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华托帝
 安华托帝医生在第八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上报告自己的研究成果 |
具体记不清楚是那一天了，只记得是十月的一天，1970年。因为那年我上小学一年级。
早晨起来，吃了饭就去隔壁叫上我的同学一起去上学。马上就要放假了，所以，很开心。唯一不顺心的事就是那天天上在下土。没有一丝风，整个天空显得安静极啦。我们唯一不明白的是天上怎么会下土呢？
当赶到学校时，嘴里已经有土味了，就好像吃了一口沙子馅包子似的，不停地吐沙子。身上早已成白色的了，那种比面粉还要轻的土。在去爷爷家的乡村土路上时就会见到这种土。
同学们围着老师问，老师说：那是因为土星刮大风啦，把土都刮到地球上了。心想对呀，土星上都是土，一刮大风当然把土刮的满世界都是，难怪天上要下土……
“我见过真主……！”
1995年8月，因为我弟弟结婚，作为家中兄长，我必须参加并担负重要任务，我们全家到来到了哈密，我出生的地方。这时我已经是乌鲁木齐铁路局中心医院的肿瘤外科一名主治医生了。
乡下结婚场面是热闹非凡的，方圆人家多多少少都带一点亲，因此，人来人往，拥挤不堪。光顾着干活，忘了吃东西，肚子饿，就跑到院子里做饭的那个角落，一群人坐在地上聊天，我端着饭碗也坐在他们的旁边听。一个老人在炫耀他的经历，看来，他有一群羊，因为放羊，他去过很多人烟罕见地方，心想，就听听他在吹什么。我听到的他的第一句话就让我感到好笑，他说，他见过上帝，也就是真主。这很有意思，我就往他那边凑了过去想听个明白。
他说：那是去年秋天，他在哈密南山背后放羊，因为那里的水草好。有一天，有几个解放军来到他放羊的地方，告诉他说，他们想买他的羊，全部买下，并且，要他帮忙叫别的牧羊人不要到这里来放牧，这个地方专门属于他。这个老人很高兴，就按照吩咐去做。
有一天，从南边传来一声巨响，然后，天上就有了第二个太阳，那是上帝，那是真主在显灵，他慌忙跪在地上，并开始念古兰经。然后，那些解放军又来了，并把他带到了军队医院免费替他检查身体。并留他住院治疗烧伤。那些解放军们给了他一些钱，说是买他的羊的钱，他拿了钱，治好了烧伤，就回家了，从此不再放羊……。
这是我才注意到他的整个右脸，脖子，右胳膊都有烧伤后的瘢痕。心想他真的见过真主？
婚礼结束，回到乌鲁木齐，返回到日常生活，继续投入到繁忙的，没完没了的手术中去。当时没有意识到，麻烦已经悄悄地降临到了我的头上。
一天，刚刚查完房，手下的几个实习医生在开医嘱，我的头，外四科主任开始了他每天的唠叨。他说：阿大夫，你常说你们维族人身体素质要比汉族人好，但你看看，我们共有四十张床，而你们维族人就占了十张……。
他不说，我还并没有注意到这事。我是这家医院仅有的三名外科医生之一。我们医院叫做：乌鲁木齐铁路中心医院，我在外四科，也就是肿瘤外科。我们医院（当时）有三百张床位，八百名职工，少数民族职工连厨师也算上还不到二十人。我们外四科有四十张。由于是铁路中心医院，所以，只接受铁路职工和家属，不对外营业。而乌鲁木齐铁路局是铁道部的下属机构，当时有十六万职工家属，其中少数民族仅仅五千人。这就是说，十五万四千人仅仅使用了三十张床，而五千人就占用十张，这个比例是吓人的。我当时就吃惊了，心想：为什么？
下决心揭开这个谜，我开始了我的调查。首先，我从病案室调来了所有肿瘤病人的资料（由于是铁路中心医院，所以，我们的病人来源分布于整个新疆）。然后，列出了所有病人的病史，诊断，住址，等等。经比较，结果是出乎我的意外。
在我的调查结果里，占头三名的恶性肿瘤分别是：血癌，肺癌和淋巴癌，而这三种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它们的发病原因中都与核辐射有关。而这核辐射的来源大家心里有数，那是人所共知的中共的核试验工程。
我的调查到这里并没有结束。这些数据反而让我想起两年前我们医院曾对铁路沿线职工家属进行过一次肿瘤普查，调查结果并没有公布。我就来到了统计室，撒谎说我想写论文。有了论文就可以有机会去内地参加学术会议，而所谓的参加学术会议只是游山玩水。由于我和那位统计室的统计员的关系，我成功地拿到了我想要的东西。那次肿瘤普查结果表明：新疆地区肿瘤发病率要比内地高35％，这是指那些新疆的当地人。而新疆的汉人的统计数字略有不同，在1964年以前来新疆的汉人群中的肿瘤发病率和当地的少数民族一样；1974年前来新疆的汉人群中的肿瘤发病率要下降10％，仅仅比内地高出25％；而在1984年前来新疆的汉人群中的肿瘤发病率仅仅比内地高出15％。而1984年以后来的汉人群中的肿瘤发病率和内地差别不大。
看着这些令人发呆的数据，我的心碎了……
让我们再看看一些更让人吃惊的数据：
在中国大陆，每一个省都有一个省立肿瘤医院，新疆肿瘤医院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小西沟。设立于1994年，以五百张床开院。到2007年，病床数狂升到2000张。而能到新疆肿瘤医院来看病的都是国家职工或者有钱的人。而占新疆人口90％的农民及牧民，因为不享受国家医疗福利，就被决绝在医院门外。而他们的年收入可能连一次化疗都不够，可怜的当地人民只好回家等死。如果把这些没钱看病的人群加上，那么，新疆地区肿瘤发病率要重写。
新疆，仅仅两千万人口，而一个两千张床位的医院还不够用。让我们来看看河南。河南省，是中国大陆人口最多的一个省份，人口一个亿。而河南省肿瘤医院同样于1994年以五百张床位开院，至2007年，床位数仅仅达到800张。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两千万比两千；一个亿比八百！
这些数据根本不用我再多说。
2009年8月，我被邀请到日本北海道札幌医科大学进行学术交流。高田纯教授给我看了他的研究结果，他来到哈萨克斯坦，在当年苏联红军留下来的军工实验室，他根据苏联军队观察站的数据得出：在新疆共有十九万人死于核爆炸，一百万人死于核辐射。（他还为此出版了一本书）。从他的数据库里，我才反应过来，当年天上下土是因为那是中共当量最大的一次核试爆，1970年10月14日。当量：三千四百万吨。而那个牧羊人并没有看到上帝，他看到的是一次核爆炸。
Ken Alibek，是前苏联在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军工试验室的上校主任，于1996年叛逃到美国并写了一本书，书名叫（biohazard）。书中透露，中国军队不光在新疆试验核武器，他们也试验生化武器。并于1980年的一次生化武器事故中，导致无数人的死亡。这我还记得，当年，整个南疆被封锁，车辆人员只准进，不准出。我们只知道有传染病流行，不知道是哪种病。只知道是一号病和二号病。死亡人数只有鬼知道。
从谷歌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核试验部队的驻地离实验区240公里，而吐鲁番，这个丝绸古镇离实验区只有140公里。
中共知道它可以瞒得过平民，瞒不过军人，所以，自从第一课原子弹爆炸开始，就开始了对核试爆人员的补助，从1964年2003年，国务院发布了16分文件，专门为那些核试验部队老兵进行赔偿。而我们的那些被用来做试验的当地人民，还在肿瘤病的痛苦之中挣扎。
作者供稿
我们的姑娘们都哪里去啦？——一对维吾尔恋人的故事
安华托帝
2004年的一天，我偶然从网上看到一个奇怪的消息：200名新疆姑娘在广东东莞的一个私营企业打工。由于她们来自遥远的边疆，当地政府部门尽其所能为这些远道而来的女工们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等等……。
这是个好消息呀，政府在切实的为解决就业问题想办法呀！嗯，是很好，可为什么是广东？从新疆？女工？
我想尽办法找到了一位从内地工厂逃跑回来的一个女工，并同她通了几次电话，以下的故事就是根据她的故事整理的。
肉孜买买提﹒土耳逊（Rozimemet Tursun)，23岁，他跟别的祖祖辈辈住在这块土地上千千万万维吾尔人一样，也是一个农民。家中的两亩地根本不能够养活他的父母和两个妹妹。
南疆是一块干枯，从不下雨的土地，人们喝的都是昆仑山上留下来的雪水，就连这个雪水也已经被住在上游，内地来的汉族人截流的没剩多少了。
作为新疆大学的毕业生，肉孜用了四年时间学习经营管理，想毕业后在家乡开一个工厂或者办一个企业。但是，当他毕业回到家乡，所看到的是：他根本没有这样做的机会。因为，这些机会都已经被内地来的汉族人占光了。同时，乡干部，村干部么都是汉族人，有机会他们都会从自己的家乡叫人来的，根本轮不到当地的维族人的。正因为它是维族人，就会永远地停留在第二波候用人员行列，第一波是汉族人，而汉族人有用不完的人力资源。那么你维族人就别想了。
但是，作为长子，肉孜必须承担起抚养全家的的重担。他的父母已经没有那个精力了。
尼斯拜提古丽﹒马木提，Nisbetgul Mamut刚满20岁，住在同村另一头，肉孜的恋人。家中的贫穷使得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去组建他们自己的家庭，只好在家里依靠父母。
2008年8月的一天，村里来了几个乡干部，召集村里人开了一个会，会上乡干部们说自治区政府为了解决南疆的就业问题，要在当地招女工，被招上的人要去内地的工厂工作。据说工资很高。
肉孜和他的恋人听说过这些事，但是，他不想把他的心爱的女人送到远方，因为这会给他的名誉带来麻烦，别人会说他养不起自己的未婚妻。
但是，残酷的现实使得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经过几天的，痛苦的利弊权衡，他们终于决定去报名。在报名之前，他们必须假装不是恋人。因为，根据乡干部们公布的章程，已婚，或已经定亲的女人是不在招工之列的。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上面的条例，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要不然就别去。
报名表上说：凡是报了名的并被录取的人要去内地工作。当然，坐火车是免费的，而且，住宿也是免费的。到了内地，每个月的工资不少于人民币2000圆。这足以使不少女人动心。
9月1日，也就是尼斯拜提古丽的申请被接受后的两个星期，她接到通知说要去村中央大厅集合。到了大厅，可以看到大约50名姑娘们。她们有的是本村的，有的是邻村的。也有从较远的村子里来的。年龄从16岁到25岁之间，这也是招工标准之一。有些女孩子显得很高兴，有些很激动，更多的，脸上毫无表情地站在那里。用迷茫的眼光注视着天空，想像着她们的未来，她们的命运会把她们带向何方。
在稍远处，有更多的人们站在哪里，有不少是年轻人，那些即将远行的女孩子们的相好们。他们的神情更加沈重，默默地低着头注视着地面。为他们自己没能保护她们的女人们而感到耻辱。由于他们的无能，那些女孩子们要出远门挣钱来养活这些男人们。这对于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来讲是万万不能接受的，但现实是那么的无情，使得这些不可能的事变的可能。他们甚至不敢和他们心爱的女孩子们的眼光相遇，不敢正视即将远去的女孩子们。还有更多的人甚至没有来道别的勇气。他们怕哭出来。男人是不能掉泪的。
作为维族人，再加上是穆斯林，让女人出去打工是对这个家庭，这个家族，这个民族的侮辱。而这个侮辱没有人能说什么，没有人能做什么，只好牙齿掉了往肚里咽。
去内地打工不是什么新鲜事。很多村民们从附近的村子，远处的村子听到过不少传说。有的说，她们的女儿们寄回来了很多的钱；还有人说就根本没有寄钱回来过；更有人说，他们的女儿们被卖到妓女院卖春。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传说还没有制止更多的女孩子们被迫接受政府的号召去内地打工。
道别了父母，尼斯拜提古丽坐进了大轿车，离开了她从小长大的这个村子，也离开了她的男友，把共建一个甜蜜的小家庭的梦想留给了他。三天后，来到乌鲁木齐市，住进了一个很干净的宾馆。政府的人说她们要在这里住上几天。因为，还有更多的从新疆其他地区来的女孩子们。
姑娘们暂时忘记了离别的痛苦，开始小声地谈论将来的生活。
有200名女孩子们从新疆各地来到了这个宾馆，9月5日，在乌鲁木齐火车站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祝仪式，祝贺250名新疆女工接受政府的号召初次离家远行。姑娘们被教导说：要保持笑容，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参加这个政府参与的工程。
来到天津曙光纺织厂已经有5个月了，尼斯拜提古丽已经厌倦了这里的生活。他们告诉她说她将来的生活是豪华的，是有钱人的生活。但是，这一切的到来好像遥遥无期。
她每天打工十个小时，每周六天，生产毛衣。食堂的伙食令人恶心，远比家乡差多了。虽说他家里很穷但吃的绝不比这里差。在这里，每天吃的是几片蔬菜和一碗米饭。天天如此。
这还不算，她的工资讷？她来到这个工厂时，工厂主管亲口说每月至少一千快。到现在，她还没有领过一次全额工资。更别说，工资从最早说的两千变成了一千，连免费三顿饭和免费住宿都没有了踪影。更别说往回寄钱了。
虽说有这么多的不顺心，但尼斯拜提古丽还是属于那些比较走运的。因为，那些被当地人和厂里主管认为长得漂亮女孩子们，周末都会有特殊活动，不去是不行的。什么是特殊活动呢？那就是要参加厂里和当地政府联合举办的联谊会。名义是联谊会，实际上是和当地人一起喝酒跳舞。
厂里的主管经常来到她们中间宣传说，看看这个城市，要比你们的农村好得多，但是，你们却享受不到这个城市的福利，因为你们不是这里的户口。要想要这里的户口吗，那就要经常去参加周末特殊活动，说穿了，就是要和当地人结婚，结了婚，你就有了这个城市户口，有了户口你就可以享受这一切了。有的姑娘同意了，就找人结了婚，出去了。有的姑娘拒绝了，就被强奸了。甚至在这个女孩子自己的宿舍里。
但是，你是不可以随便离开的，你不能回家，你必须在这里呆着。因为，你如果回家，那你的家庭就面临着惩罚。根据自治区的规定：如果你的孩子擅自跑回家，你就要交五千元罚款，如果交不上罚款，那么，就会把你的水源切断。农民离开了水还能中的吗？善良的维吾尔农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被罚款五千元？就是因为家里有一个女儿吗？家里有女儿是一个罪行吗？
尼斯拜提古丽和她的几个朋友还是决定逃跑。
2009年三月的一天，她们借故溜了出来，经过在当地做买卖的维吾尔族人的帮助下，她们终于在15天之后来到了乌鲁木齐。尼斯拜提古丽给家里打电话，家里人非常荒张地告诉她千万千万不要回家，因为，政府已经有人来过了，说她们的女儿破坏了合同擅自逃跑了，并要她的家人立刻将她送回天津。尼斯拜提古丽无奈了。
肉孜自从尼斯拜提古丽离开后，就一致不停地观察并鼓励尼斯拜提古丽坚持下去，并说一切对会好起来的，但现在他知道他和尼斯拜提古丽的梦彻底底被粉碎了。
无可奈何，肉孜于五月来到了乌鲁木齐，想在这里的建筑工地打工。但是，迎接他的是满街的汉族维吾尔族无业人员。人人都在找工作。由于职业介绍所虽说只要懂汉语的人，耳肉孜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但这里没有工作给他。而建筑工地充满了不懂汉语的维吾尔人。肉孜的口袋没几天就空了。只好流浪街头了。
2009年6月26日，广东韶关发生了一起惨案。几千名当地人围住了一个工厂的宿舍，据说有100多名维吾尔人被打死。这起惨案的录像出现在了网上。肉孜对此感受很深，他想，为什么他这么的无望，为什么那么多的汉人在新疆工作打工，而那么大的内地就容不下几个打工的维族人？为什么他的恋人忍受不了折磨还回不了家？为什么他无法保护自己的未婚妻？为什么他在自己的土地上越来越像一个陌生人？
终于，2009年7月5日，在乌鲁木齐爆发了流血惨案。成千上百的维吾尔年轻人为了反对这种无望的生活，反对政府在韶关惨案中的无能，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政府进行改革。为首的一群年轻人们甚至举的是中国国旗，就是想表明一种态度：我们不是分裂分子！但是，这场和平的游行最终变成了汉维两族之间的仇杀。而政府迟迟不出动武力制止，反而放任事态扩展，导致上千人的死亡。据内部可靠消息透露：在这场流血冲突中至少有三千人死亡。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是1957年由人口学家马寅初首次提出，于1970年经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在全国实行。
中国社会拥有丰富的文化传统，传统的风俗习惯深深地埋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由于缺乏社会保障体系，为了老年生活有保障，每家每户，或者每一个男人的职责之中的一个就是生一个儿子！养儿防老，这句成语不是凭空而来的。女孩子在这个社会里的地位低贱，被认为是给别人繁殖后代的，因此，有女孩子出生会被扔进茅坑。因为，女人是不会把自己的姓氏延续下去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这样在这个社会就出现了空前数量的男人。2007年的一项统计显示：中国大陆男人比女人多五千万，这就是说有五千万中国男人找不到老婆，因为没有女人可找。这可是这个社会的一个不稳定因素。是要解决的，因此，政府就想出了这个馊主意，把维吾尔女人引进来。因为，维吾尔人就像没有主人的一群狗，谁想打就可以打，这样，替汉族人生儿育女的任务就落在了我们的姑娘们身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赌博。士可杀不可辱！
只要看看动物世界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每当狮子们的交配季节，两个雄狮子回杀个没完，那么，如果我们维吾尔男人们发现她们的未婚妻们被迫当了汉族人的老婆，你想会出什么事？7.5乌鲁木齐事件变得那么血醒，不就是一个警告吗？
作者供稿
上过学的维族
安华托帝
上没上过学不是什么新奇的话题。
评价一个人上没上过学是在说这个人有没有知识，或者有没有受过教育。
而吃惊地发现一个人居然上过学，对于某些人来讲是发现了一个新大陆，而对被发现的人来说是一种无奈，悲伤……
1994年夏天的一天。我的一个朋友结婚，我们一帮都是外科医生，而我的朋友是我们中间结婚较晚的一个，我估计是因为周围的年轻姑娘太多，他不想就这样把他的青春时光断送给婚姻。潇洒够了，决定成家立业。
女方虽然在同一个城市，但娘家却在三百公里远的另一个镇。在返回的路上，我所在的那辆车除了故障，一时半会儿修不好，而出故障的地方恰恰是吐鲁番千佛洞入口处。我们一行四人决定再次去看看老祖宗们画的那些神灵们。
我们边大声说笑边来到了售票处。我的朋友用标准的汉语说要四张票。这时，一个童声传入耳朵：爸爸，爸爸，你看，这几个是上过学的维族！抬头看去，一家三口，像是远道而来的汉族旅游者。爸爸妈妈和一个大约十岁左右的女孩。这时爸爸妈妈的脸已经有了难堪的面色。
我们四个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冷冷地看着这一家人。
这个女孩子是无辜的，在她这么小的年龄能说出这种话，那完全是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后果。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讲，这也可能是她生平第一次见到维族人，有没有见过其他的少数民族我不知道。她完全没有准备地碰到了几个上过学的维族人。
从这个女孩子的口气来看，她很吃惊，因为这跟她受到过的教育是两码事。你能说这个女孩子在搞民族歧视吗？她可能连什么叫做民族歧视都不懂。共产党的教育的片面性被暴露在这里。
这使我想起1988年，我去北京送病人，在一个宾馆（忘了是哪一家），那个时候我们新疆人还是可以在北京住宾馆的，现在不行啦，因为我们所有的维族人变成了恐怖分子，跟我们一起倒霉的还有新疆的汉族人。因为，东边的汉族人分不清楚新疆有多少各民族，而新疆汉族人的身分证上写着居住地新疆，所以，被同样对待。
那个宾馆的前台服务员说你是新疆人？我说是的，
“你们新疆用什么钱？”
“美元”我没好气地回答。
“能给我换一点美元吗？”
“对不起，我下飞机时都换成你们的人民币了”
“听说你们新疆大家都骑骆驼？”
“是的，我们骑骆驼上班，骑骆驼下班，”
我开始故意捉弄他。我想，这些人是不是被全民洗脑啦？现在看来答案是是的。
我从小上的是汉语学校，我的汉语跟别的汉族人的没有两样，这样，我周围的汉族人就忘了我是一个维族人，这把我摆在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位置上。我懂维语，也懂汉语，但思考方式却既不是维族化，也不是汉族化。但却常常能让我周围的汉族人下不了台。
有例子为证：
例1， 上高中时，上街要坐公共汽车，而那时半个小时也不来一辆，因此，如果来了，大家就拼命地往里挤，挤不上，就把在门上。售票员要我下去，我就不下，售票员便破口大骂：
“牲口”
“售票员阿姨，你们老朱（猪），老牛，老马不是牲口，我们铁木尔达瓦买提是牲口吗？”
例2， 在我们的医生办公室里，一个护士走进来问了一个问题，具体是什么问题已经记不清了，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当时没有一个医生回答上她的问题，我就逞了一下能，结果，她说：
“诶呦，这个吃羊脑子的这么聪明。”
“喂，小刘，猪脑子和羊脑子那个聪明？”科学证明猪脑子非常聪明，但这里，没有在讲科学，在讲社会。我们的一位女外科医生说：“阿大夫，你的打击面也太广啦，”我说：“对不起，因为这里就我一个吃羊脑子的”。
例3， 1995年初，冬天，在天津肿瘤医院进修，乌鲁木齐发生公共汽车爆炸事件。科主任在早晨交班会上传达院晨会的内容，提到乌鲁木齐发生公车爆炸事件，这时，我身边的一位从河南来的进修医生看了我一眼说：“我们应该把你们同化掉，同化掉了就不会这样闹事了，”我愣愣地看了他一会儿，很平静地说：“韩医生，你们汉族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当年，日本鬼子侵略你们中国，强奸你的母亲，妻子，女儿的时候，你们英勇奋战8年终于把他们赶走了，”我顿了一会儿，说“我们也会这样的！”全场一片寂静，足足有五分钟。最后，主任出来圆场“去去去，上班去”大家不欢而散。
不是所有的时候我都会让他们难堪的。1970年，我上小学一年级，那是上学后的第一个春节，我的同学，也是我的邻居韩若军邀请我到他们家拜年，我当然去了。他妈妈拿出猪肘子来招待我。那个年代，平均每家每个月的定量肉票是2公斤，全家五口，他妈妈还拿出来招待我，我感激不尽。但是，我说：
“我们不吃猪肉！”
“什么？你们不吃猪肉？”韩若军很吃惊地问，“为啥不吃猪肉？”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吃猪肉。
他爸爸出来说：“因为猪是他们的祖先，所以，他们不吃猪肉！”
我在学校学的是我们都是龙的传人，现在，我突然一下变成了猪的传人。我是怎么回的家我记不得了。
这些都是因为我懂汉语而惹的祸，如果我不懂汉语，或者是没有上过学的维族，我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的麻烦，这个麻烦有给自己的，也有给别人的。懂两种语言同时又是我看到了别人轻易看不到的。
我有一个朋友兼同事。在他的儿子4岁生日那天，我们一帮狐朋狗友借机搞热闹。另一个同事的四岁的女儿也在场，只是，这两个孩子分别是蒙古族和汉族。那个儿子是蒙古族，他还没有上学，连幼儿园也还没有去，在家由爷爷奶奶带大，满口的蒙古语。而那个汉族女孩子已经是幼儿园一年级了。
两个孩子在玩，不一会儿，儿子跑到他爸爸哪里说了一大堆，我问，你儿子在说什么？他说，儿子说那个女孩子不会说话！立刻引起哄堂大笑。大笑之余，不免有一点心酸，为什么上帝（如果存在的话）会制造那么多的麻烦给我们？为什么不把我们造成一样？这个事实每每成为我的上帝不是一个的观点的证据。否则，我们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事。
这个男孩子单纯地认为：别人为什么听不懂他说的话呐？他为什么又听不懂那个女孩子说的话呢？很显然，那个女孩子不会说话！在这里，这两个孩子们都是无辜的。
同样的事情，那是1986年，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春节。我们科的全体人员除了值班医生护士以外，都来给主任拜年。由于我是新来的，又是一个上过学的维族，主任特别亲手拿了一盘糖果，并从中跳出一粒糖说，阿大夫，吃糖，给你这个，大白兔奶糖，最好吃！我相信，主任绝对没有恶意，只是他不知道我不喜欢吃糖，不光是我，我们全家都不喜欢吃糖。我们喝奶茶时放的是盐，不是糖。同年，夏天，轮到我们过年，同样的情景在我家重演，这次，我端了一盘糖说大家请吃糖，盘子端到每一个人的面前，由你自己挑着吃，想吃那块就吃那块。
这可能是我们和汉族人的差别吧！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据这两个例子没有别意，只是想说明很多汉族人所不明白的一个道理。在大陆上的汉族人民包括政府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给你们援助，给你们钱，你们反过来不感激，反而要反抗呢？
很简单：
1, 汉族人民包括政府的思维方式可能对我们来说不适用，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观点。那个男孩子为例。
2, 汉族人民包括政府认为是好的东西或政策，可能并不是我们想要的，不要以为你给的就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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