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2024年美国大选，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相对于2016年他第一次当选时的“举世震惊”，这次美国人和世人都没有过于惊讶。但特朗普两次当选美国总统，都已经强烈撼动、并将继续动摇和裂解世界各国的政治体系与国际秩序，标志着全球反建制力量的巨大成功和民粹主义者的日益得势。
所谓“反建制”，即对现行的政治体制、传统政客与建制派官僚、主流价值观、社会秩序、国际格局的强烈反对的立场，以及颠覆现状的倾向和行为。而民粹主义，即是不循政治常理和规则，打着尊崇人民、反对低效体系和腐败官僚、主张打碎现体制、建设新社会或重回历史上某些辉煌时期等口号，利用大众对现状的不满，鼓动人民通过激进方式摧毁秩序、颠覆制度，而建立起人民得到崇高虚名、实际由野心家（或可称“僭主”）和寡头（豪强）宰制国家的政治模式。
最近十多年来，不仅美国，全世界反建制和民粹势力越发强大和具影响力，取得不少胜利。在欧洲，英国民粹成功策动了“脱欧”、法国和德国在内许多国家极右翼政党崛起、匈牙利欧尔班民族民粹政权越发稳固，普京的俄罗斯更是直接侵略乌克兰，并与欧洲各右翼民粹组织相互“策应”；
在亚洲，印度莫迪政权、土耳其埃尔多安政权为代表的、混合了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的民粹政权风头强劲，对内铁腕威权、对外扩张势力，党同伐异、以强欺弱。而日韩这样较发达稳定的国家，民粹风潮也或悄然或激烈的发生；
在拉美，则是左翼民粹（如墨西哥奥夫拉多尔和委内瑞拉马杜罗）和右翼民粹（如巴西博索纳罗和阿根廷米莱）分掌各国权力，相互对立如寇仇，但二者都反建制、咒骂传统政客、鼓动大众情绪、实行非常规的经济社会政策，让经济不稳定、社会治安恶化的环境更糟，而糟糕的经济社会环境又助推民粹，二者恶性循环……
这样的国际形势，可以称为“第三波反建制与民粹浪潮”。之所以说是“第三波”，是因为之前还有另外两个波次。
如果追溯人类历史上对统治阶级的反叛、对体制的颠覆、各种民粹倾向的事件，可以追溯至少数千年、无数大小事例。但过于久远的事情，与现代社会差异太大，也难以一一列举。所以，只从人类经历工业革命和欧陆政治革命以来，大规模反建制的民粹浪潮论起。20世纪以来，共发生过三波反建制的民粹大浪。
第一波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高潮期在1930-1940年代，代表性事件是俄国与中国等国左翼革命、德国纳粹与日本军国主义为代表的极右法西斯崛起。相关革命/暴动与战争，挑战了18-19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方式、有限民主政治（基于财产权，且有阶级、性别、知识水平限制的民主）、英法等传统殖民帝国建立的世界秩序。
俄国、中国、东欧等国发生的以“共产主义”为旗号的革命、暴动、政治风潮，是各国国内底层困苦、阶级矛盾激化下，下层阶级及少数上层精英借助马列毛主义颠覆体制、摧毁传统的残酷暴动。而纳粹和日帝则同样面对困苦和社会矛盾，但选择团结内部，对外扩张、侵略和殖民他国、制造杀戮，以转移矛盾、转嫁痛苦、为本国民众攫取利益和优越地位。
而无论俄国和中国革命及之后苏联和红色中国的对外纷争，还是纳粹与日帝的侵略，也都和当时世界各国难以调和的利益冲突、国际政治经济不平衡、后起强国试图挑战由英法等老牌帝国把持的世界秩序、重划势力范围和建立“新秩序”……等国际间尖锐的矛盾，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这次反建制与民粹浪潮，给人类造成极为巨大的灾难，超过一亿人直接死于相关的战争和革命，还有更多间接受害者。但这些革命及战争（尤其反法西斯阵营的反击战）确实重塑了人类社会，改变了许多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以及许多国家的兴衰命运，也建立了不同于19世纪的国际新秩序、世界新格局、人类新气象。
第二波反建制和民粹浪潮，发生在1960–1970年代，以欧美“六八运动”（1968年前后一系列学生运动、黑人等少数族裔民权运动、女性和LGBT平权运动、反越战的和平运动等）和中国“文化大革命”为代表，并蔓延到亚非拉许多国家。
此次浪潮是对二战后建立的各国体制及国际秩序的冲击，虽并没有根本性改变战后各国体制，但仍对各国政治、文化、国民价值观造成巨大影响，塑造了许多新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第二波浪潮虽也颇有暴力，但起码在欧美主要以非暴力方式展开、造成死伤较少。（中国的“文革”虽也是浪潮一部分，但较为特殊和独立，其各种恶劣破坏和杀戮，只局限于中国大陆，不应因此而不分具体情况的贬低同时期其他反建制浪潮活动）
更重要的是，这波反建制、反传统浪潮，除在中国等地造成巨大破坏、是负面影响为主，在欧美在内世界大多数地区是利远大于弊的、利于进步的，包括促进阶级、种族、性别平权，促进个人自由、去殖民化、文化繁荣与多样性等。
而从2010年代至今的反建制和民粹浪潮（第一个高潮期在2016–2018年），当然就是“第三波”了。当然，之前的1980年代至21世纪初，也一直存在反主流、反建制的民粹活动，但规模相对较小、较为分散而鲜有联动。相反，基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与福利国家、普世价值的体制和价值观，全球化、和平与发展为主流的国际秩序，一度颇为稳定和有希望。所以福山才提出“历史的终结”观点，认为现行民主制度将千秋万代。
即便发生了“911”这样的超级恐怖袭击、专制中国经济崛起国力提升等与和平与民主背离的事情，一定程度也动摇了“历史终结”论，多数人也没有改变对建制体系、和平世界的乐观看法。这很大程度是因为，当时的欧美发达民主国家，内部仍然较为团结、发展势头良好、建制派仍然掌控政治。欧美之外的异动、外部和边缘区域对发达民主国家的冲击，影响是有限的。
但以2016年美国大选特朗普爆冷胜出为典型，包括欧美各发达民主国家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地区内部，都爆发了对现行的自由民主体制、多元化和包容性、女权和少数族裔权利、全球化和超国家合作联盟、基于普世人权的价值观……的攻击和批判，利用社交媒体和开放社会制造谣言与破坏、通过选举和公投等民主方式颠覆现体制、推举民粹野心家当权、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政党执政、推行宗教保守和反智主义政策的情形。
这样“堡垒从内部攻破”，野心家以民粹手段煽动大众，利用自由破坏民主、通过民主摧毁自由，民主政治自身发生了严重危机，作为发达民主国家、全球榜样的欧美国内矛盾激化、焦头烂额、自顾不暇。许多国家已经部分颠覆了传统建制派的统治、换上了不循政治常规、不守道德诚信的人物当权。这就让人难以再保持乐观，乃至忧虑和绝望。显然，“历史的终结”及其他关于后冷战时代的各种美好愿景、人类社会越发和平、民主、进步的预言，显然都不再可靠，甚至正在破碎。
而这“第三波”反建制和民粹浪潮，其背景、起因、表现，与前两波颇多类似之处。例如同样是各国内部在曾经的“新秩序”持续数十年成为“老秩序”、社会出现种种新的危机（但又得不到妥善解决）、不同群体间矛盾激化、互不信任、许多人相对失落乃至痛苦而不满于现状，以及野心家和不安定分子煽动下，风云际会而形成的。
但三波浪潮也有区别。例如，第三波反建制浪潮的内容和诉求，某种程度正是对1960-1970年代的第二波反建制浪潮后、欧美进步人士塑造的价值观和社会体系的反动、对抗，并意图让自己国家乃至全世界官方/主流价值观和秩序回到“第二波”之前。如正是“六八运动”时树立了对妇女儿童、少数族裔、LGBT等弱势群体特别的保护关怀、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否定和批判，而“第三波”却是在贬低平权、排斥弱势和少数群体、否认种族压迫、淡化殖民罪恶。换句话说，第三波反建制浪潮所反的对象，正是第二波反建制有限成功后建立的“建制”。
但这三波反建制与民粹浪潮，归根结底都是社会矛盾尖锐、各国中被抛弃者、被边缘化者、相对失势者不满现状，尤其不满利益受损和话语权的不足/旁落，而试图颠覆建制体系、塑造由这些“造反者”主导的新秩序，进行的宣传与实践，也都极大冲击了现状。在冲击过程中，都带来了很大的破坏性（虽三波浪潮之间、同一波浪潮中不同支流间、不同国家间，制造/遭受破坏程度不同，性质也有异）。
任何时代都有社会矛盾、不满现状者、处于“体制”之外的个人和族群，也就意味着何时都有反建制力量，并以民粹主义色彩的实践表现出来。20世纪三次大的反建制冲击波，每次都给当时者造成冲击和伤害，也都是给后人敲响的警钟，警示着这世界上各种矛盾、纷争、暗流的存在和危害。即便到了物质高度繁荣、多数人不需要担心温饱的21世纪，人们仍然会为身份认同、尊严、权利、话语权等相互斗争、不择手段，甚至“你死我活”。
虽然从根底上看，许多问题没有一个圆满的解，因为人性和社会结构问题，现实中总有不公不义。人与人的斗争、群体间的矛盾，可以说永无休止。建制派与反建制的力量也是永恒的博弈状态。反建制力量胜利或各国及国际秩序重新洗牌、建立新建制和新秩序后，总是又会有新的不满现状的民粹势力，掀起新的反建制浪潮，将已变成老旧的、曾经的“新建制”和“新秩序”推翻，再次变革。即便社会相对良好和包容，也仍然有许多失意者。其中一些人也会将破坏秩序的冲动付诸实践，并不惜代价、不顾大局，最终总有颠覆秩序的一天。如此往复，没有终止。而每次斗争和洗牌，往往都有很大破坏、许多人为此付出代价甚至生命。
但又令人乐观的是，前两次反建制浪潮和引发的动荡结束后，世界都变得更好了。人们反思战争、革命、各种暴力的残酷，更加注重和平、民主、公平正义。无论对公民权的捍卫、对弱势群体的帮助、再分配的公平、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共处，都较之前大幅改善，缓和了矛盾，让各国内部及国际间更和平。当然，这并非是“天上掉馅饼”一样的幸运，而是许多为进步和人权抗争者努力奋斗、必要时流血牺牲争得的结果。
虽然第三波反建制和民粹浪潮来势凶猛，且相对于“第二波”浪潮，其价值观和导向明显偏于负面；但相对于“第一波”造成上亿人死亡的悲剧，暂时和平的多。所以，人们也不必过于悲观。社会动荡、政治势力重新洗牌，是向恶的危机，也是向善的契机，事在人为。只是无论结果如何，反建制民粹浪潮带来的动荡，必然产生各种负面影响，各国社会发展和公民权利都会受损，对弱势群体的冲击往往尤为严重。
各国有识之士，应尽力而为，尽可能缓解社会矛盾，将损害与破坏减小到最少。尤其各国当权者、上层阶级人士，应当更多倾听中下层的民声、关心弱势中的民情，肩负更大责任、更多付出，促进公平和包容，国家才可能长治久安，人类才可能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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