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明：契机与政改是解决“六四”问题之先决条件

　　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在北京的那场爱国民主运动（史称“八九民运”），其后被邓小平、李鹏等人诬之为“反革命暴乱”而遭到疯狂镇压（史称“六四镇压”）。现在二十三年过去了，望着这飞逝的日子，时间似乎可以冲淡人们的记忆，但当年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特别是6月3日晚军人和坦克车、装甲车开进天安门广场，沿途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那种血腥恐怖的惨状总会在人们的头脑中萦绕回荡，使人久久地不能平静，总会让人沉入无尽的回忆与思考之中……

　　二十三年来，中国的执政当局对这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在称谓上虽然有变化，从最初的“动乱”，到诬指为“反革命暴乱”而血腥地屠杀，再到后来改称为那一场“政治风波”，但始终未能对他们当年的错误镇压进行认错并给予平反。就是对于当年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他当年只不过是同情学生，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反对用武力对学生进行镇压，就被独裁者们非法的搞下台，并软禁他（直到2005年去世）长达15年之久，实在是毫无道理的，是对党纪、国法的严重践踏与破坏，至今为止也一直未给他平反恢复名誉。

　　“八九民运”是世人公认的一场伟大爱国民主运动，它的伟大功绩是永载史册的，其历史意义是深远的，把它称之为一部划时代的英雄史诗也是不会为过的。

　　这场运动的起因是从悼念胡耀邦开始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在1989年4月15日的突然去世，学生们悼念他，要求重新评价他，要求为他平反，由此而移情投影，引发更深层次的诉求，要求反腐败、反官倒，要求民主和自由，这都是全然沒有错的合理诉求。然而就是这么一场为国人称赞的爱国民主运动，自始至终都是和平、理性的抗争，却遭到了邓小平、李鹏等独裁者们的血腥镇压，这不论在什么时候、从什么角度来看，镇压都是毫无道理、都是绝对错误的。

　　想当年独裁者们在用武力血腥镇压之后，曾有人自鸣得意地声称，其镇压措施是“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它的历史意义堪比“遵义会议”；如此血惺镇压既是有“功”，但从不见官方每年到“六四”之时举办什么纪念活动，也不见那些镇压的决策者、参与者出来“居功”、“揽功”表演一番，可见他们的內心里有鬼，是见不得阳光的。非旦如此，每到“六四”之时，执政者们都要“禁声”，妄图使人们“遗忘”，都要派出大批公安监控天安们广场和天安门母親以及异议人士的活动，这一切不正好说明这是他们顽固不化和愚蠢的表现么？

　　“六四”镇压是错误的，当然会受到国人的遣责，也会受到世界上民主国家说三道四的指责，使执政者们脸上无光，不好过日子。此一问题已经成了执政者们的一个包袱，这个包袱他们还要揹到什么时候呢？

　　多年来，执政者都采取了掩盖历史真相或者淡化的处理方法，采取了一祌“不议论、不研究、不纪念”的“三不政策”，以为这样做这些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就“不存在了”。正像一首歌词中所唱到的那样：“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到，捂上耳朵就以为听不见……”，这实在是一种令人嗤笑而又笨拙的作法。

　　正是由于当政者采取的“三不政策“，致使许多历史事件的真相不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水落石出，相反却是越来越云山雾罩，扑朔谜离，甚至在人们的记忆中面目全非，这是不应有的极不正常的现象。

　　难怪当今的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事情是知之不多，甚惑是根本不知道的；有的人虽是親身经历，也认为沒有什么，认为过去了的事情就沒有必要去谈了，留给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去研究吧！这实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错误想法，也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表现。

　　我们现在要研究和反思“六四”，目的在于总结经验教训，以警示未来，这绝不是抓住某些问题不放，绝不是纠缠历史旧账。要知道“六四”镇压的主要责任人邓小平已经作古，我们不在于给他治罪，而是要搞清楚事件的真相，清算他的历史罪责，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对历史负责的表现。就是对于仍然在世的李鹏，他当然应该向“六四”死难者认罪忏悔，向国人认错，以求得谅解，才是正确的态度。如果顽固地坚持错误，只会身败名裂，给历史留下永远的骂名。

　　对于当今的执政者们来说，他们对“六四”镇压本无什么关系，但因为是“邓小平定下的案子”，二十三年了不给“六四”镇压平反，不给死难者抚恤，这是在搞新的“凡是”，是有悖于历史潮流的错误决策。

　　平反“六四”，对当今的执政者来说那是丝毫无损的，相反倒会大大增强他们在国人心中的威信。任何领袖人物和执政党不可能不犯错误，有了错误，认识了，改了就好；如果明知错了，还要坚持错误，人民是不会谅解的，总是会要说三道四指责的。想封住人民的嘴是永远办不到的，坚持错误是最愚蠢的表现，蠢傢伙才会这么做。

　　在当今的时代，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政治领导人代表国家对受难者道歉，已经成为不少国家纠正历史性国家非正义行为并争取与受害者实现社会和解的方式。如前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1971年访问波兰时，在纪念被德国纳粹杀害的波兰人纪念碑前伤心下跪；1995年7月，德国总统雅克•希拉克为德国人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迫害犹太人的行为道歉；1993年俄国总统叶利钦正式为前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道歉；1993年4月，1996年8月和1997年9月，南非总统德•克拉克先后三次为过去的种族隔离错误政策道歉；1997年10月挪威国王为挪威对闪族少数民族裔的压廹道歉；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于1997年5月为英国政府对土豆饥荒饿死无数爱尔兰人表示歉意，这些都是善意、良知与和解的聪明之举，是多么地值得当今中国的执政者学习和借鉴啊！

　　就是在中国，台湾地区的国民党领导人马英久先生说得好：“许多事情其实一个真诚的道谦就可以解决问题”。由于当年的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在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中血腥地镇压过台湾民众，马英久就曾代表国民党在2005年11月三度向无数受难者表达歉意。这清楚地说明，一个执政党要摆脫历史包袱，向历史忏悔是十分重要的，向历史忏悔是化解各种仇恨和矛盾的唯一途径。同是中国人，马英久先生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和他的善意与良知也都是值得大陆的领导者学习和借鉴的。

　　中国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不是哪一党、哪一派的私有财产。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了在中国构建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人们多么希望当今的执政者不要再揹着“六四”这个历史包袱不放，必须为“六四”平反，给死难者恢复名誉，给他们的遗属怃侐；同时也必须为当年的总书记赵紫阳平反，恢复名誉。学习台湾的马英久先生，勇敢地站出来为当年的罪过表示歉意和忏诲，才是正确之道。果真能这样做，必定会赢得全体中国人的欢迎与称赞，执政者们的威望定会大大提髙。

　　当今的世界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宪政民主的新时代，不但科技进步，经济髙速发搌，人权和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也正在成为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在世界大踏步向前发展的大潮中，中国的经济在改革中也在迅速掘起，使世界刮目相看，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在政治上固步自封、渟滞不前呢？

　　应该清楚地看到当前国际、国内的有利形势。在国际上，宪政民主的潮流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连古老的阿拉伯世界都已掀起了和平民主的茉莉花革命，地球上还有什么地方会是一潭平静的死水不可搅动呢？在国内，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髙，政改的呼声经久不熄地在神州大地迴荡。特别是由于今年二月六日重庆副市长、公安局长王立军叛逃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一事，顿时震惊了世界，这本是一件坏事，它丢了中国人和执政当局的脸；但同时也是件好亊，它不但暴露了王立军这个腐败分子和迫害狂的罪恶本质，宣告了重庆那些利用所谓“唱红、打黑”来欺世盗名以达到篡权目的阴谋集团的破产，更牵扯出了薄熙来及他后面的血债派、腐败分子和政治阴谋家，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打破了即将在最髙领导层权力交接中他们的阴谋诡计，使他们的权力梦化为泡影。所有这些，都成了对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彻底解决“六四”问题一个极好的契机，我们千万不能错失这样的大好时机。

　　要彻底解决“六四”问题，首先要有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先决条件才有可能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中国自毛泽东以来长期推行“左”的暴政，它的根子就在政治体制。只有改变这种政治体制，彻底铲除独裁专制，建立宪政民主政治，才是沧桑正道。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解决“六四”问题就是一句空话，过去23年的历史就充分说明了这点。长时间以来，“六四”问题之所以不能解决，就是由于有僵化派、血债派在那里干扰阻挠，他们每每连胡总书记和温总理多次发出关于政改和人权、民主普世价值这些正确之言都敢于批判，更遑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或解决“六四”问题了。这是由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所决定了的，邓小平在世时不可能平反“六四”，解决“六四”问题；邓小平去世后，因“六四”而上台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为了自身的既得利益，全不把国家、民族的利益当回事，出卖国土，贪污腐化，打压民运人士，疯狂镇压维权的民众，成了血债累累的迫害狂，这样的政体和当权者显然是不可能进行政改和平反“六四”的。

　　当今的中国改革派们，必须要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团结全国广大民众，在深入揭毛、批毛的基础上，全力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开放新闻和言论，兑现宪法所赋予人民的各种自由权利；更要祛除人治，建立真正的法治；在此基础上开放党禁，实行多党竞争选举国家的领导人，实行军队国家化。只有真正做到这些，一个现代宪政民主的国家才会在中国实现，一个和谐的美好社会才会真正在中国建成，也才能谈得上对“六四”问题的解决。

　　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彻底解决“六四”问题，当前存在的阻力仍然是很大的。这种阻力它除了来自毛泽东的共产邪恶思想影响、来自封建的思想余毒外，主要还是来自那些农民造反者“打江山，坐江山”的谎谬理论，来自僵化派和血债派们的疯狂反扑。应当清楚地看到，以薄熙来为首的少数所谓“红二代”，他们一向自许为“无产阶级江山的当然接班人”，文革时期“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在他们的头脑中还根深蒂固，他们向来有着接管政权“捨我其谁”的自信。虽然他们都西装革履，家属或子女都到了国外生活学习，去享受那里自由民主的生活，财产都转移到了国外，但他们仍然满脑子的独裁专制思想，野心渤渤的要夺权，不惜喊出了“‘六四’杀人不夠，才使今天仍有人要翻案”的狂言。如果让他们一类的人当权，“六四”是绝不可能平反的，政改更是不可能的事。现在薄熙来虽然倒台了，但他们的人还在，心不死，还有一批像孔庆东、张宏良和“乌有之乡”的“毛左”们在为薄熙来招魂呐喊，要为他平反、翻案。可见这个阻力是多么地強大且顽固不化。除此而外，这个阻力还来自中国人头脑中存在的落后思想意识，都是应该引起当今改革派们注意的。

　　有人说薄熙来一类的人有政治野心，他阴谋执掌最髙权力，这是不言而喻的。但，筆者倒以为，问题不在于他门的“野心”，而在于他们的腐化堕落、贪污受贿、独裁专制，这才是最可怕的。其实有政治野心的人并不可怕，历史的前进有时正是这些有“野心”的人在推动的。如果是一个宪政民主的社会，有“野心”的人就参加竞选嘛，选上了就在台上表演几年，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几年；如若选不上，就在台下监督、观看几年，这都是一个民主社会的正常现象。薄熙来等人不是因为他的“野心”而倒台的，而是因为他的极度贪腐，因为与黑社会有千丝万屡联系，因为他满脑子独裁专制的杀人魔王狂想，这样的人如果当政执掌大权，那真是国之悲哀，民族之不幸。王立军事件使薄熙来倒台，实在是中华民族之大幸。

　　人们清楚的记得，当年“八九民运”正在轰轰烈烈进行之时，邓小平、李鹏、王震等一伙人，他们完全是站在独裁者的立场上，站在人民大众的对立面，完全不顾宪法和法治，置人权和民主的普世价值于九天之外，把人民大众正当的合理诉求当作是向他们“夺权”，像当年他们运动民众向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夺权那样。难怪他们中的一些人曾毫不知耻的说：“不能让他们（指学生和民众）用当年我们对付国民党的办法来对付我们”，“江山是老子打下来的”，“老子挖的茅坑不能让别人来占”，不惜喊出了“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平安也值得”的狂言，一付独裁者和“打天下、坐天下”农民造反者的嘴脸暴露无遗。薄熙来以及与他同类的人今天仍想承袭这一套谎谬理论，并企图把它付之实践，这是当今的中国人绝不会答应的。

　　今天的改革派们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六四”问题，必须要坚决清除上述种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并彻底批判僵化派，尤其要彻底清算血债派们的累累罪行，打退他们的猖狂反扑，按法律程序（决不能再沿用以往的那套家法）处治他们，以唤醒全国广大民众，使全国民众都看清他们的嘴脸，这样他们就不可能“咸魚再翻身”，中国就会走上宪政民主的法治之道，中国的一切问题（包括“六四”问题）自然就会迎刃而解。

作于2012年5月下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