的身份就要受质疑了。而一旦这个法统承传被否定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也就荡然无存了。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就是一伙面目狰狞的窃国大盗的卑劣嘴脸！这才是他们万万不能接受的苦衷啊！所以虽然芒刺在背，令当权者坐卧不安，但即不敢放胆拔出来，也不敢放胆去触摸，这就是现今执掌中共政权的当权者的尴尬心态。

　　我之所以选择“历史审判”这个词汇，除了以上表述的，还有更深的一层寓意。那就是洞察现在的国内外形势，很显然，目前尚不具备对《六四事件》进行“历史审判”的契机。这不仅仅是指顽固的执政当局绝没有断腕的勇气来主动拔出这个芒刺，而且国内还有相当一部分民众对《六四事件》的历史真相也知之甚微。迷惑于执政当局当年对《六四事件》的那些颠倒黑白的宣传，在中国大陆，起码还有半数以上的老百姓没有认清刽子手的狰狞面目。

　　在现实情况下，执政当局对给《六四事件》抹平沙堆式的平反的单纯诉求尚且置之不理，还提什么“历史审判”不就更愚不可及了么？

　　是的，我们的正义诉求，眼下是达不到目的的。可眼下达不到，并不是永远达不到。我执着地认为，这一伸张正义的历史时刻离我们不会太远了，假以时日，这大快人心的时刻一定会到来的！

　　我慎重地选择“历史审判”这个词汇，还有另一种寓意。那就是我们必须站在更高的道德角度上去评判这一段史实。我所说的“历史审判”并不是要把毛泽东、邓小平从坟墓里扒出来鞭尸。我们民族受“血债要用血来偿”“以暴制暴”这些腐朽观念的蛊惑已经太深太久了。虽然我并不赞同刘晓波先生“无敌论”的观点。我也不是一名基督徒，怀有上帝的那种“宽恕我们的敌人”的怜悯心。我只是和郑义先生曾表述的那句话：“我们和他们要的不一样”持有同样的观点。是非善恶必须明辨分清，但对某个人的责咎处罚就微不足道了。其实在民族大义面前，个人的恩恩怨怨真的是微不足道的。我倡导对《六四事件》进行“历史审判”，其意义就在于用丹青铁笔，把罪恶(不是某个人）镌刻在中华民族历史的耻辱柱上，以根绝这种罪恶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不会再重演！

　　在本小节结束之前，我还要郑重地指出一点：《六四事件》即是深深地楔入中共独裁专制政权脊背上的一根芒刺，同时也成了我中华民族开启先河的睿智者们唾手可得的一笔最丰厚实惠的道义资源。睿智者们都看得非常清楚，谁有勇气率先去拔掉这根芒刺，谁就得天独厚地占据了上循天理，下得民心的道义资源；谁就更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戴，在未来的历史舞台上就能占有更显著的位置。现在拔掉这根芒刺的时机尚未成熟，但跃跃欲试者已有之。若等到瓜熟蒂落的那一刻，恐怕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去争抢也或恐不及呢！


三，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此刻该做什么？

　　既然“皇恩浩荡”式的平反我们不屑，而伸张正义的平冤昭雪的历史契机还有待时日。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此刻又该做些什么呢？

　　我个人认为，此刻我们最迫切的任务依然是揭穿执政当局当年对《六四事件》的那些颠倒黑白的宣传，让全世界全中国有良知的老百姓都认清历史真相。也许有人会说，这项工作不是一直在做么？这不错，是有很多人在做，诸如天安门母亲，诸如很多当年的亲历者，包括像张世军这样的当年执行戒严任务的士兵。但这是远远不够的。

　　据我所知，在中国大陆上，真正了解《六四事件》真相的人并不太多。就拿我本人来做个例证吧！我在大陆时是一名媒体记者，按说无冕之王可谓信息很灵通吧？但我真实地了解到了《六四事件》的历史真相，则是2008年我流亡到法国后，才接触到真实的史料的。像我这般年龄的人在记忆中对《六四事件》还有点深刻印象，而中国的那些80后、90后出生的年轻人，对《六四事件》就更一无所知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件事已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这正是执政当局所期望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则是最令人担忧的。造成了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当然是执政当局闭塞视听，欺骗人民，颠倒黑白，误导舆论种下的恶果。但和肩担道义的精英们不作为或者说作为的力度不够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在23年以前，科技发展还没有达到数字化和信息化时代，执政当局闭塞视听，误导舆论是能够得逞的。但在互联网已经走进了普通家庭，翻墙软件日新月异的今天，执政当局仅能用防火墙屏蔽来阻挡人们了解真相就不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了。肩担道义的精英们有责任更有义务让每一个心存良知的中国人了解《六四事件》的历史真相。做这件具体的实际工作，要比做什么理论反思，相互诋毁的口水战有意义有价值多了。

　　我在互联网上看到，曾是六四学生领袖的刘刚先生现在在网络上竭力倡导一个什么“茉莉花行动”。我倒觉得，时下倡导一个“让《六四》真相走进每个中国人的家庭行动”更有意义，也更切实可行。多一个中国人认清了真相，离伸张正义的历史时刻就更近了一步。

　　我挚诚地奉劝诸位精英：不要再搞什么理论反思，相互诋毁的口水战了，你们在《六四事件》中表现出的爱国热忱，已经证明你们无愧是英雄了。我由心于衷地呼吁：英雄们，请自重！诋毁你们的形象，这是执政当局翘首以盼的。你们自己不能自辱名节，要珍惜自己，加强道德修为，恪守人格底线，扎扎实实地肩担起时代赋予给你们的历史艰责！一句话，去珍惜呵护那座亿万中国人用良知筑起来的历史丰碑，而不是去给那座丰碑抹黑！

　　历史的天空是需要理性思考来充填的。这是历史赋予知情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王丹、吾尔开西、柴玲、封从德和刘刚等学运领袖们，你们能给未来留下一页真实的史料，才无愧于死去的英魂！无愧于神圣的历史！当然作这种工作可能会招致到恶毒的诟骂，但这可比那些相互间的口水战更有价值，因为这里检验的，是一个正直的人最缺失不得的两个字——-良知！

　　这篇文章洋洋洒洒地已经超过万字了，在下如此不吝笔墨，实乃为抛砖引玉，我期待着有识之士赐教，则在下幸甚！天下幸甚！

2012年5月25日于法国里昂
《公民议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