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大撒币之所以可恶，主要是：不顾中国百姓的疾苦（毛泽东时代，混帐魔头把中国折腾成了全球第一穷国；2010年代，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还是发展中国家，由于贫富悬殊，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非常低劣——相当于非洲，而且有1 / 5.6 的世界级穷人），不顾中国平民福利之低下（全球最差），毫无顾忌地抛撒国库银子。
本文谈,中共党国财政支出“大撒币”的第二个方面。
惠铭生《我国决策失误率达30%，反对铺张浪费不能止于餐桌》（2013年01月31日 中国青年报）指出：
最近，“舌尖上的浪费”、尤其是“舌尖上的腐败”，成为社会热词、媒体关注的焦点。“餐桌浪费”每年竟高达2000亿元，等于每年倒掉两亿人的口粮，这种铺张浪费行为岂止是可耻，简直就是犯罪。但假如静下心来，用发散性思维拓展一下我们的想象空间，或许会惊讶地发现，“餐桌浪费”相比于某些方面、某些领域的铺张浪费，有的可“比肩、齐名”，有的则过犹不及，对此，有一些事例和数字为证：
今年1月14日，《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发布，报告所提供的数据称：中国年GDP因空气污染折损1.2%，这个“浪费”堪称天价。
据相关规定，一般性建筑“寿命”为50至100年，但是我国的建筑却呈现出“短命”态势，平均寿命仅为25至30年。一座建筑物尤其大型建筑物，投资动辄数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建了拆，拆了建，建筑物如此“不堪一击”，其背后又是多么巨大的浪费？“中国可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建筑浪费国”，这样的断语并非耸人听闻。
若说浪费，最大的浪费莫过于决策失误。那些未上马就停工的项目、人烟稀少的豪华机场、耗资巨大的人造“鬼城”……“票子全花了，工程白搭了，领导高升了，百姓遭罪了”，这是人民群众的观感。
“我们国家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这是社会普遍的判断。据报道，我国的决策失误率达到3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估算，由于决策失误造成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万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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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先生《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指出：
一个个的国有投资黑洞数不胜数：广州乙烯工程投资80亿，无法形成规模；中州铝厂投资19.8亿，负债35.2亿；中原制药厂投资13.26亿，负债30.6亿；珠海机场投资95.6亿，可没有多少乘客；湖北荆襄化工投资40亿，无人收场；二滩电站过木机道工程耗资12.6亿元，被废弃；川东天然气氯碱工程损失13亿元；黑龙江政府投资5.6亿元的牡丹江煤气工程因盲目建设、管理混乱而停产；黑龙江子午胎项目投资十几亿，建成后每年亏损3亿元；沈阳投资几十亿的浑南市场报废；投资5亿元建成的辽宁轮胎厂载重子午胎项目一运行就陷入了困境；吉林化工花几十亿元建成的阿尔法—高碳醇项目，产品没有销路，4万职工下岗；投资30亿的吉林1号工程“大液晶”项目刚建完即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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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格平指出：三门峡工程是决策上的重大失误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曲格平先生在2004年1月4日由国务院主持召开的“‘爱一滴水就是爱全世界’大型公益活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三门峡工程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失误，是我国水利工程中一个失败的记录。（记者 王翰林）
包月阳《三门峡工程:决策失误是如何铸就的》（2010—06—11）
包月阳，中国发展出版社社长
以今天的眼光看，黄河上的三门峡水利工程是失败的，它可能是一个水害工程。
黄河中游重要支流渭河变成悬河，多次发生水灾，学界早已公认其祸首就是三门峡水库。由于该水库设计上的缺陷，使得水库发电和上游泥沙淤积之间形成了尖锐矛盾。2003年秋，陕西渭河下游5年一遇的小洪水，导致50年不遇的大洪灾。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与水利部前部长、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钱正英对此发言：祸起三门峡！三门峡水电站是个错误，理当废弃。
遗憾是53年前最终铸就的。53年前的今天，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的三门峡工程的否定性意见未被政府接受，注定了三门峡工程只能是今天的结局。
黄万里，1911年生于上海，是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第三子。193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1934年赴美，相继在康奈尔大学、爱荷华州立大学、伊利诺大学学习，1937年春学成归国，倾毕生心力于国内大江大河治理。
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黄万里被调到清华大学。
1956年，毛泽东横渡长江之后，写下了一首《水调歌头·游泳》，其中有一句是“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也就在这一年的5月，黄万里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全面否定苏联专家关于三门峡水库的规划。这篇文章刊于《中国水利》1957年第八期，并收入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1958年4月水利电力部印）。
1957年6月，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开会，给前苏联专家的方案提意见。几乎所有人异口同声，赞成三门峡大坝上马，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就要清水长流了。
黄万里坚决反对上马“三门峡”工程。他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研讨会开了10天，黄万里参加了7天，也辩论了7天，到最后，会议就成了以他为对象的批判会。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同年9月关闸蓄水拦沙，当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的农民一批批挥泪踏上离乡背井之路。
于是，三门峡工程改建的“两洞四管”方案确立。改建的四条钢管于1966年7月投入运用，增建的两个隧洞分别于1967年8月、1968年8月建成，水库淤积开始减缓，排沙能力依然不足，潼关以上河床“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黄万里看到自己对三门峡的意见不幸言中，痛心疾首地反复叨念：“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
事实虽然证明真理在黄万里一边，然而手握真理的他却成为清华大学三大右派之一，于1961年起奉命到密云劳动，与昌黎民工同居同食同劳。后来，他又被下放到三门峡水库打扫厕所。
当校党委向他宣布划为右派分子的处分决定时，他说：“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
（摘编自《60年语录》，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并参考了一些报道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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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铁苗 曹琤《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最大》（2004年11月04日南方日报）指出：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曾说：我们国家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亿－5000亿元，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
决策失误会导致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巨大破坏和浪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项目决策失误，投资打了“水漂”。在决策之后往往是巨额的投资，决策成功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所获得的经济效益和回报，因此，项目决策失误必然是导致大量投资付诸东流。曾被珠海市列为一号“政绩工程”、曾经号称“全国最大最先进最新潮”的珠海机场，目前“仅基建拖欠就达17亿元”，该机场建成后每月客流量四五万人次，只相当于广州白云机场一天的客流量。原机场设计客流量是1年1200万人次，但2000年只有57万人次，利用率不过1／24。无独有偶，四川绵阳机场于2001年竣工通航，当年就亏损3800多万元。机场虽然竣工已有两年多，但还有一亿多元工程款没付清。据审计部门的调查，绵阳机场目前未发挥或未完全发挥投资效益的资产高达2.2亿多元。
其次，规划设计失误，环境破坏严重。一项工程或大型项目的规划设计不仅会影响到项目本身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会改变周边的环境状况，所以一旦规划设计失误，受害的往往不只是投资者，还会出现很多连带灾害。三门峡水库的设计失误就是一个典型实例：由于其设计上的缺陷，使得水库发电和上游泥沙淤积之间形成了尖锐矛盾，导致黄河中游的重要支流渭河变成悬河，多次发生水灾，沿岸民众受害不浅。近年，政府开始承认在三门峡建设中存在重大的决策失误，然而由于决策失误所造成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早已超出了经济所能涵盖的范围，有关专家已多次呼吁三门峡水库应尽快放弃发电蓄水。
再次，错误决策下马，付出更大代价。一种决策失误是错误投资，没有收益；另一种决策失误是放弃投资，导致后来付出更大代价。为了发展中国的航空事业，我国1978年完成运十飞机的设计。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关部门将这个项目下马。这一决策的依据是：运十飞机研制费用已花去5亿多元，要使之完善并达到定型生产的程度，还要追加几十亿元，这是一个典型的巨额成本沉没的决策。由于不舍得再投入后期的20亿－30亿元资金，不仅使前期的5亿元资金白白浪费，而且失去了一个关乎中国几千亿甚至几万亿元的干线飞机市场。另外，我国三年不上大型电力建设项目的错误决策，导致2003年以来，电力供应日趋紧张。而因为电力供应不足，导致全国范围内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还没有具体数据，但应该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第四，领导拍脑袋决策，百姓叫苦连天。在我国，相当一部分经济决策权仍然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由于有相当一部分领导人不懂经济，只凭自己的经验与好恶决策，受害的则是老百姓。据新闻媒体报道，海南省某县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要求农民将稻田改种芋头，造成耕地荒芜，农民颗粒无收；青海省某县实施所谓“富民工程”，投资200万元在某村兴建“名优”蔬菜基地，给菜农造成40万元的经济损失；内蒙古某乡政府以包种包销的合同方式在全乡推广优质高产的脱毒马铃薯，而农民只收成了乡政府承诺总量的1／10，这1／10也几乎烂掉，农民不但没有赚到钱，反而背了一身的债。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经济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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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重的经济决策问题是“三线建设”。
尤其严重的经济决策问题是三峡工程。
最严重的经济决策问题还不是造成重大浪费，而是制造巨大的国家灾难：“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和“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以及“毛泽东行宫建设”——大饥荒时期大兴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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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造成如此巨大的国家财富损失？惠铭生、黄铁苗、曹琤三位先生做了一些分析，颇有见地，但没有画龙点睛——没有点明问题之根本。
失误，做为个人，谁都难免。国家不同于个人，只要集思广议（注意，这里强调一个“议”字），充分发表不同意见，就一定能避免重大失误发生。无疑，只有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才能做到“集思广议”。是以，中共党国的经济决策常常出现重大失误，实质是制度之恶的生动反映和必然表现。
其实，中共党国上述种种巨大浪费，许许多多并非无意失误，而是权贵有意为之。举世皆知，中共党国每一项工程之中，都蕴藏着惊人的腐败。也就是说，每一项决策里面都参杂着不可告人的个人算计。像三峡工程，最大的推动力来自于李鹏，果不其然，三峡工程成了李鹏家族的提款机，巨量刮民财富源源不断地流进了这个龟儿子的私囊之中。——这就是所谓重大失误的制度邪恶的深层次原因：哪管国家洪水滔天，只管自家洪福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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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中共党国大撒币，这些钱是中国人民的血汗！
这就是中共党国财政——刮民财政——的第十三宗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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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中共党国对中国人民的剥削掠夺严酷至极！
一个国家执政党如此残忍剥削掠夺自己贫穷的国民，是可忍孰不可忍！
中共一贯大力宣扬爱国主义，如此暗无天日的国家，叫中国人民怎么爱？怎么能爱？怎么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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