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派與鷹派對撞在即？——急獨急統疑雲】徵文
兩岸維持現狀，可能嗎?!
—回應台灣當前「維持現狀論」
孫瑞穗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博士候選人
台灣自限於自己設下的「維持現狀」困境
近來海牙法庭無俚頭般的南海仲裁，錯把太平「島」誤判為「礁」，為原本就多風多浪的南海秩序及在風雨中動盪不安的台灣主權吹皺了一池春水。加上中國動作頻頻，除了幾年前明顯有統戰意義的福建省「平潭經濟特區」的設置之外，近年來更積極與台灣的農、林、漁、牧業進行契約合作生產 (簡稱「契作生產」)，儼然有主動延伸治理權範圍的企圖。
不僅如此，今年還將契作範圍延伸到年輕教授、青年學子和創業者身上，不但以廣州大專學院為名，號召年薪兩百五十萬 (是台灣的近兩倍) 的教授到中國任教，也將號召七百四十萬青年軍到中國大陸創業，免還本金又包吃包住包辦公室，可以說是既哺育又包尿布地全人照顧。所有的近來發展和情勢都說明了，中國以經濟強勢崛起的區域磁吸效應，已經從純粹經濟生產面影響到社會和教育面了。反觀我們的政府還在處變不驚地喊著: 「不統、不獨、不武」，還在當鴕鳥般地「維持現狀」?! 真可謂不知所云。
這種情勢下，維持現狀是可能的嗎?! 中國的動作頻頻是為了甚麼?! 為什麼亞洲四小龍各國都摩拳擦掌地向前奔跑，積極地與中國合作，在國際經濟現實中奮鬥和爭取權位，卻只有台灣龜縮地用「維持現狀」這種保守主義修辭，來逃避全球化如狼似虎的競爭?!
維持現狀: 是保守主義的反動修辭
在政治面來說，「維持現狀」指的是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政權之後，與孫中山建國以來的「中華民國政府」分立兩岸，各有統治權和治理權卻各不分屬的「分別治理現狀」。然而，這個「現狀」卻曾經在戰後十年意識形態冷戰，以及七O年代外交熱戰之後，劇烈地改變過一次。在那個外交熱戰中，代表台灣的蔣家政權在聯合國脈絡中的外交折衝輸了，被迫退出，導致一九七一年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才載明「一中原則: 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使得中共取得了新中國的代表地位。這是戰後第一次改變「現狀」。
真實的國際現狀是: 七O後新現狀的「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 一中原則」
然而，這個「七O後新現狀」在仍是軍事戒嚴的時代，外交挫敗所導致的「政治後果: 1971年之後的國際法意義下，台灣已經屬於中國了」在台灣島內沒有被政府向人民說明清楚。相反地，蔣經國當年的政治策略是「不服輸」，他想以外交挫敗的結果，來鼓動國內的愛國和建國運動。因此，這四十多年下來還算成功的國內建國運動，造成了今天國內和國際社會雞同鴨講的亂象。換言之，是這個執政者有意地將外交失敗做成翻譯落差，導致國際社會的認知，和台灣國內的認知，有相當大的差距。國際社會(主要是聯合國系統) 認為這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但台灣卻認為自己是獨立一國，也不被聯合國認可。這樣的「法外治權」狀態，更在1988年台灣第一個反對黨民進黨建黨之後，變成了兩個政黨有不同國家認同和政治論述的長期內部分裂狀態。
一九七一年之後的「七O後新現狀」是國際法意義下的中共代表權和一中原則，而另外一個新現狀是，台灣確實已經建立了新國家這個政治現實，兩岸對「現況」認知有極大的落差。七O年代時的中國仍貧窮落後，沒有能力收復台灣這個被割讓過卻比他更進步的文明殖民地，因此，時間的延遲，造成了中國與台灣之間的殖民地回歸或歸屬問題，成了一場國際社會和中華民族內部「茶壺內的風暴」。
突破現狀，是為了走出「茶壺裡的風暴」，走出新局
筆者認為，外在有全球經濟變遷和中國強勢崛起，內部有政黨公平競爭和社會長久的穩定和諧，即便只是為了團結一致拚經濟轉型升級，也應該把這從戒嚴時期被政治打結而錯亂的現狀認知，被地下化的建國運動，以及全球化時被錯亂化的國家與身分認同，必須被重新說清楚，講明白。或者，更工具性一點地說，為了讓政治競爭可以有效率地進行文明積累，我們應該要想辦法結束這種從戒嚴時期以來，政府與民間社會疏離的狀態，國內與國際社會雞同鴨講的狀態，讓公共政治能與時俱進，更有效率地運作。
認真討論: 施明德提的「大一中架構」過渡性和解議程
打開糾結的第一步，應該是坦然地面對現實，並且說實話。筆者建議，台灣政府從此不要再講甚麼「維持現狀」或「不」字開頭的負面政策了。在新時代中，應當抬頭挺胸，正面積極地向前思考才對。
戒嚴時代曾因「台獨運動」之名而坐牢二十五年，也擔任過民進黨主席和紅衫軍運動領袖的施明德先生，曾針對這個台灣國內長期內部分裂狀態，在態度上做了與時俱進的改變。他召集許多民間精英商討，提出符合國際法和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的「大一中架構」，企圖超越藍綠對立和單一民族主義對立侷限，提出一個有時效性意義的政治議程。這種有未來性、可討論審議、可長治久安的政治和解議程之想像，筆者認為很值得參考。
在趙少康主持的「少康戰情室」節目專訪中，他提到在兩岸永久和平前提下來提出大一中架構，可以五個原則來運作。分別是: (一)承認1949年以後兩岸分治的現狀，(二)承認1949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中華民國」兩個治理權的國號，也就是兩岸的政府制度和治理權互相承認，(三)提大一中架構來作為現階段的「過渡性架構」，以適當地討論兩岸諸種問題與疑難雜症。(四)以大一中為前提，來成立一個超國家的國際法人組織，以適當地仲裁和處理兩岸關切和急迫性的社政或民生議題。(五)以大一中為架構，放棄武力侵犯路線，簽訂軍事互助協防區域，讓雙方都有權利合法加入聯合國，在過渡時期中相互合作成為促進區域永久和平的兄弟聯盟國。
雖然施明德的提法理想性過高，在現實政治中要實踐有很高的難度，但是這類正面、積極、有進度、有方向性又有和解意涵的政治議程，是非常值得鼓勵的。我們應當在公共領域中大鳴大放，鼓勵這類的積極性政治建議，可以在這個台灣轉型期中被公開提出以及被公開討論。
世界當前的現況是: 跨國化的大規模區域經濟正在成形
老實說，自從八O年代美蘇冷戰正式結束，美、英、蘇等大國領袖互訪和開放自由貿易之後，國際秩序中基本上沒有什麼永久不變的「現狀」可維持。大部分的國家早已經開放國界以及意識形態的僵硬定義，容許跨國的自由交易、通婚、就業、社會交流和移民了。而當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和歐盟EU)等跨國區域型聯盟成立之後，真正的「現況」可能是比民族國家還大規模的共同市場，正在成形。我們的人民和執政者，需要與時俱進，逐漸回到世界現實和舞台上來，面對這樣嶄新的世界現況。
如前所述，中國正以經濟強勢崛起，那些以城市綁區域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新區域特區和經濟聯盟，正在華東地區發揮前所未有的擴張和磁吸作用。這並不是冷戰時期的民族國家可以完全控制的經濟發展趨勢，也正因為如此，民族國家的治理權更應該與時俱進地，參考和介入這種需要重新整理的市場發展亂象和新的政治遊戲規則。
如果沒有「現狀」可以維持，那麼真正的「政治選擇」何在
那個躲在「維持現狀」保守主義修辭背後不敢面對的政治思考和選擇，可能才是真正的關鍵。作為台灣民主運動的第三代，筆者反而比較贊成誠實地面對問題，讓「政治選項」被徹底的公開討論，並且在一個可以掌握的時間內，通過人民公投做出真正的政治選擇。正如同西太平洋中的島國魁北克曾為了因應北美自貿區條例的衝擊，而讓是否併入加拿大的問題被公開討論和電視辯論，把選擇的內容和利弊得失都說得清清楚楚，老弱婦孺皆懂，並在十年之內舉行兩次「意見性的人民公投」，讓人民自己來決定自己共同體的前途與未來。
好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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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一中過度架構下，成為一個被國際社會認可的真正獨立的共同體
假設施明德所提的過渡性大一中架構是可以被參考的，那麼，一直在民主台灣處於地下化的建國運動在倫理上應該要被公眾認真認可、討論和選擇。所以說，這個四十多年的建國成果，是否要以正式名稱正式地重返聯合國為主要目標，成為一個被國際社會認可的真正獨立的國家。支持這個選項的人，必須想辦法突破聯合國體制中「五個常務理事國享有絕對否決權」這個遊戲規則，以及說服中國在大一中架構下瞭解台灣不會走激進的分離主義路線，以讓台灣入聯/返聯選項可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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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條穩健永續的回歸中國之路:
或者，承認建國運動和返/入聯已不可能，以獨立國家名義重返聯合國有困難，寧可選擇延續聯合國決議文的「七O年後新現狀」: 一個中國原則，附上但書: 已有不同政府和治理權應互相承認，努力建立一條穩健的回歸中國之路。在兄弟聯盟及「政府對政府」的前提下，嚴格要求中國必須給予殖民地台灣回歸之後的最大利益以及永續發展條件。「穩健」的意思是: 不急著以「民族之名」來統一國家，而是考慮兩岸隔離七十年之久的現實，兩岸已有不同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所以願意用一段長時間來仔細穩健地規劃未來和平談判、通婚、社文交流及貿易往來的各種經濟社會制度和條件，並且願意用一種永久和平不舉戰的方式來建立未來統合成為兄弟國家/邦聯的可能性。以這種創舉，來建立亞洲國族建國運動的特殊個案，以建立東方文明的新傳統，作為世界新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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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自治自立的「中立第三國」
選擇中立於帝國系統，像瑞士之於歐洲那樣，成為自治自立的「中立第三國」。但是，這個獨立第三國，如果不能回返聯合國系統，那麼，他應該如何在世界系統中獨立自主，或者如何合縱連橫地找友邦支持，是一件需要創造發明的事情。因為，亞洲的殖民地獨立運動脈絡中，台灣，是一個很獨特的例子，沒有其他的案例可參照，必須自己奮鬥，自己發明一整套在世界上求生和永續的制度和遊戲規則。
以上這幾種目標的選擇，將會影響從中央到地方的治理系統和台灣國家資源分配，也會影響未來三十年的外交、軍事、國際貿易等資源分配，以及與中、美、日等這些大國的關係。這些真正的政治選項，才是當今影響台灣命運最大的前提，才應該大鳴大放地被公開討論和檢驗，被說清楚、講明白，勇敢的台灣人，未來不要再講保守主義的「維持現狀」了，相反地，我們應該要突破現狀，突破困局，離開永世輪迴般的茶壺裡的風暴，讓台灣內部更有共識和團結基礎，大步往前走，積極地回到世界舞台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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