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萧：同毛泽东和“文革”有关的日子（四）、（五）

系列采访：同毛泽东和“文革”有关的日子（四）

马萧


　　时间：2013年10月21日
　　材料整理、撰稿人：马萧
　　故事讲述人：付蔡香等
　　付蔡香：湖南娄底人，1947年生，农民。



　　问：请从您的视角谈一谈当地的农村、农民的生活境况，据我了解，当时的农民在生活物资方面是非常匮乏的，请您描述一下这种物资匮乏的程度。

　　答：在那些年代，我们使用的日用消费品很多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也就是说，国内很少生产个人的日用品，比如，那个时候，我们使用的火柴叫做“洋火”；煤油叫做“洋油”，晚上用来照明用，叫做点“洋油灯”；钉子叫做“洋钉”；肥皂叫做“洋碱”，主要用途是洗涤衣物，不过当时很少有农民买得起“洋碱”，而是用“茶油渣”、“菜油渣”替代“洋碱”来洗涤衣物。

　　我们这里的照明用电是1971年才有，而我们大队是这里最早使用照明用电的村落，原因是有一家国营的煤矿落户我们大队，当年华国锋还亲自来这家国营的煤矿考察过，我们也因此搭上了“顺风车”，用上了电，其他的大队在之后的几年陆续用上了电，但当时的灯泡非常昂贵，我记得要一元多钱一枚，相当于我们当地一个壮年劳动力工作三天的薪水。

　　日用消费品，我们一般都是在大队的小卖部里购买，这个小卖部是一家非盈利性的代销点，专门代销公社供销社的货物，当时的农民个人不允许私自经商，而农民自家产的菜蔬、蛋、水果，可以拿到市镇上面去卖，但是不允许贩卖，这被视为“投机倒把”，不过当时农民很少有多余的农产品用于买卖，而“经销店”是到1970年代末以后才被允许开办。

　　这家小卖部里陈列的东西其实很少，主要是香烟、廉价的米酒，还有零星的货物，我记得香烟的品牌，在1960年代主要有“大前门”、“阿诗玛”、“农民”等等，1970年代主要有“火炬”、“经济”、“飞跃”、“红桔”，到了1980年代，主要有“华灯”、“新环球”、“建设”，还有“香零山”、“笑梅”、“芝城”等等，这些都是价位比较高的香烟，现在人们称它们叫做“过滤嘴香烟”。在1960年代，农民很少有能力买整包的香烟，很多农民都是买散装香烟，拆开来卖，1分钱一支，两分钱一支，还有就是一些副食品，比如卖三两“小花片”、二两“风膏”（豆制食品），或者半斤“片糖”之类的东西，还有“糖”，一枚辣椒糖是一分钱，一枚棒棒糖是2分钱，而“洋火”则是2分钱一盒，后来涨到了5分，到了冬天，偶尔也会卖些蚌壳油、雪花油，用于人们冬天润滑和保养皮肤，当时大队的小卖部里面主要提供这些东西，到了1970年代以后，也开始卖一些胶鞋、靴子，当时的皮鞋还分“工人皮鞋”、“工农皮鞋”、“农民皮鞋”，其中“工人皮鞋”的价格最高、质量最好，因此当时人与人之间其实还是有等级的，主要体现在这些消费品和人们的购买力上面。

　　有些稍微紧俏一些的物品，就必须到市镇上面去买，比如，布料，当时的布料都是凭布票去市镇上面去交换布料，平均每人统一发放一两尺布票，发放三尺布料的年份都很少，在1960年代，分配下来的布票做不了一件像样的衣服，但是，当时的布料还不能用钱购买，而且去市镇上面吃面条也不能用金钱直接支付，必须凭粮票吃饭。在1950年代、1960年代，农民穿的布料主要是大布、粗布，到了1970年代，有了“的确良”布料，到1980年代，穿“涤龙”布料、“尼龙”布料，这里面有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还有鞋子，在夏天，农民一般都是穿草鞋，打赤脚，到了冬天，穿布鞋，这是农民用一些破烂的布条制作的简易布鞋。

　　和现在一样，那个时候也有牙膏和牙刷，但农民实际上很难买得起，但是也刷牙，每天早上用水漱漱口，将手塞里嘴里，擦一擦牙齿，这样可以清除一下口中的异味。洗澡的话，很少用“洋碱”，就是用毛巾擦一擦身子，夏天的话，男人女人都在池塘里面洗澡，男人傍晚的时候洗，而女人则是在晚上洗，那个时候的池塘不像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业污染，水质很清澈。

　　还有上厕所也是很成问题的，因为没有手纸，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像那时人们上厕所的模样，将竹篾折断，一小撮一小撮的捆绑成一团，堆放在厕所内的角落里，人们排泄完毕之后，就将这些竹篾当作手纸刮屁股，有的家庭小孩比较多，可能三五天就要把这些脏东西烧掉，烧的时候臭气熏天，每家每户的厕所旁边都会有一堆一堆这样的灰烬，那种异味是非常难闻的，等到水稻收割以后，人们也会用稻草取代竹篾，当作手纸用。而手纸的出现则是在1980年以后的事情，当时使用一种灰色的手卷纸，也就是说，农民用竹篾和稻草刮了整整三十年的屁股。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不允许公开讨论的，在学校，老师教导学生的都是正面的、积极的东西，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老师教我们写作文，我现在还清楚的记得一篇范文：“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万吨轮船下海，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制造了氢弹、原子弹，这是伟大祖国的成就。”我想，几乎那个年代的人们都会熟悉这篇范文，据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后，连外国人看到跨度如此大的大桥都感到匪夷所思，赞美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伟大成就，但是在课堂上不被允许讨论那些和农民的现实生活相关的东西。


　　问：那当时的人们冬天依靠什么来取暖？

　　答：冬天取暖的话就到山上拾柴火，每年的秋天，一般是在秋收以后的一两个月，九月份、十月份，人们就到山上面去砍柴，贮藏起来供冬天取暖用，因为拾柴的人们很多，所以山上的柴火会在这段时间被拾空，但是偷砍树木的行为是不被允许的，因为树木是大队的，属于集体财产，如果偷砍树木被发现，处罚会很重，我记得那时罚款达到了48元钱，那个时候，没有哪一家农户能够拿出这么多的罚金，没有人敢冒这么大的风险，事实上，只要谁上山偷砍了大队的树木，马上就会有人检举、揭发。

　　因为我们当地地下存有煤炭资源，当地的农民就会合伙挖煤炭，用于冬天取暖，他们往往是三五个人组成一个采煤团队，往地下掏洞，那个时候叫“独眼井”，往往向地下延伸一百多步，大约三、四米十左右，就会取到煤炭，由于没有通风，没有任何安全屏障，因此事故是比较频繁的，在1960年代，农民采煤用于冬天取暖是被允许的。

　　除了寒冷，还有就是饥饿，“公共食堂”解散以后，农民的生活从食堂又重新回到了自已家中，但当时的生活物资还是匮乏，形象一点说吧，当时，在农民的饭桌上流行一道菜，叫做“河鱼”，这道菜是怎样做的呢？就是煮一锅水，然后在水中撒一些食盐，煮沸，“河鱼”就完成了，用这样的清汤来泡饭吃，在没有菜蔬的日子，有的农民家庭一天可能要做一道“河鱼”，有时甚至是一日两餐、一日三餐；还有一道菜叫做“玉兰片”，就是将红薯切成片炖熟，熬汤，这就是“玉兰片”，这可以算做一道好菜，假如家里来了客人，炒一小盘“豆腐渣”，拌上一两根小葱，算是很客气的。再比如，“冬瓜祭”，这是农村祭祀用的一道祭礼，根据传统的习俗，在死者过世之后，要举行祭祀的活动，在祭祀的时候，必须在礼桌上摆一整块大的肥肉，用于祭奠亡灵，但由于没有猪肉，在上祭的时候就用一块大冬瓜取而代之，这是1960年代中、后期之后我们当地流行的祭祀活动，叫做“冬瓜祭”。


　　问：当时农民在就医方面的具体情况如何？

　　答：在1960年代，我们大队有了赤脚医生，那位医生是从部队退伍转业回来的，当时的药品也是非常紧缺的，由上面统一发放下来，这位赤脚医生给农民看病，只收取5分钱的挂号费，但是，他开出的药品不收钱，当然，这只是针对普通的疾病，比如，头疼、感冒、发烧、割伤之类的小病情，即便如此，很多农民因为要节省5分钱的挂号费，一些小病就在家里面挺一挺就过去了，不愿意看医生。

　　遇上大病，我们大队的赤脚医生是治愈不了的，一是没有这样的技术，另外一个没有这样的药品，因此，遇上大病，农民就必须上大医院，比如公社的卫生院或者县城的“人民医院”，像这些大医院都是要收费的，十多元、几十元、上百元都有，像这样的医疗费用，一般的农民家庭是无法承担的，而如果没有钱，这些大医院同样也不会给病人治疗，因此，遇上大病，很多农民就只能呆在家里等死。

　　还有，在“文革”期间，很多地主因为“受到斗争”导致的人身伤害，像这类病人我们大队的医生是不会给他们治疗的，主要是医生怕惹麻烦，因此，地主在“斗争”之后一般不会去医院看病，就在家里养伤，到山上采些草药，熬汤，制成中药，在家里慢慢调养，这样子。



◇　◆　◇　◆　◇　◆　◇　◆　◇　◆　◇　◆　◇　◆　◇　◆　◇　◆　◇

系列采访：同毛泽东与“文革”有关的日子（五）

马萧


　　时间：2013年10月23日
　　撰稿、整理人：马萧
　　故事讲述人：谢怡星
　　谢怡星：湖南娄底人，1946年生，农民。



　　问：据了解，您的家庭在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成份属于贫农，而您的母亲在当时一直在地方上当干部，您在当时也算是一位知识人，在那个时代，您的生活体验应该和普通的农民会有一定的差异，请您谈一谈这方面的感受。

　　答：好的，是这样的，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除了“公共食堂”过“苦日子”的那几年时间，其他的大部分时间，我没有像一般的农民那样干过很重的体力活，或像很多人那样受过委屈、羞辱，受过太大的刺激和心理创伤，基本上，我的生活道路还是比较平坦的。

　　在1949年“解放”前，我们家祖上是没有任何私有财产的，没有田地，没有房屋，我父亲在1949年以前过的是流浪的打工生活，当时在县办的锡矿山租房子住，平时就给一些公司当挑夫，比如，给盐业公司挑盐，或者给那些煤矿挑煤，或者其他的重体力劳动，依靠出卖体力挣来的钱养活一家人。1949年“解放”以后，我们回到了老家，分到了田地，也分到了住房，我们家两间房子，我伯父两间房子，一共是四间，之前这是地主家的财产，我母亲也入了党，当上了当时大队的妇女主任。


　　问：请您谈一谈1949年前后当地农村“打土豪、分田地”以及“阶级斗争”方面的具体情况。

　　答：当时的阶级成份主要有几类，包括：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和恶霸，我们的家庭被划为贫农，在我的记忆中，阶级成份的划分主要是由大队的农会主席和上面专门派来的土改工作组来完成的，我记得工作组的一位负责人姓张，我们当时都叫他“张同志”。

　　当时的阶级观念是非常浓重的，主要是上面的干部、社长看不起地主和他们的家人，会用歧视的观念对待他们的所作所为，和对一般农民的行为是不一样的，其实在那些普通村民眼中这种阶级观念的意识却比较淡薄，除非是有私人成见，毕竟大家共同生活在一起，比如，我们家分到的房子是一位地主的，相对来说，这位地主是一位知书达理的读书人，曾经为民国政府工作过，当过地方上的保长，他们家在“解放”前和我父亲、祖父的关系都不错，也没有得罪过地方上的什么人，因此，我们两家在“解放”后相处得很好，他在“土改”期间并没有受批斗，但是在“文革”期间却吃过很多亏，这是后来才发生的事情。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像他一样，很多地主家庭在“土改”过程中，不愿意拿出自已的财产无偿地分给别人，所以很多有财产的富裕人家对此会有很激烈的抵触情绪，这样，大队的农会主席和工作队就会组织农民对这些地主开“批斗会”，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谩骂，殴打，直到他们交出自已家里的财产为止，在当时，开“批斗会”是比较普遍的，因为绝大多数被划为地主的富裕人家都不愿意主动地交出自家苦心积聚起来的私人财产，因此，在“土改”期间，受到斗争的地主主要是针对那些不愿意交出自家财产的人家。

　　从1952年到1953年期间，还搞过一次“复查”，主要是针对地主财产的分配落实问题，另外调查这个过程之中有没有发生贪污和腐败的行为。但是，从1953年到“文革”之前，“斗地主”这类的事情发生得很少，只是人与人之间的阶级观念比较重。


　　问：请您谈一谈从1953年到1957年期间您家庭的生活状况以及当时农民的思想状态。

　　答：1949年到1952年，农民是搞单干，就是自给自足，我们家分了三亩田，那个时候的话平均每亩田产粮大约为300多斤的样子，遇到丰收的年份粮食产量可以达到400斤，除了上缴国家的征购外，解决自已家里的温饱还是没有问题的。1953年、1954年主要是搞“互助组”，兴修水利，修筑池塘、河坝，“互助组”其实和搞单干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几户人家相互帮工，但是，却向田土的“集体化”迈进了一小步；1955年、1956年搞“低级社”，我们这里当时属于杨梓乡十三社，1957年开始进入“高级社”，直到1959年搞“人民公社”，所有的农民都进入了“公共食堂”，我们属于“东方红人民公社”下面的杨梓基点队里的“双坪社”，包括“瓦子坪”和“青光坪”，以及周边的一些小地方。

　　在农村，“反右”的运动从1955年、1956年就开始了，即反对走资本主义的“右倾”路线，因为一些农民不愿意进入“高级社”，不愿意被“集体化”，我们这个生产队当时大约有三四户农民不愿意交出家里的财产，要自已搞单干，于是“高级社”的主要负责人、社长就组织全体社员开“社员大会”，对这些农民进行斗争，我记得有一次开“批斗大会”，是在我们生产队里进行的，当时“高级社”的社长质问一位被批斗的农民，问他资本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好，意思是说搞个人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集体化”才是社会主义道路，谁知道这位农民对他的质问针锋相对，说“资本主义好”。因为他认为个人单干会有更高的农业收入，他的妻子在批斗台下非常着急，替这位被批斗的农民辩解，说社会主义好，但这位农民还是被狠狠地斗争了一回，被“高级社”的干部用细竹枝鞭抽得鲜血淋漓，这是我亲眼目睹的，最终这三四个农户都被强制“入社”。

　　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并没有太大的波及到农村地区，因为在此之前农村实际上已经全部被“集体化”，都进入了“社会主义”，因此，实际上已经不存在“右”的问题，而1957年的“反右”运动主要是针对上层建筑，要为之后开始的“人民公社”作舆论上的准备，压制当时对全面“社会主义化”有抵触情绪的党内人士和知识份子。


　　问：请您谈一谈在“大跃进”时期的生活状况。

　　答：“公共食堂”是在1958年下半年开始搞的，刚开始的时候确实过了一两个月比较好的生活，那时候的主食都是大米，连红薯都没有人吃，但是，到了1958年下半年，地里的土产没有人去收拾，连红薯都烂在地里面，因此，到了冬天，就进入了饥荒时期。


　　问：那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自然灾害”吗？

　　答：不是，因为当时刚刚进入“公共食堂”，在集体管理方面没有什么经验，没有专业的人来负责农业生产；还有，因为刚进入“公共食堂”的那会儿，吃的东西确实有很多，当时的农民并没有预料到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往好的方面去想，经历了农村“反右”运动的宣传之后，没有人想到“社会主义也会饿死人”；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几乎所有的成年男丁都外调出生产队了，他们要么被安排去大炼钢铁、要么安排去修铁路，连主要的妇女劳动力也外调了，我们生产队有二十多个主要劳动力，几乎全部调出去了，留在生产队里的都是一些老人和小孩，因此，生产队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严重短缺，而外调的这些人直到1962年、1963年以后才慢慢地回来，因此，到了1960年、1961年都没有可以吃的东西，虽然，“公共食堂”在1961年初就解散了，但当年并没有出产太多的粮食，到1962年才开始慢慢好起来。


　　问：请您谈一谈1959年“大炼钢铁”的运动中农民们的实际状况。

　　答：当时最困难的事情是去农民家中收缴钢铁器具，当时，我们这里的农民流行着一句话，叫做“听说样样要交公，手提温坛去探风，果真若有这回事，我把家财全卖空。”（注：温坛，南方常用的用于温水用的铁容器，一般挨着火炉放置。），许多农民听说要家里的铁器具全部要没收归公，就提前把这些东西当做废品卖给那些收废品的，还有一些农民，远远地看到社里的干部带着工作组挨家挨户没收铁器具，就提前将家里的铁锅、铁炉、铁锄，等等藏匿起来，有的扔到山沟沟里面，有的扔到池塘里面，等工作组离开以后再偷偷地撿回来，而工作组所到之处，其实就相当于抢劫，如果农民不愿意交出自家的财产，就直接从农民家里抢，这种状况与1949年代“斗地主”时的情况有些类似。

　　我们家是生产队里最先主动交出自家财产的，因为母亲是社里的干部，妇女主任，社里的干部提前开了会，说干部要起带头作用。于是，我母亲把家中所有的铁制品全部收集起来，放在自家的门口，等工作组来之后，让他们收走，我记得我们家的箱子、柜子上面的铜钉、铜锁、铜镶边、还有铜手把子，都被母亲撬下来，交给公家了。

　　我当时已经读完“初小”，进入“完小”，在1960年代，为了配合上面的“大炼钢铁”和“大跃进”运动，我们学校也全部停止上课了，所有的学生都被安排出工干活，在1960的上半年，我们被安排到离学校二十多里地之外的大山里面去撿铁矿石，用来炼钢铁。在1960年的下半年，我们被安排去很远的地方修铁路和它的火车站，学生的任务主要是负责挑土、平整铁道路线的地基，这个时候，在学生中也流行开“反右”的形式，主要是开辩论会讨论一些不正之风，因为经常会有学生开小差，比如，偷懒、请假等这样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年纪都还很小，十二三岁的样子，一些学生很贪玩，因此，在同学中间就针对这样的风气开批判会，我记得有一位同学头天晚上还在理直气壮的批判别的同学，但到了第二天他自已就成了批判对象，像这样相互揭发、相互攻击的事情是比较常见的。


　　问：据了解，您在当地是受过教育的农民子弟，而您之后的工作也和您的受教育有很大关系，请您具体谈一谈您的学习生涯。

　　答：我于1960年从“完全小学”毕业，之前读了四年的“初小”，完小毕业之后进入了初中，读了三年的初中，一共读了九年书，对于当时的农家子弟来说，受教育的程度相对是比较高的。

　　在学校期间，正是长身体和过“苦日子”的时候，那时候，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饥饿，我记得在1960年修火车站的时候，学校在建筑工地办了一个“工地食堂”，当时，只要吃饭的信号铃一响，所有的学生都会扔掉手中的东西，一拥而上，把食堂的大门、饭钵子踩烂几乎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当时连地区干部来调查学生生活状况，看到这样的场面都不胜唏嘘，而学生在当时的粮食分配量还算是比较高的，只比成年男丁略微少一点，但是比家中的妇女、老人和小孩又要多一些。

　　还有一次，那时我已经上初中了，是1961年的事情，当时“公共食堂”解散了，上面又开放了农民的“八边土”，但刚开放的头一年农民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收成，因此，1961年的时候农民过得仍然是比较清苦的，当时，我们学校养了两头猪，学校有一次在煮猪食的时候在上面掺了一点点大米，还有一些剩饭，有些学生看着就眼馋了，当天晚上就有学生偷偷地把猪食上面覆盖的那些大米偷吃了，第二天，学校开学生会做报告，调查是哪些学生偷吃的，结果被查出来很多学生有参与，这个“吃猪食”的记忆在我的脑海中印象十分深刻。

　　我一直读到1963年上半年回家。

　　1963年回到生产队之后就当生产队的记工员，专门记工分，但是也和其他农民一样，也要出工干农活，不过，记工员一年可以补助300分工，当时，我们生产队的工分比较高，十分工折合人民币大概有五角钱，相当于一年补助15块钱，相当于一个成年男丁一个月的工分总和。而生产队的会计补助400分工，生产队队长则补助500分工多一点。

　　到了1965年，我当了生产队的会计，在1967年当上了生产队的队长，1968年到1973年这几年时间，我又到大队的学校教书，当时教书挣的工分一年大概是4000工分左右，公允地讲，我一直是大队干部的培养对象。


　　问：请您谈一谈“文革”期间的生活状况，作为“当权派”，您母亲和您的家庭是否受到当时社会政治氛围的冲击？

　　答：我母亲和我的家庭并没有因为“文革”受到太大的冲击，因为我的母亲当时担任大队的妇女主任，她没有做过太多的得罪人家的事情，斗争的对象主要针对大队的首要份子，比如，支部书记、大队主任。

　　1965年下半年，“文革”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中央掀起了“打倒三家村”的政治运动，矛头指向吴晗、邓拓和廖沫沙，原因据说是因为他们鼓吹走资本主义的路线，我们大队也被组织起来游行、开批判大会，批判“三家村”，要“纠出黑村长”。

　　“文革”的最高潮是1966年、1967年，当时大队组织了两个红卫兵组织，一个叫“农联”，一个叫“红联”，这两个组织其实都是红卫兵组织，都是造反派，因此，那些曾经呼风唤雨的大队干部两个红卫兵组织都不敢接受，因为他们是“当权派”，是必须要斗争的对象，但是，这两个组织又有一些细微的区别，“红联”是地地道道的造反派，而“农联”主要是由大队干部的族人、亲人为首组织起来的，实际上属于“保皇派”，但也是以“造反”的革命面目出现，像我们家，因为我的母亲是大队的妇女主任，所以我加入的是“农联”红卫兵组织，因此，我们会尽量地保护他们免受“红联”的斗争，有时，看见“红联”的人来了，就把他们藏匿起来，让“红联”的人找不着，比如，藏匿到阁楼上，把梯子抽掉，或者故意把他们放跑，有时实在来不及了，我们自已组织的人就开“批斗大会”，批判自已的亲人，这样就不会让“红联”把人抢走，实际上是变相地保护他们。

　　而“斗地主”的情况就不同了，这时候，那些“当权派”就会亲自出面主持，两个组织的红卫兵都会参加斗争，我参加过几次批斗会，有时候同时斗两位地主，有时甚至同时斗三、四位地主，这种斗争的火爆场面一直持续到1971年林彪出事以后才逐渐地冷却下来。

　　在“文革”期间有两件事情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关于我本人的，在1966年，正是斗争“当权派”最激烈的时候，上面动员红卫兵“炮轰九级”，即要求对中央、大局、省、地区、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九级官员一律打倒、进行清算，我当时担任生产队的会计，也被列在被打倒、清算的行列，有一次，有三位农民将我秘密带到一个处所，拘押起来，在“文革”期间，是不讲任何法律和程序的，只要是以“革命”的名义，任何人都可能遭到整肃，蒙受不白之冤，并且没有地方可以申诉，他们都是“红联”红卫兵组织的人，要我坦白两个问题：第一、让我交待在生产队担任会计期间一共贪污了多少钱；第二、让我交待和生产队其他干部合谋私分了多少粮食。他们整整审讯了我一个晚上，第二天，还在我们生产队集合地点的大门口贴了一张“大字纸”，那个标题直到今天我都记得很清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谢怡星开火！”，他们把意思都弄反了，由于查无实据，而且这几位农民在“红联”内部的影响力也很小，所以这件事情到后来不了了之。

　　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在1969年，我已经在大队的学校教书，当时对教育界内部存在的问题也要揭露和批判，即“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反对资产阶级统治学校，向那些权威教师开火，主要针对一些阶级成份不好的，犯了错误的，比如生活作风问题，或者有知识、有声望的教师召开批判会，县里面在1969年的暑假期间专门组织了“批斗大会”，我们学区有几位教师被点名批判，我当时在学区领导的授意下，专门负责监视那些受到批斗的教师的思想动态，并向学区的干部揭发他们的情况，那一次“批斗大会”整整开了一个月。


　　问：“文革”和毛泽东去世之后的几年时间您又具体做些什么工作？当时的社会是否因为毛的去世发生过什么显著的变化？

　　答：基本上，大队有什么比较好的、轻松的差使，都会照顾到我，从1973年到1977年，这几年时间我又回到了大队，给大队开手扶拖拉机，专门给大队运输货物，比如，将大队加工厂提炼出来的茶油、菜油、花生油、茶油渣、菜油渣等送到市镇上的国营贸易站，给大队的供销社运输盐、肥料，有时也给农民个人运输一些货物，但当时都是要开运输发票的，不能私自收钱，这算作是大队的收入，在春天的时候，还用手扶拖拉机犁田，等等。那个时候开手扶拖拉机一年是3000分工，加上平素的加班工分，大约有4000分工左右的样子。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几年时间，我们当地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改变，生活依旧，1977年我又回到生产队当生产队长，这个时候我已经31岁了。还有，从1965年到1973年这段时间我还担任大队的团支部书记，主要负责开展青年工作、培养青年人入团、开办一些社会活动，但总的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