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回忆录10月6日在台北举行发布会

  我至今清晰记得,一九八九年五月十日,首都知识界组织了一次“飞行集会”,就是自行车游行,我随一群作家骑在第一排。我看到几个学生蹬了一辆三轮车,跟我们后面紧追不舍。其中有一个男生,发育太快的瘦高麻杆身材,挑着一颗娃娃脸的脑袋,脸上又架着一副镜框巨大的眼镜,给我印象比较深刻;行进间他还不小心从三轮车上掉下来一回,就更叫我忘不掉他。风暴过后,我才从新闻照片上认出来,他就是王丹。

  王丹从小就是一个好学上进的男孩,台湾市井里称为“乖宝宝”。他说上小学时,老师曾深情地称赞他:“要是学生都像王丹这样,共产主义早就实现了。”这个细节,到今天已经让他觉得“想起来真是不好意思,因为要是我那一代人都像我一样,共产主义应该早就灭亡了”。

  其实连王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回忆录里的这个描写,具有非常丰富的政治学意味,涉及了中国大陆至今令中共头疼的“政治参与”这个尖锐问题,也透视了一个中国青年,无论他(她)是在“五四时代”、还是在“九一八”、五七年、文革、“八九”乃至时下“腐败盛世”,他们所具有的政治选项是怎样被时代所笼罩;也再次证明,“青年运动”在中国政治生活里永不颠簸的历史作用;甚至诠释“学而优则仕”这个传统,在现代社会里必定异化为政治参与。


社会优秀分子永恒的叛逆倾向

  无论王丹怎样强调他五六岁就贴过“第一张大字报”、“毛泽东死的时候我笑了”、“十二岁就因为组党而被公安部审讯”等等,他基本上不是一个被主流社会排斥、跟时代格格不入、沦落到社会底层的青年,总之不属于廖亦武“底层系列”中的人物;相反,他小学担任少先队中队委员,俗称“两道杠”;到高中竟也有了“团派背景”——年级团支部书记、参加区团代会、参加团中央的恳谈会、一九八七年“北京市市级优秀团干部”,以至校党委“也向我交底,准备发展我入党”。

  问题是,像王丹这么一个“跟体制亲和”的青年,怎么会转变成“反体制”的异议分子、且成为最重要的领袖人物呢?王丹说“应当反思的恐怕不是我,而是中共自己”,显示他其实未解其中缘故,这却是我想做点分析的地方。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王丹是个很优秀的多才多艺的青年,这无疑跟他的天资、家教、成长环境的浓厚人文氛围等等分不开。他从小的自信,给人印象深刻,在高考那个关口,“我记得我当时的心情颇为放松”,还去看电影,结果以全校最高分考进北京大学。他心仪北大之强烈,因为父母都是北大出身,自我诠释为“有一种近乎血缘性的认同和亲切”,但这也可以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压力——我猜大多数北大出身者的后代,都会终身背负这种压力。

  北大自“五四”以来就是中国政治风云的发源地,说“数风流人物,还数北大”,也不过分,那么是不是北大塑造了一个反叛的王丹?有没有一个所谓“北大精神”?反观北大今天这幅堕落相(非指政治冷感,指迎奉体制、学术腐败),你又会很沮丧。我认为,“北大精神”并没有多少政治学上的意义,或者说,也做不了多少“政治”、“社会运动”的图解。

  “北大精神”的正宗,只是一种学术精神,即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容纳信奉马列的陈独秀、自由主义的胡适、守旧的陈汉章、主张清帝复辟的刘师培。正是这样的自由氛围,让北大在学术、思潮、政治等诸方面,领先群伦,也在“五四”等重大历史关头鹤立鸡群。扼杀蔡元培精神,也就杀死了北大,这也许反倒可以归纳为一种“反北大精神”,在八九六四以后,逐渐臻于完备。

  我非常欣赏王丹在第三章“北大:我的精神圣土”中,以强烈的笔触,写出了八十年代北大那种思想活跃、思潮激荡的醉人氛围,他也由此描绘出他自己独特的精神旅程,刻画了他的叛逆传奇——倾心各种讲座、追随“青年导师”,第一次到天安门广场静坐,迷恋、参与、主办勺园塞万提斯像下的“草地沙龙”、“民主沙龙”,编辑民办系刊《燕园风》、校刊《新五四》??一个优秀的人,只要置身于“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氛围,他(她)就会吸收、思考、怀疑,一句话,变得更“优秀”。

  这正是百年前“五四”那个北大、五七年“大鸣大放”时那个北大的光辉所在。这也证明了人类社会的一个法则:凡优秀分子,注定会怀疑体制、质疑多数、反抗潮流,唯此这个社会才有希望进步、大多数人的权利才有保障;反过来,这也注定了专制制度的存活前提,是必须扼杀社会优秀分子,对整个社会实行逆淘汰,输送形形色色“脑残”、平庸甚至卑劣之徒,至权力枢纽中,那么它的运作代价和杀伤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理想主义”可能是一个陷阱

  王丹作自传,回眸心路历程,将自己的“造反心迹”归因于理想主义,并以此诠释“八九一代”。以我阅读的范围而言,这是多数学运领袖所见略同的一个看法。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未经剖析和分殊的笼统之见,期间暗藏着许多思潮的陷阱;“八九一代”也以“理想主义”来区分他们跟“后八九”的政治冷漠,显示了某种代际紧张。

  凡政治参与,都仰仗理想主义,文革中的“红卫兵”恐怕是最极端的“理想主义”。“六四”屠杀后,中共痛定思痛,决意泯灭青年学子的政治参与企图,不惜放纵娱乐化,以抵消理想主义,这大概是“理想主义话语”的一个主要观点。其实,这不过是在重复所谓“法兰克福学派”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批判,即消费和享受,取消了人的批判和否定的能力。这种理论的缺陷一望而知,难道禁欲和清贫,就维持得住批判能力?

  由于中国社会的政治发育程度极低,公民社会基本空缺,民间政治参与渠道彻底堵死,在这样的社会里,“关心国家大事”就是最大的理想主义了,这基本上就是“八九学运”的历史前提。实际上,他们能够承受的遗产很有限,唯有模仿文革的静坐、绝食。假如用“理想主义”,可以同时解释文革造反运动和“八九学运”的动机、驱力,这不是有点尴尬吗?

  王丹毫不讳言诸如“红色经典情结”、建构于“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的责任感、民族主义的体育狂热、阅读马列经典等“理想主义”要件,引出一个颇具张力的问题:“八九一代”的理想主义,发育在中共意识形态背景下,集体、国家、民族等巨兽彻底压倒个体,如何支撑他们自由主义的反体制立场?这个悖论,甚至导致了他们与体制之间关于“爱国不爱国”的滑稽歧义。我们其实很难判断,距离所谓“喝狼奶”的一代只有几步之遥的“八九一代”,未被洗脑的程度究竟多少?王丹的客观描述并不错。“八九一代”未被解构的“民族国家”意识,使得“关心国家大事”的旧式政治参与难以长久,终究要被“个体”、“维权”等意识取代。

  前不久中国在“钓鱼岛”争端中爆发的反日狂热,表演了一种由官方操纵的民间“政治参与”模式,令全世界跌破眼镜:中共二十年来、尤其是茉莉花运动以来,最忌讳街头运动,不惜耗费高于国防费的巨额资金来防堵,今天居然肆无忌惮地“自我导演”一场群众抗议、砸店烧车、蔓延一百多个城市,规模空前。他们要向国际社会证明,他们用“民族主义”就可以把人民玩于股掌之间。惨不忍睹的是,民间郁积的愤怒,借由“刺刀对外”的官办临时孔道而发泄,人们竟也自得其乐。


“仕途”在今日中国

  王丹或是一个做学问的好苗子,却此生注定要“以政治为志业”了,这使我自然有兴趣梳理一番今日中国的“仕途经济”。

  中国官场今日的路数有二:是“太子党”须得混文凭,是平民拥有高学位也须得入“团派”,舍此二途,做官无门。所以我们来设想一番王丹,假如“八九学运”未曾发生,当初以他颇为看好的“团派背景”,又是北大出身,也够机灵,而今以他四十出头的年龄,兴许当上省委书记了;假如他的“学长”李克强肯提携,进政治局也说不定。

  如今在中国高等学府里,对“团派”仕途,一定趋之若鹜,平民“学而优则仕”,唯循此径,跟“官二代”分享权力。网上曾风靡一个视频,薄熙来跟来自全国的一群大学生骨干座谈,恰好可以拿来作“官二代”、“团二代”两厢的应证,所以特别有趣。


薄熙来接见新一代红卫兵
2010年来自全国109所大学的162名学生骨干,在重庆接受文革式训练后,薄熙来发表讲话,他旁边竟然站着儿子薄瓜瓜。一派文革红卫兵气势。

  话说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九所全国知名高校的学生会或研究生会的主席,共一百六十二人,二○一○年来重庆参加“中国大学生骨干培养学校”,由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卢雍政带领,跟薄熙来座谈。这些学生骨干在重庆“上山下乡”、参观考察,却在座谈会上,一律穿着红色polo(马球)衫,极为讽刺。这段视频的跟贴评品,最为精彩:

  这些学生干部是将来官僚体系的中坚力量,是最善于钻营的一个群体,目前我们的官员系统主要培养的就是这种人,唯长官意志是从,有个性的有为青年被排除在外。

  当代这些学生会头头也是学生中的“人精”啊。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学会官场中那一套,他们年轻,却并非心智不成熟,而是过度投机于政治,不知道薄案发的今天,再看这段视频他们作何感想?他们还想玩政治,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就在视频接近尾声、全体人员起立鼓掌时,画面突然闪过主席台,赫然出现薄瓜瓜,他站在薄熙来右边的位子上,前面并未摆放名牌。网友感叹这段影片如今看来格外讽刺:

  看看这个视频,我更加坚信这厮若是当上一把手,必然重演文革,国家走向纳粹式的极权万劫不复之地。注意:视频最后十三分三十秒起立时,薄身边那个年轻小伙像谁?而且他台上是没摆放名字牌的,奇怪,政府会议竟然带儿子参加,什么用意?扶持上路?

  不厚非常神往当年毛贼城楼一挥手百万红卫兵山呼万岁的那个场景,非常神往红海洋,非常想玩毛贼那个味。看了这个视频,可以确认这厮正在重走毛贼曾经走过的道路,几乎没有区别。可怕的是,这些激情发言的名校大学生领袖跟当年的红卫兵领袖几乎一个腔调,他们随时可能挥舞红宝书,冲向不厚指向的战场。


团二代听命于官二代的前景

  最让人担心的不是薄家少爷的出现,最可怕的是中国的年轻菁英们如此轻易的放弃了信仰,主动向权力靠拢。年轻菁英不再是社会进步的力量,已经彻底沦为权力的附庸,成为现行体制的接力维护者。这应该就是钱理群先生十分担心的所谓“精英利己主义”吧。悲观了,进步的动力在哪里?

  不过我并没有网友们那么“气愤填膺”,因为薄熙来的架势,与其说叫“团二代”跟“官二代”(薄瓜瓜)见个面,不如说他要让“团二代”明白,你们都要听命“官二代”。这不仅就是眼下中南海里的戏码,也将成为中国政治的长期内容。那情形,颇像满清王朝,有满员汉员之分,位高权重而颟顸的一定是满员,精干而不被信任的多为汉员,此亦大清覆亡之因。

  由此,王丹暂时在台湾边教书边历练取经,实为上策。他将要去中国走一条全新的参政之路。其实他有一个更亲密的北大“学长”王军涛,也是他最服气的人,比他有更深的“团派”背景,却在纽约流亡环境下,作更艰幸的试炼。据说,他常常站在时代广场,冲着川流不息的熙攘人潮,用中国话大声演说,到了“如入无人之境”的境界。有一次我从王丹的手机屏幕上看到,王军涛磨练完了从纽约回新泽西家中去,深夜一个人孤零零站在路灯下等长途汽车。我忽然非常感动。

2012年10月22日美国德拉瓦州

注:《王丹回忆录:从六四到流亡》,台北市,时报文化,2012年9月初版。



原载于香港《开放》杂志2012年11月号
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1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