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明复做了个简短的开场白。他先作了自我介绍，说起自己也是学生出身，长期搞俄文翻译，“文革”中坐了八年牢，“文革”后当百科全书副总编，后来到人大常委会当秘书长，1985年到统战部。统战部是信息传达渠道。今天，一些知识分子建议他和同学们对话。然后，他按照当时上边的口径，肯定了学生们的爱国热忱，但是，反对同学们的做法。他呼吁学生们顾全大局，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问题。他说中央是有对话诚意的，就在当天下午，赵紫阳、胡启立、温家宝和他一起已经应总工会的约请，和工人代表进行了对话，下礼拜一决定和学生代表对话。赵紫阳同志有一点意见，希望不久会在电视上广播，使同学们知道。戈尔巴乔夫要来访华，能不能顺利进行，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事情。学生酝酿采取行动，如果天安门广场聚集两、三万人，连欢迎仪式都不能进行，会有什么后果？学生们的合理要求，政府和党中央都在研究，围绕热点问题，正在研究解决办法。但是，一定要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变得尽善尽美。同学们可以有多种意见，但要是做出损害中苏会谈的事情，必定会使亲者痛、仇者快，是不会得到人们支持的。同学们的意见，他一定向中央直接反映。凡是他所了解的情况，一定坦诚地传达给同学们，他个人的意见，同意的就说同意，不同意的就说不同意。同学们尽管畅所欲言，不要有任何顾虑。
学生代表中吾尔开希首先发言。他说：“我叫吾尔开希，我的名字现在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听了这话头皮发麻）。我今天是以绝食团团员的身份参加座谈，还有一个身份是北京高自联常委。我认为我们应当对赵紫阳同志的讲话作出积极响应，所以我们不准备在5月15号搞游行。绝食是大家认为最和平的方式，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认为目的在于迫使政府表现出诚意。绝食会不会延续到15号？同学们的意见是，只要问题不解决，一个星期也会有人坚持下去。 “4 • 26社论”导致4 月 27 号大游行，现在政府行为有改善，为什么同学们会没完没了？因为对政府诚意、对社论耿耿于怀。 4• 27 游行是我们高自联组织的，一个月了，提出的要求政府还没有答复，什么道理？5月15号是否还会游行，我只能说尽可能避免。根子是社论，“动乱”的帽子不摘掉，即使戈尔巴乔夫来访时不上街，以后也会上街。对社论，我谈几点看法：首先，“这是一场动乱”，“这”所指是谁，“场”字怎么理解？就是指学生运动 。长沙、西安不在“有组织有预谋”之列吧！有组织有预谋的只能是指北京的学生。政府必须赔礼道歉，必须认错。《人民日报》要不要负责任？应当让广大人民群众在充分了解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来评论。新闻记者大游行 ，报上只有短短一百几十个字，冷冷的调子，我不认为这是小事，应当放在头版头条。新闻界动起来了，事情恐怕不那么简单 。前一段的新闻报道恐怕不那么确实。”
接着是王丹发言。他说：“赵紫阳似乎非常担心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有所动作。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我回答说：我们这是国内事务，戈尔巴乔夫是国事访问，不必担心。4 • 26社论所定的动乱必须予以平反 ，必须以公开赔礼道歉的方式纠正，否则学运一点成果也没有，同学们的安全也没有保证，学运不会平息。希望给中央一个忠告：一个政府、执政党，必须建立在民意之上，不要失民心。希望能认真考虑学生的意见，这也是社会各阶层的共识。否则是很值得忧虑的。我只能点到为止。”
第三个发言的是马少芳。他说，“动乱”的帽子必须摘掉。学生5月6号提出要求对话，拖到下周一才进行，可是新闻界要求对话第二天就安排了，这不公平。（阎明复回答说：没有对话，是座谈）。
然后是项小吉发言：“我们5月6号提交请愿书，5月8号中办信访局郑幼梅局长和我们接触，5月1号通电话，昨晚信访局同志到我宿舍，我不在，约我今天上午十点谈了一下，告我星期一对话，要求提交20名代表的名单，我带去了，并且告诉他，我们要求现场直播，以免被剪接，歪曲真相。下午得到消息，下周一对话的不完全是我们，我们只是一小部分（阎问：哪里的消息？）。北方交大的消息，已经证实，郑幼梅说大部分是学联代表。这种做法引起同学们强烈的不满情绪，我们要求与对话代表团单独、公开对话。我们是充满诚意，充满善意的。我们想谈三大问题：一、学运的性质、背景；二，4.26社论；三，宪法35 条，结社、言论、出版、游行示威的自由，《世界经济导报》事件，高自联的合法性，北京市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信访局的同志只说出面对话的是中央和政府的负责同志，任何细节都没有。我们不反对下周一的学联对话会，我们欢迎政府这种态度，但我们要求单独、公开对话。”
对话团的沈彤说，5号学生们要求对话的请愿书交上去之后一直得不到答复，才有自行车游行和绝食行动。同学们急切盼望对话，很多同学都是从紫阳同志的讲话得到鼓舞，才参加对话团。今天绝食的出现，不是5月15号戈尔巴乔夫来访这个日子的问题，是因为政府始终没有改变“动乱”的提法，连改变的姿态都没有。
吾尔开希要求听听阎部长的意见：“二十多天了，才得来今天这个机会，真是机会难得啊！ ”
阎明复说：“同学们的意见，我会一字不改向中央汇报。关于对话，从4月27号中央就在认真思考。同学们游行的深层原因，是我们国家存在程度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同学们的要求和中央是完全一致的，是得到全国人民共鸣的。采取什么措施，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答复的，如果采取敷衍态度，我们可以马上同意对话。我们的党中央、国务院不是一个同意甚至推动腐败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否则我们不会在报纸上揭露腐败现象、决定审计五大公司，等等。认真、严肃的答复，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出的。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大家都看到了，对国务院审计五大公司，人大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也不排除请同学们参加的可能性。信访局的答复我不知道，我想不应当把我的意见强加给你们，对话是民主制度的一项内容，以前没有贯彻十三大决议，你们推了一把。我们已经反思了，在座的中青年学者可以作证，就在这个桌台，我们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今天下午，大中企业的代表说大中企业始终没搞活，当前治理整顿和经济发展有矛盾，如何解决？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才能不滞后，新闻法、结社法、游行示威法……都在认真准备。政府对话的诚意，同学们发生怀疑，我感觉我们首先应当作检讨，没有及时把4月27号以后的思考传达给大家。当然也有困扰：用什么方式来传达呢？昨天香港《镜报》的徐四民问我对当前形势的看法（阎明复把上午对我们谈话的有关内容复述了一遍）……我认为4月27号和5月4号的处理方式是成功的。中央的确担心（我希望我们是错误地理解了同学们的心愿）绝食会影响中苏会谈。希望同学们能表现出充分的理性和爱国热情，中苏关系的改善会使我们没有一个敌国。我对徐四民先生讲：我今年58岁，还能干几年？过几年就是他们（指学生们）来推进改革，希望他们能继承一个好的遗产。但客观事态的发展往往会影响结果。我不想讨好同学们，但将来确是要由你们来决定的。如果你们希望得到一些好的遗产，就应当约束自己的行为。现在三十几岁、四十岁的一代之后就是你们的一代。你们注定不是享乐的一代，是忧国忧民的一代。我希望大家不要怀疑政府的诚意。”
学生代表沉默了一会。王超华接着发言：“我代表高自联常委会作个发言，表明我们的态度。一、对话代表团5月3号成立，是项小吉、沈彤召集的。我们协助作了组织准备工作。三个团体——高自联、对话团、绝食团——都是学运的产物。我们向中央作了让步。我们是考虑到我们的责任的。报刊上多次提到非法组织，对话团的成立就意味着不一定要以承认我们高自联为前提。对话团事实上是更广泛地代表了同学，今天请我们没有请学联，就表明政府承认了我们……”
阎明复马上打断说：“我会把刚才你们要求单独对话、公开公正客观报道的意见传达给中央。我不认识同学们，我们是请几位老师把他们认为有代表性的同学请来。”
王超华接着说：“没有任何人能代表同学，是自发的、强烈的反应。9号召开高自联全委会，到会只有二十几所高校代表，今天的绝食一下子就有四十多所学校参加。我们很愿意合作，同意紫阳同志意见，但并不是我们就能控制学生的情绪。对学运的处理，假定4月20号不出动军警，4月21号能出来对话，4月26号不发社论，4月29号不搞那样官方导演的假对话，学运是能够平息的。这是促使‘五·四’大游行的重要原因。5月4号以后政府比较明智，为什么还有绝食？因为‘动乱’的提法没有改过来，同学们深感忧虑，几十年的阶级斗争使同学们不能不顾虑秋后算账，外地同学至今不敢告诉家里。应该让同学们理直气壮地说：我参加了爱国民主运动，不然同学们还是直不起腰来。希望对社论作出明确表态。”
随后，邵江讲到他们在学生中搞了一个民意测验，对官方不信任的占90%，要求退出官方学联的占82%，对学生自治会支持的占80%。
孙立平、刘晓波、闵琦等陆续发言，话题越来越分散。晓波发言的大意是，和学生们比较起来，知识分子们应当感到惭愧。知识分子应当为自己缺少行动的勇气而忏悔。
李肃有点焦躁，一再催我代表他和郑也夫发言，把会议引入正题：如何解决当前事态。我不得不发言了。我说：“我想代表我自己、李肃和郑也夫三个中间人说几句话。对于当前事态，我们当然有我们自己的意见和评价，但我们今天不是来谈这些。我们今天把同学们找来，是想调解学生和政府之间的对立，大家共同努力，找出一个能为双方接受的平息事态的办法，因为双方都有一些不愿事态平息的人，我们必须想办法说服他们。对不起，也许我的角色意识太强了一点，但既然我们三个人今天充当了这么个角色，我们只好履行这个职责。我想谈两点意见供同学们参考。首先，你们是要解决问题，还是想显示力量？我认为，双方显示力量已经显示得很够了，到了坐下来认真讨论一下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时候了。其次，要想解决问题，双方都必须有妥协意识，学会作出适当的让步。对立的双方都应当能够首先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位置上，体会一下对方的处境、他那一方各色人等可能作出的各种反应以及力量对比，然后提出对方可以接受的条件。也可以说，妥协意识就是下棋意识——你每走一步棋，都要再三考虑对方可能的走法。有些走法，很明显地是谁也不可能采用的，因为这种走法会使自己全线崩溃。你不能指望对方会这样走。毕竟，这盘棋是两方在下，谁也左右不了谁。”
李肃试图把问题说透一点，我听了有点替阎明复担心：“到底是谁代表学生，谁代表中央？对‘4• 26社论’，中央态度也不一样。《导报》（《世界经济导报》）里边也有两派意见：悲观的一派，认为做什么都来不及了；另一派认为要依靠党内积极力量。”
孙立平发表看法，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正确评价学运。他提出几点意见：第一，能否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由邓或别人对学运作出正面评价。第二，《人民日报》得有个举动挽回“4• 26社论”的影响。第三，要解决“秋后算帐”问题。他认为学运已有做善后工作的迹象，中央能否作出一定保障？不要有“抓黑手”的举动。
几个学生代表接着发言说：三点关键是，1，“动乱”帽子必须摘；2，承认“高自联”合法；3，对话要平等。要想平息事态，5月15号对于社论的定性中央要有明确答复。政府和学联的对话最好推迟。
梁二（梁擎暾）说：“谁控制局面？学生自己控制。广大同学在广场上等待政府的表态。否则5月15号我认为没有人能保证不发生冲突。”
李肃想把议题导入具体操作方面，他问学生代表：“如果政府不用否定‘4 • 26社论’，而用肯定赵紫阳讲话的方式可以不可以？对话的名额，你们这边加20名，那边减一些行不行？”王丹拒绝这个建议。他说：“政府完全可以做到公开认错，因为政府一向是勇于认错的嘛（众人发出嘲笑声）。要我们增加20名代表，得通过普选产生，时间上来不及。”吾尔开希附和说：“退一万步，为什么政府不能认错？为什么不能单独对话？”
阎明复看见会场上的情绪激烈起来，不得不表态了：“首先，我感谢这么多同学来统战部。不管交换意见的结果如何，我们都应当记住今天的善意的气氛。第二，如果来得及，我今晚就向中央汇报。第三，推翻‘4 • 26社论’有难度，希望给一段时间，让更多的实践给所有的参与者认识学运的性质。象那位女同学（指王超华）讲的，是很难达成什么协议。我希望同学们在戈尔巴乔夫来访之前结束绝食，以自己的行动证明学运是正确的。事态的结果我们恐怕都很难控制。我向表现出大无畏气概的绝食团的同学们呼吁，对赵紫阳同志的讲话作出冷静、公正、积极的反应。第四，我认为没有什么根据在这个层次分出改革派、保守派。听说现在有不少人戴毛主席像章，党内也听说有一些人不赞成十年来的路线。但是，自从我进入中央，我认为没有根据认为中央分成改革派和保守派。在开放社会，我们所有人的价值观念、 思维方法都会有所改变。我希望不至于造成全面的倒退。倒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个人认为，某些领导人和同学们选出的代表单独对话，我是赞成的。客观、 公正、公开报道对话，也不是什么苛求。但我作为跑龙套的，不能超出音乐的节拍。另一方面，我也会尽力反映意见，促进我认为合理的要求。我看，要在很短的时间里否定26号社论是很难做到的。希望你们保留这个权利，但在戈尔巴乔夫来访之前，用理性的行动来表明这一要求是正确的，正象4月27号的行动博得了社会的称赞一样。当前，双方互相理解的愿望很重要。”
听了这番话，学生代表沉默了一会儿，但显然并没听懂。邵江说：“我们双方都采取了容忍、克制的态度，但学生提出的要求，阎部长这样表态同学们可能是不满意的。”阎明复很和气地问：“但你认为是不是实事求是的呢？” 吾尔开希插上来说：“我总觉得政府有小孩子的逆反心理！”我对他说：“对不起，我觉得你应当区分一下‘政府’这个大范围里的不同的人。你说有‘逆反心理’的，是阎明复？赵紫阳？李鹏？还是别的什么人？”阎明复说：“我认为对话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沟通信息的渠道。彻底否定‘4 • 26’社论，一、两次对话解决不了。”
我看对话基本没有进展，学生们似乎对于阎明复讲话中的深义基本木然无所觉察，不得不拿过麦克风，想点上几句。王超华见我想说话，大声制止别人：“大家静一静，听听周老师的！”我说：“我想向同学们提供几点参考意见。第一，同学们是不是要学会听懂外交辞令背后的真实含义？我想，这种场合对于你们应当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同学们应该利用这些机会尽快地成熟起来。第二，我想不必太担心秋后算帐。此一时彼一时，世界变化得很快，很可能那些想算帐的人不过是一厢情愿。安全保障不在于一纸协议或几句承诺，而在于你们自己的实际力量。怎样才能有力量？讲策略、有水平，赢得社会各界广泛同情和支持，才有力量。第三，事实上你们已经成为政府的谈判对手，这个客观事实谁也无法否认。现在，双方在打牌，手里的牌怎么打，打得高明不高明，就要看头脑是不是清楚。我想，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搞清楚自己的操作对象。双方都是受约束的，都需要手里有牌去说服自己（而不是对方）背后的一批人，这些人可能并不希望平息事态。我想，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刘晓波显然明白我这番话的内涵。他说： “我认为阎明复部长很有诚意……（阎马上笑着打断说：“你不要再挑开了！”）。我认为应当为持积极态度的中央领导人创造条件”。
李肃说得更透：“中央政治局没有认可赵的讲话，不是集体决议（阎明复笑着说：“你好象是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了！”）。”
王军涛一直沉默着。眼看时间己近午夜，他终于说话了：“阎部长，坦率地说，您感动了上帝。周舵和我是老朋友，我很了解，本来他们并不热心帮这个忙的。几位老师是被你们感动了。今天学生显得比政府成熟，学生的要求已经降到最低了，降到几乎没有要求了。仅仅讨论些技术性的东西，能渡过5月15号吗？今天这么多的政治信息，政府应当从中充分吸取教训，作出部署。中央至今作出过什么战略部署？党必须调整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现代化靠什么？靠知识分子、 企业家、 公务员。要反思我们的现代化模式。今天渡过这一关不一定是好事（阎明复反对说： “这是不对的！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 ）。 阎部长感动了上帝，也感动了学生，但学生们再让步，就不可能代表学生了。”
听了这些话，阎明复似乎很动感情，但也有些疲倦和失望。他重复了一下他的结论：“同学们回去只讲今天是阎明复的意见。当然不一定要同意我的意见。希望同学们表现出最大的理性，对于定性提供更多的依据。第二点，事态的发展不取决于我们的意志。阎明复保证如实向中央汇报。我豁出来了，官也不当了！也就能起那么点作用。第三点，我将尽力促成有关人员与学生们选出的代表团的对话。第四，我完全同意刚才几位老师的分析。深层的问题不是几次对话能解决的。关于秋后算帐，我会促成不做秋后算帐。我是当翻译的，今天还是翻译。我一定以最强硬的语气，把同学们的神貌如实传达。”
吾尔开希马上提议：“时间紧迫，会是否可以结束了？ ”王丹补了一句：“我们绝食团是留有余地的。我们没有特意选在5月15号之前。”阎明复盯住说：“希望不是你个人意见！”王丹回答：“我代表同学们的意见。”
阎明复最后又强调说：“不可能在短短几天之内推翻社论结论，对此不要有任何误解。不能把问题赤裸裸地摊开来。”
散会时已经过了午夜十二点。陶斯亮说，统战部准备了一些简单的夜宵，请大家随便吃一点。我心里沮丧万分。早知道是这么个结果，实在大可以不谈。但我不甘心。毕竟这四、五个小时还是对学生们起了些作用。他们的态度已经不是那么僵硬了。我趁势把王丹等几个关键人物找到一边，开始作最后一轮劝说。大意是：依我看，你们对一个关键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就是角色转换。原来，你们游行也好，贴大字报也好，喊口号也好，都是作为单纯的意见表达。你们是在表达青年学生的政治意向。现在不一样了。你们现在提出了明确的条件，以某种实力为后盾，要求政府接受这些条件。这样，你们就不再是表达意见，而是成为现实政治力量的代表。你们已经深深卷入了政治，成为政府的谈判对手。你们必须认识到这种转换，自觉地尽快提高政治策略水平。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事实上你们已经在玩政治。没有比当外行政治家更可怕的了。你们既然玩上了政治，就得尽全力把它玩到家，不能采取轻率的玩票态度。你们如果能在戈尔巴乔夫访华前撤出来，你们干得就太漂亮了。首先，这给党内改革派帮了一个大大的忙，使政治力量对比向温和路线大为倾斜。其次，你们能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许，用你们的政治策略水平赢得大家的尊敬。否则，无节制地闹下去，你们会逐步丧失社会同情。第三，你们撤出来，如果政府不同意你们的要求，你们随时还可以再进去。进退自如、可放可收，这种统一行动的能力才是你们最主要的力量源泉。今晚回去动员同学，明天就撤出来吧！哪怕只撤出几天也好！如此等等。
王丹等人总算被说服了，当场下决心动员撤出。我听了很高兴，当下问他有多大把握？他想想，说大概有七、八成把握。我送走他们，马上让陶斯亮转告阎明复。
不知什么时侯，张钢也来了。他很得意，对陶斯亮说：怎么样，干得不错吧？陶斯亮笑着说：确实没想到事情能办得这么漂亮。我开玩笑说：这就叫四通效率嘛！然后，我又去和刘延东聊了几句。她是我的校友，清华附中毕业的——不是同届，她比我大得多。
统战部派车送我们回家，半路上晓波又变了主意，说不行，要回广场，问我去不去。我说：“ 算了吧，我可快要累死了。”到家已经两点多钟，我倒头便睡，直到第二天下午才起床。 这一觉很可能就此把个大好机会错过了。刘晓波后来一再埋怨我，“你们那天晚上（十三号晚上）为什么不去广场劝学生？要是许多像你我这样的人全体出动，齐心合力去广场劝学生，撤出来是完全可能的。”他说，那天他一直在作劝说工作，每一批听他讲道理的学生都被他说服了，总共大概有七、八批，——晓波的判断也许对，也许不对。可你总归没法断定说绝对不可能。我相信，类似这种机会后来还有，也许不止一次两次。我不相信什么绝对的必然性。真是那样的话，人生未免太无聊了。要是人就象上好弦的钟表发条一样肯定只能照着什么“历史必然性”按步就班走下去，那真不如马上就去找根绳子上吊算了。
五月十四号是星期天，我把电话断开（我在电话线上装了个开关），一觉睡到下午。后来听陶斯亮说，她让人拼命给我打了一上午的电话，想让我去参加当天的对话会。我去或不去，会不会有什么区别，这我说不好。对话会本身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除非我和其他知识分子们采取“非做不可”的极端积极态度，去一而再、再而三，千方百计坚持不懈地努力，或许结局会大有差别。一件事，你拼命干，和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干，结果常常会有天壤之别。问题就在于，我们谁也没有拼命干！
睡醒之后，我想打听打听王丹到底是不是履行了诺言，从广场撤出来了。可我给统战部打电话，根本就没有人接。晚饭后，我忽然心血来潮，想去看看导师于光远先生。我猜想这位“一二．九”闹事学生的大头目对时局肯定会有点想法。再说我也好久没有去看老头子了。最后一次见他还是在八八年十月份，老头子让我跟他一起去杭州开一个研讨会，从那以后就再没看见他。——说起来惭愧，我那时候正迷上科学哲学，听见别人说起“辩证法”三个字就头疼。《资本论》虽说总算是硬着头皮啃完了，可至今想起还心有余悸，唯愿此生此世不再读这类黑格尔风格的作品。凡有机会，我都要痛骂黑格尔“一派胡言”、“纯属垃圾”。为这个，邓力群控制下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一度几乎要把我除名。幸亏老于头（我们背后都这么称呼光远老师——我得承认我是始作俑者）爱才心切，百般袒护，才总算勉勉强强混到毕业。
扯远了，还是说5.14的事。我先给在“于办”（于光远办公室）的师弟刘世定打了个电话，约他一起去。那天晚上在导师家，我大谈了一番中国党应该有叶利钦式的人物，敢于站出来公开和保守势力对抗之类的话。于先生想必觉得我极其幼稚。他则大谈了一番当年“一二．九”的经历。后来，我为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命运和作用”这个话题，和他争论了起来。老头子和我争得面红耳赤。后来，于小庆（他的小女儿）说：“我们这儿全是顺从派，YES MAN，也就是你敢这么顶撞他。”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从光远老师家里出来，已经十点多钟。我和刘世定到了天安门广场，就开始往里边挤。我拿出名片，让那些纠察队员传进去，让他们去找王丹说话。等了足有十八个钟头，才让我进去。刘世定却被拦在了外边。好不容易找到王丹，我质问他为什么不守诺言？为什么没撤？他答：同学们都不同意撤。他告诉我下午来了十几个知识界名流，严家其、包遵信、戴晴、苏晓康……，劝了半天也没能劝动。他表示无可奈何。我在学生堆里怔怔地蹲了好一阵，心里把这帮不领也不袖的学生“领袖”臭骂了八十遍，怏怏而返。
五月十五号，上午去市委党校给人事局第二期培训班讲公共关系课，晚上是公司五周年纪念招待会。在北京饭店西大厅开了五十桌宴席，每桌五百元。空着三分之一，冷冷清清毫无气氛，与往年大不相同。然后，就是五月十六号那精彩的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