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杨涛一家人从法院门口离开，想到消失在大草原深处的情人，不觉泪目：我无一瓢饮，何以慰风尘？
一
读完了信，我才明白董臣虎的良苦用心。他只能在离开的时候把信给我，如果见面就给我，我不敢想象——我会做出什么荒唐的蠢事来。
本来我都打算，假期结束后，就离开这座县城，到外边的世界去了。但这封信又让我在平度多待了一年，直到办完了凌波前夫的案子，确认青岛司法局律管处不会再给我注册下一年的律师证，我才和张会新律师一起去了潍坊。潍坊市司法局给我们注册了1998年度的律师证，我们在潍坊干了两年，不过大部分的案子都是平度和莱州的，我在这两个县城打出了名气，不少当事人慕名而来，我们不得不在汽车站附近一个企业老板免费提供的房间里继续办公。这是后话。
回到给我写信的那位女教师——我的情人，也是让我遇上致命的爱情，差点坠入生命深渊的女人。
那是四五年前的事了，我参加法律专业的自学考试，尚未取得专科文凭，原来工作的镇政府在法律服务所的基础上，设立了司法所，协助司法局的公证处和法律顾问处（即后来的律师事务所）办理本镇的公证业务和法律服务业务，我应聘进了司法所，和父亲的朋友张克强成了同事。
那时候还没有实行警衔制度，县司法局的干部们都有警服，包括法律顾问处的律师和公证处的公证员，我们司法所也就跟着穿那种带红领章的草绿色、大盖帽上有警徽的警服。
一天，我在办公室里给当事人办理婚前财产和计划生育公证，一对附近小学的年轻教师来了，他们说好听的普通话，是从内蒙调回来的。女的叫凌波，秀发披肩，一双明亮的眼睛顾盼生辉；男的叫杨涛，个子不高，长相平庸，显得喜气洋洋。我当时就觉得，这两人可不太般配。
我给他们办好了公证手续，让他们去民政助理那里走流程，领取结婚证，他们走的时候，我多说了一句：祝贺你们，名字都这么漂亮。
那女孩回头，向往浅浅一笑，表示感谢。男的像一只骄傲的小公鸡似的，昂着头走了，据说他是个包工头的儿子，家里很有钱，老爹用钱开路走了关系才把他从内蒙调回来的。
我当时租住在镇政府驻地南村西南街张克强家的房子里，妻子在镇针织厂上班。女教师跟我住在一个街区，上下班的时候偶然会碰面，彼此点点头。有一次在街上擦肩而过，她突然又骑着车子掉头追过来，车上还坐着一个一岁多的小女孩，圆圆的脸，明亮的眼睛，跟她很像。她向我打听一件什么事儿——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彼此交谈了几句，她如春花般浅笑了一下，道声谢谢，骑车远去。
后来她又来找办公室我，我们正在开会，我让她过一个小时再来，从她忧郁的眼神里，我猜测她一定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
开完了会，已经十点半了，她仍然没来，我知道她不会来了，心里放不下，便到学校找她。
一进校门，遇到我以前教书的同事张克祥的妻子王玲老师，我才想起已经忘了那姑娘的名字，便把她的形象大体讲了一下，王玲说：“是凌波，我带你去。”
我们找到凌波的时候，她正在上课，我就在她的办公室里等。
大约十几分钟后，凌波下了课，办公室里人太多，涉及私事，我们没法谈，只好又回到我的办公室。
凌波告诉我，她丈夫提出离婚，已由法庭调解达成了离婚协定。事先杨涛哄骗她不要在法庭上提出财产要求，离婚后再给她一半财产。凌波为了尽快解脱，答应了这个荒唐的要求。可是，上午刚签了字，下午杨涛就把她赶了出来，连一只台灯都不肯给她。
我问她为什么离婚，她说原因很复杂，婚前就有裂痕。
由于调解书还没有送达，不发生法律效力，我告诉她案子还能做，可以免费为她代理。她很感激地说：“其实我不是为了财产，只是觉得他太欺负人啦，如果这次忍了，往后大家不是都可以欺负我吗？”
我说：“这是你的权利，应该通过法律来维护。”
我向镇法庭提交了一份法律意见书，并附带了他们的婚前财产公证书。意见书指出：杨涛规避法律、欺骗法庭，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应予撤销。法庭非常重视，马上查封了杨涛的全部财产。
我因为一件案子临时出差，等我回来，他们已经重新达成了协议，法庭对他们的财产做了合理分割。凌波来向我道谢。她说，她是内蒙人，在山东举目无亲。她永远不会忘记我的帮助。那是个下午，在我的办公室里，凌波绽开了笑颜。
她笑起来很美，特别是一双眼睛，会让你想起《诗经》里的句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后来她告诉我，那天很快活，像生命重新又开始了的那种感觉。唯一讨厌地是你有个女同事在旁边，我当时真恨她，她怎么不走开，让咱们单独待一会儿啊。
她还说，“你穿警服的样子很帅，特别是只戴红领章，不戴帽子写字的姿势，帅呆了。”
我笑了：“我其实是伪警察，并不在编。”
不久，凌波调到几十里外的另一所学校，我以为她回了内蒙，从此再也不会相见了。
日子如流水一样地过去，我在淡淡的失落和哀愁中熬过了一个冬天。有些时候，逢着到东北出差的日子，我甚至想转道内蒙，去看看她，可我连她的准确地址都不知道。那年我到内蒙的林区小城——加格达奇出差。一个黄昏，我在这个塞外林区的小站上徘徊了三个多小时，我希望她会在小站上出现，每见到一个与她形象相似的姑娘出现我都会心跳半天，好像我们已经约好了在这里见面。其实我也清楚地知道，不过是胡思乱想，我连她住在哪个城市都不知道。我们没有相约，在我出差的这几天，她在一个北方边陲小站出现的概率几乎是零。
后来凌波告诉我，他们家所在的城市扎兰屯离那个小站尚有五百公里，而且她也从没有到过那个地方。我暗笑自己，我当时真是想她想疯了。
二
但我还是见到了她。
那是第二年的初春，凌波从内蒙回来，给我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我帮忙的感激，信里隐隐约约暗示再见到我。
我马上给她回了一封信，洋洋千言，热情洋溢却言不由衷，没等到她回信，我就跑到三十公里外的一个小镇上去看她。
我原以为她远在内蒙，今生恐怕无缘相见了，没想到她近在咫尺，对那个小镇我的熟悉程度如同自己的家乡，我曾在那里读过两年的寄宿高中。
我费了好大劲儿，在一所破败的院落里找到她，这竟然就是她的学校宿舍。
她一下子怔住了，没想到我会这么快来看她。我那封虚伪的回信让她深感失望，她甚至又写好了一封回信，决定收回自己的情感。
她见到我的那种又惊又喜、既怨且恨的神色，让我觉得她像是已经等了我一个世纪！
我给她带了一只玩具狗，是南方的乡镇企业生产的那种绒毛长长、耳朵低垂、憨态可掬的哄小孩的玩意儿。她抱在怀里，说她很喜欢。她说，从来没有人送她玩具。
中午，我们一起去古镇街上吃饭。
那是个农村常见的小饭馆，铺面干净、各色菜肴齐整，老板娘殷勤好客。我们两个人围着一张大饭桌，点了满桌的菜，我们俩相向而坐，颇觉有些滑稽。
那天喝了太多的酒，说了很多情话，直到太阳西沉，回南村的班车已经没有了，我只好在母校附近的招待所住下，凌波买来一大包糖果、牛肉干、烤鱼片等零食。她坐在我床头，剥着糖果、话梅不停往我口里塞。我的胃不好，不宜吃酸、甜的东西，我终于被她搞烦了，说：“你该回去了，明天还要上课。”
“我一个人害怕。”
我心里知道她是想留下，可一想到我明天还要上班，她要上课，又是在母校的招待所，就说：“我送你走吧。”
初春的夜晚还有些寒意，凌波偎依着我，我们踏着如水的月光，漫步在小镇的街头。
我送她到宿舍，她又送我回招待所。来回送到半夜。那个夜晚，我的情感，就像月色，甜蜜，凄婉、苍凉。
第二天一早，我还没起床，凌波就来到我房间，她带来了牙具、毛巾、香皂和只有女孩子才能用的美容品，还有一大包花花绿绿的食品。
我一看表，坏了，离上班只有一个小时。匆匆洗了把脸，提着包赶到车站。我把她带来的那一大包东西又塞给她，我带着一大包女孩子的东西怎么去上班呢。
三
后来，我们经常通信，约会。假期一起去青岛旅游，慢慢发展着亲密关系。
1994年9月，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举办首届律师资格考试辅导班，我去参加。因为工资微薄，无力支付昂贵的学费和住宿费，住了几天就不得不向在明村开矿的文友张洪刚求助，张洪刚也认识凌波，让她带着2000元钱给我送来。
那天，我去接站，她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胸前还缀着一朵鲜红的花朵，像个新娘子似的，笑逐颜开，向我走来。我们像情侣一样，拥抱在一起。
因为大学放假，学生宿舍很空，政法大学的女老师很体贴地给了我们单独一间，度过了一段浪漫而甜蜜的时光。
后来，学校要办第二期培训班，来的学员渐渐多了，宿舍不够，凌波恋恋不舍地离开我。
她说要回内蒙去，我们在学校门前的元大都遗址城墙上洒泪而别。以后的事就是她在信里写的那样，她根本没回内蒙，而是牺牲了自己的爱情，断绝了跟我的联系，让我保留了我的婚姻和家庭。
事后认真想想，我非常感谢凌波，如果我当年离了婚，我和她也不一定会走到婚姻的尽头，而我将在后面的惊涛骇浪中，被淹没、被毁灭，我们俩毕竟没有患难与共的基础，只是“当时年少春衫薄”，“知好色而慕少艾”罢了，只有情欲催发的爱情花朵经不起生活的风吹雨打。尤其是我后来从事维权，干着那个时代最危险的职业——我曾经出版过一本随笔集《维权律师，一个危险的职业》。
而我妻子，却能在我被有司长年骚扰、监控的时候，被恶人、滥人构陷，遭传讯、软禁的时候；被跟踪、抄家，面临牢狱之灾的时候，始终不离不弃，保护我躲过了无数的明枪暗箭，险滩陷阱！
我们一起搞律师所的八个同事，除了副主任，小吴、小徐、小马和老刘，也都在喧哗与骚动、价值紊乱的时代风潮中离了婚，家庭破碎，事业毁殆，有的人还坐了牢。老主任在分部关闭后没几年就死了 ，小徐带着新情人远走济南。只有我和张会新，保住了婚姻家庭，走过了艰难岁月。
凌波在信中说，好好爱你的妻子吧，她是你的福星。这句话真是太厉害了，它穿透了几十年的风雨苍黄，准确预言了我的人生！
四
后面发生的事我必须记在下面，否则会折磨读者，也折磨我自己。
长假之后，我回县城见了凌波的前公爹，签了委托书。我原以为他是个有钱的暴发户，没想到是个干瘪的老人，佝偻着腰，说家乡话，带着他五岁的孙女，满脸皱纹里深藏着忧虑。
他把起诉书和附带民事诉状给我看。案情很简单，他儿子跑运输，跟别的车主发生业务竞争，挨了打，用随身带的短刀把对方捅成重伤。好在没有致命，受害人躺了一个月就痊愈出院了。
检察院起诉书说：被告人杨涛因业务纠纷跟受害人发生打斗，持利刃捅伤他人，构成故意伤害罪，情节严重。但起诉书也承认杨涛认罪悔罪，态度较好。附带民事诉讼的受害人则指控他犯故意杀人罪，要求从重判处，最好判他无期徒刑，并要求赔偿一百万元。
老人忧心忡忡地看着我，把我当成了能救命的医生一样，他问我：“李律师，您看我儿子能判多少年？”
我以前办过很多类似的案子，很清楚这种情况法院一般会判三年以下，如果赔偿到位，还可以缓刑。
我对老人说：“如果赔偿到位，受害人不追究的话，不会太重。”
老人指着附带民事诉状说，“他们要一百万啊，我们哪里拿得出来？卖了车也只能凑十万块。”
我笑道：“这种案子，受害人都是漫天要价。我们只要赔了医疗费、住院费、误工费，就可以了，这三项加起来……”
我拿起桌子上的计算器算了一下：“大概2万3千左右，你们多赔一点，给他三万块，我可以做法官的工作，争取判个缓刑。”
三万？老人激动地差点跪下，我赶紧把他扶起来，说：“老人家别激动，三万能拿出来不？”
老人道，“没问题，车也不用卖了，我拿出自己的棺材本来给儿子垫上，只要能把他放出来。你知道他离了婚，带着个孩子，我老伴多年前就去世了，我一个人怎么带大这孩子？”
我看着他身边那个圆圆脸蛋的漂亮小姑娘问：“怎么不把孩子让她母亲带呢？”
老人感慨地说：“回内蒙了。我儿子对不住人家呀。”
老人千恩万谢，临走的时候对他的小孙女说，“你要记住，他是咱家的恩人，你妈妈的朋友。”
第二天我去看守所见了杨涛，他已经不认识我了，很谄媚地跟我讨近乎，还说听号子里的牢头说，我是平度城最厉害的大律师，没想到他父亲真能把我请来了。
我说，“你这次是侥幸，没把人捅死。我看了法医的报告，差一点点就捅到心脏了，你怎么敢用那种刀打架？要是把人捅死了，神仙也救不了你。”
他哭丧着脸说，“我们在草原上的男孩子，都带那种蒙古刀。打架往屁股上捅。我这次被打懵了，捅了腰。”
我发现这个小子虽然尖嘴猴腮，长相猥琐，但眉眼间还是有一股凶狠劲。突然想凌波怎么会看上这么个混小子？
我想提醒他当年我给他做的结婚公证，为什么离婚时连一盏台灯都不肯给凌波？话到嘴边又咽下。
案子办得很顺利，一个月后法院开庭，杨涛被以故意伤害罪判刑三年，缓刑三年，当庭释放了。民事赔偿也以三万元达成了和解。
他始终不知道，是被他伤害的前妻——凌波，要求我给他当的律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孽缘！
无端想起唐人韦应物的一句诗：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
我看着杨涛一家人从法院门口离开，想到消失在大草原深处的情人，不觉泪目：
我无一瓢饮，何以慰风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